秦朝的法定貨幣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黃金，一種是硬幣。

黃金是商業(yè)貨幣，主要在上層社會流通。硬幣是夏幣，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廣泛使用。

秦代的貨幣鑄造權(quán)由國家總攬，民間不得私鑄。作為貨幣的黃金及銅錢都有固定的外觀形態(tài)，黃金為餅狀，以“鎰”為單位（一鎰為二十兩）；銅錢為圓形方孔，一律使用“半兩”字樣，重如其文，也是半兩。

秦半兩

壹：劉邦時期放開鑄幣權(quán)

漢帝國建立之后，基本上承襲了秦朝的法律和制度，但在貨幣政策上，卻一改秦制。漢高祖劉邦放開了鑄幣權(quán)，頒布法令允許民間鑄錢。

允許民間鑄錢，換成現(xiàn)在說法，就是允許私人開印鈔廠，這一點太不可思議了！劉邦沒有多少文化，可能不懂得經(jīng)濟，但他的手下，諸如蕭何、陳平等人，可都有經(jīng)邦濟世之才啊，為什么不勸諫呢？劉邦可是善于聽取別人意見的??！

未見大臣勸諫，那只能說明，允許民間鑄錢是君臣商議后的決定，是出于對當時現(xiàn)實情況的無奈選擇。當時的現(xiàn)實情況是怎樣的呢？我們從經(jīng)濟和政治兩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經(jīng)濟方面。秦末連綿的戰(zhàn)爭，使絕大多數(shù)民眾處于極端貧困的狀態(tài)。貨幣流通量小，百姓購買力低下，秦代使用的下幣，一枚半兩的銅錢，在當時也成了高面額。史書就有記載：“秦錢重難用”。這就如同在二十年前的農(nóng)村，如果只有以“元”為單位的高面值紙幣，而沒有“角”、“分”等低面值紙幣，火柴、蠟燭等日用小商品就無法進行交易。

　　于是，政府只得允許民間鑄造適應(yīng)日常需求的貨幣了。

第二、政治方面。劉邦在楚漢戰(zhàn)爭中取得了勝利，建立起大一統(tǒng)的西漢王朝，國家進入了和平時期。但當時的異姓諸侯王似乎并不滿足于既得利益。憑什么出身卑微的劉季，可以不滿足于項羽的分封，發(fā)動戰(zhàn)爭并最終贏得戰(zhàn)爭，成為至高無上的漢高祖？劉邦對這些異姓諸侯也是一百個不放心，生怕他們聯(lián)合起來對抗自己。為了鞏固中央地位,不免需要向他們示好以維系相對穩(wěn)定的關(guān)系。實際上,這些諸侯王和功臣早已有私鑄貨幣之實,允許民間鑄錢更多的是對“諸侯王和功臣集團私鑄既成事實的無可奈何的認可”。

脫離國家的統(tǒng)一管控，私鑄的貨幣難免良莠不齊，通貨膨脹也就再所難免。

放開鑄幣權(quán)后，銅錢幣文仍為半兩,但此時的半兩己遠不能與秦代半兩相比擬。秦半兩重十二銖，而漢半兩的標準重量只有三銖，相當于秦半兩的四分之一。因其十分輕薄,似榆樹之莢,故而又稱莢錢。

為了逐利，許多銅錢的重量連三銖都不到，最輕的重不足半銖。貨幣面值虛增，必然會引起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秦始皇三十一年經(jīng)濟蕭條之時，一石米的價格不過六百錢；而漢初之時，一石米的價格上漲到五千錢，上漲了730%。

莢錢符合下層民眾的消費需求和購買力，在一定程度激發(fā)了經(jīng)濟活力，但它的弊端也顯而易見。享受到放開鑄幣權(quán)政策紅利的諸侯王和豪族更加富有，而飽受通脹之苦的普通百姓更加貧困，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標準半兩和莢錢

貳：呂后時期收回鑄幣權(quán)

呂后時期,經(jīng)過漢初十多年休養(yǎng)生息,社會經(jīng)濟已得到較大的恢復(fù)，百姓的購買力得到相應(yīng)提高。所以，呂后在稱制的第二年，開始推行八銖錢。八銖錢介于秦代半兩和榆莢半兩之間。呂后的這一政策，顯然是為了抑制貨幣貶值，進而達到平抑物價的目的。

