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南京大屠殺81周年紀念日，也是第五個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國家追悼日。

81年前那場驚天的暴行，奪取了數(shù)十萬人的生命，也給我們留下了難以愈合的文化創(chuàng)傷，每年的今天我們都會告誡自己、告誡國人：“不要忘卻”。

不過對于今天來說，最難解的問題也許不是要不要記住，而是如何記住。很多人對于“南京大屠殺”的記憶，也許只停留于歷史書上只言片語的介紹和對日本強烈的仇恨。2016年上海慰安所舊址拆遷引發(fā)爭議，相當一部分人將“慰安所”“慰安婦”等同于“國家恥辱”。這不僅是“歷史”和“教育”的問題，也是一個“記憶”的問題，事實證明，我們對于南京大屠殺的集體記憶，有延續(xù)、也有斷裂。

二十世紀深重的災難，讓“記憶”成為人們研究的對象。在2017年12月出版的《記憶的紋理：媒介、創(chuàng)傷與南京大屠殺》中，傳播學學者李紅濤與黃順銘揭示國家權力、地方記憶社群、大眾傳媒如何合力塑造出南京大屠殺在當代中國的集體記憶。社會共同體并沒有一個共同的大腦，集體記憶只是一種隱喻，而這種隱喻擁有相當沉重的分量。

今天書評君節(jié)選了書中部分內容推薦給大家，希望能夠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引發(fā)大家更多的思考。我們對于南京大屠殺復雜而多面的記憶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追溯記憶形成的過程，也許能更好地幫我們理解歷史、理解我們本身。

人類到底應該記住什么？要言之，人類應該記住根本之惡（radical evil）和反人類罪行，包括奴役、驅逐平民和大規(guī)模滅絕……所謂根本之惡，就是那些足以動搖道德根基的行徑。——阿維夏伊·瑪格利特，《記憶的倫理》

為了永不忘卻的紀念

2016 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慘案七十九周年紀念日，也是第三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即“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也稱“江東門紀念館”）在國家公祭日到來之際，舉行了“死難者遺屬家庭祭告活動”。國家公祭日當天，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舉辦莊重的公祭儀式，鳴響防空警報，放飛和平鴿，舉行世界和平法會以及燭光祭。

然而，這種莊重的紀念氛圍中也出現(xiàn)一些刺耳的“不和諧音”