不過呂后頒行八銖錢之時,似乎并沒有明令禁止鑄造此前的榆莢錢,兩種錢幣在市面上混用。結(jié)果當兩種法定貨幣同時流通時，造成了極為尷尬的“劣幣驅(qū)逐良幣”現(xiàn)象。八銖錢被貯藏了起來，甚至被改鑄成莢錢，導(dǎo)致市面上的八銖錢越來越少，最終退出了流通市場?？赡苷氰b于八銖錢政策的迅速失敗,呂后不得不采取新的幣制。

到了呂后六年，中央又開始推行五分錢。五分錢就是半兩的五分之一，即二點四銖，重量與榆莢錢相近。五分錢的推行，實際上也就是承認并恢復(fù)榆莢錢的使用。

與劉邦時代不同的是，呂后頒布法令，禁止私鑄銅錢。這條禁令史書未載，但從其它的史料可以推測出來?！妒酚洝峭蹂袀鳌诽岬健靶⒒?、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wù)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边@里使用了“盜鑄錢”的表述方式，說明私人鑄幣行為不合法度,就再次印證了呂后時期禁止私鑄貨幣的現(xiàn)實。

關(guān)于呂后禁止盜鑄貨幣的禁令頒布的時間,隨著張家山漢簡的出土已非常明確，因為《二年律令》中就記載有當時對私鑄貨幣者和相關(guān)人員的具體刑罰，就足以證明盜鑄禁令的頒布時間始于呂后二年行八銖錢之時。

禁鑄令的頒布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這一探索的過程標志著國家對貨幣的控制正在逐步走向更高層面。

叁：漢文帝再次放開鑄幣權(quán)

文帝即位后,一改呂后時期的貨幣政策,恢復(fù)了高祖時期的放鑄舊制。

漢文帝五年（公元前 175 年），下令鑄造“四銖半兩”。此種半兩重如其文，且方圓得宜，薄厚均勻，是半兩錢最為成熟的形態(tài)。后來“四銖半兩”又被漢景帝全盤沿襲，故后人又將其稱為“文景四銖半兩”。

文景四銖半兩

與“四銖半兩”相伴而生的，是漢文帝再一次放開鑄幣權(quán)，允許民間私鑄。此政策甫一出臺，便引起了軒然大波，朝野之人，紛紛勸諫。遠在長沙的賈誼，亦上《諫鑄錢疏》一折。

他將私鑄的危害總結(jié)為三點：其一，將鑄幣權(quán)交于民間，誘導(dǎo)民眾鋌而走險，鑄造大量以巧法摻假的錢幣，無視法律威嚴。其二，郡縣不同，鑄法不同，錢幣難以規(guī)范，劣幣驅(qū)逐良幣，以致市肆混亂。其三，農(nóng)民不事農(nóng)桑，紛紛投身于將正常半兩私鑄成數(shù)個薄小半兩的取巧之事中，舍本逐末，國本動搖。

賈山更是言辭激烈地指出，允許民間私鑄會動搖至高無上的皇權(quán)。因為原本一個人想要獲得榮華富貴，必須通過為國立功、博取皇帝賞賜的途徑。而私人鑄錢就可以富貴，這樣實際上是共享了皇帝的一些權(quán)力，這對一個國家來說，是不可長久的。

但文帝未采納二賈的建議,只是實行了一些消極的補 救措施，如制發(fā)“祛碼錢”，用以稽核民間所鑄銅錢的重量；命令地方里正用“稱錢衡”檢驗市場流通鑄幣的重量。

　　漢文帝不顧群臣反對，執(zhí)意令民私鑄。此舉除了對功臣集團和諸侯王等權(quán)貴勢力的籠絡(luò)、安撫之外，更為重要的是為了“正名”，是一種典型的經(jīng)濟向政治的妥協(xié)。

文帝是眾大臣誅滅諸呂之后擁立即位的，從皇位延續(xù)上來看，實際上是從侄子手中得到的皇位。這個皇位雖然不是自己直接搶的，但既不是父死子即，也不是兄終弟及，總有那么一點明不正而言不順。文帝廢除了呂后禁止私鑄的法令，恢復(fù)漢高祖允許私鑄的舊制，就是表明他繼承的是高祖的基業(yè)，是對呂后的撥亂反正，這符合儒家的“正名”思想。

談到文帝的貨幣政策，我們不得不談?wù)撘粋€人，那就是文帝的寵臣鄧通。術(shù)士給鄧通算命，說他將來會貧困潦倒以致餓死。文帝不愿意看到鄧通有這樣的悲慘結(jié)局，就把蜀郡嚴道銅山賜給了鄧通，讓他自己鑄錢。

古往今來許多學(xué)者對文帝評價很高，唯獨對他寵幸鄧通，以至于賜給銅山這件事頗有微詞。當代部分學(xué)者細細研究后認為，文帝賜予鄧通銅山，其實是借他之手，與吳王劉濞打了一場貨幣戰(zhàn)。

當時，吳國有豐富的銅礦資源，吳王劉濞就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大肆鑄錢。他鑄造的銅錢純度高、重量足、紋飾精美，這種保值功能好的貨幣很受百姓喜愛，因之得以廣泛流通。在吳氏錢流通天下的同時，天下的鐵器、糧食等源源不斷流入?yún)菄?，使得吳國更加富庶、更加強大。這當然不是文帝及漢帝國中央愿意看到的。

文帝將嚴道銅山賜予鄧通，命他大量鑄造良幣，持續(xù)地投放民間，就是為了在經(jīng)濟上積累與吳抗衡的實力。從后來鄧氏錢通天下的記載來看，鄧通無疑非常出色地打贏了這場貨幣戰(zhàn)爭。

肆：景帝和武帝時期禁止民間私鑄

景帝即位后延續(xù)了文帝時期的貨幣政策,直至發(fā)生七國之亂才下令禁止民間私鑄貨幣,使西漢重新回歸于禁鑄時代。

但景帝的這一禁令還是有所保留的。這里禁止的僅僅是普通民間鑄錢，郡國還是可以繼續(xù)享受鑄錢特權(quán)的。因為七國之亂后，景帝也需要安撫沒有參與叛亂的諸侯王，以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

武帝時期,對貨幣政策的重大調(diào)整前后多達六次,在中國專制時代的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一、推行三銖錢制

武帝即位之初，便立刻著手推行新的貨幣政策，于建元元年“行三銖錢”。西漢前幾次貨幣改革中,無論貨幣法定重量為多少，都一律以“半兩”為幣面文字,從未實現(xiàn)過幣文和重量的相符。這一次的“三銖錢”，實現(xiàn)了貨幣面值與重量的統(tǒng)一。從這以后,銅錢的幣文和重量相符就成為貨幣發(fā)展的一個主流趨勢,極少有例外情況。

二、推行三分錢制

三銖錢的使用時間并不長,到了建元五年武帝便罷三銖錢，行三分錢?！薄靶腥皱X”，也就是說這種新錢的法定重量為半兩的三分之一，即四銖。三銖錢很快被罷廢的原因，是由于政令中規(guī)定三銖錢與文帝時的四銖半兩錢等價使用,于是又導(dǎo)致了盜鑄盛行。

從武帝推行三分錢開始,銅錢正面便有了一圈外郭,這是之前從來未有的新變化。外郭的出現(xiàn)，表明當時貨幣鑄造技術(shù)有了提高。有人認為外郭屬于一種防范機制，目的是為了防止盜鑄者磨取銅屑。

漢武帝三銖半兩

三、推行皮幣和白金三品

武帝元狩四年再次改行新幣制。此次幣制變革中最大的特點是貨幣品類較多，除了銅錢，還涉及到鹿皮和銀錫,是一種復(fù)雜繁瑣的貨幣體系。改革幣制的原因是為了緩解緊張的財政局面。

這一時期頻繁的軍事行動耗費了大量的財力，使國家財政遭遇了相當緊張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武帝與公卿商議，鑄造新的貨幣來抑制商人不斷膨脹的物質(zhì)財富，并取之為國所用。

皮幣是用鹿皮制作的貨幣，值四十萬，這實際上是一種虛值貨幣,因為鹿皮本身沒有這么高的價值。

白金是銀與錫的合金。所謂“三品”,就是將白金幣分為三個種類：第一種是圓形的，文飾為龍；第二種是方形的，文飾為馬；第三種是橢圓形的，文飾為龜。

與皮幣一樣,國家也是要利用白金三品向富商大賈進行交換，借機聚斂錢財。這三種白金幣的重量分別為八兩、六兩和四兩,但所值的錢數(shù)卻為三千、五百和三百，重量和價值極不相稱，而且白金中銀和錫的比例也沒有詳細規(guī)定。

然而,這也帶來了嚴重的盜鑄問題。盜鑄者如果將第三品的橢圓形龜紋幣改鑄為第一品的圓形龍紋幣的話，就會使其所值的錢數(shù)猛增至原來的五倍之多。雖然武帝嚴格規(guī)定“盜鑄諸金錢罪皆死”，可重利之下還是會有人冒險以身試法，最終由于市面上的白金三品被盜鑄的太多,其中的含銀量可能己經(jīng)變得極低,以至于“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钡搅舜蠹s元鼎二年,“白金終廢不行。”

四、推行郡國五銖錢制

元狩五年開始推行五銖錢，這是五銖錢第一次出現(xiàn)。五銖錢除了幣文和重量皆為“五銖”之外，更在正反兩面都鑄有出郭,意在防止有人磨取銅料。自從這種五銖之后,兩面出郭成為歷代鑄幣時的定制。

五、推行赤仄五銖錢制

赤仄五銖錢從元鼎二年開始推行?！俺嘭啤敝傅氖清X幣周郭為赤色，極有可能采用紫銅進行鑄造,與以往的錢幣外觀大有不同。武帝強制規(guī)定繳納賦稅和官方使用貨幣必須采用赤仄五銖錢，違者會受到嚴厲處罰。這就賦予了赤仄錢很高的法定地位，有力地保障了它的流通范圍。此外,赤仄五銖錢的鑄造地為京師，即首次明確了該種貨幣鑄造權(quán)歸屬中央，這是以往貨幣改制中從未有的大事。中央之前雖然曾經(jīng)屢次強調(diào)過不得私鑄錢幣，但都是針對普通官吏和百姓而言，郡國始終保有鑄幣特權(quán)不變。

因此,“京師鑄赤仄”是一種隱性剝奪郡國鑄幣權(quán)的手段。通過赤仄錢的推行，即便郡國的鑄幣權(quán)尚未被正式收回，但鑄幣權(quán)之實己開始趨于向中央統(tǒng)一了。

在新幣與舊幣的兌換比率上，一枚赤仄錢相當于五枚普通五銖錢。此舉原本意欲擴大國家財政收入，但是極易引發(fā)新的投機行為，后來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赤仄五銖錢

六、推行三官五銖錢制

赤仄錢的推行效果依舊不甚理想，新一輪貨幣改革又將推行。元鼎四年“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p>

從措施來看,這一次幣制改革是極為徹底的,一改西漢建立以來郡國鑄錢之風,將全部鑄錢事項都歸集到中央控制之下。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項基本內(nèi)容：

第一，收回郡國鑄幣權(quán)，一律由國家統(tǒng)一鑄造。這就從經(jīng)濟上抑制了諸侯王國勢力的發(fā)展，使其不具備抗衡中央的條件。

第二,以上林三官為法定鑄錢機構(gòu)。上林三官為鐘官、技巧、辨銅三令丞。鐘官負責鑄造，技巧負責刻范，辨銅負責原材料。

第三,銷毀郡國所鑄錢幣,以供三官鑄錢。從法律上徹底廢止郡國貨幣的流通,并把其作為三官鑄錢的原料。

三官五銖錢

五銖錢的推行，結(jié)束了西漢前期更迭無序的混亂幣制，開創(chuàng)了后世錢制的典范。五銖錢的重量規(guī)格、幣面文字、鑄造工藝和中央政府獨攬鑄錢大權(quán)的做法一直沿用七百余年，在中國歷史上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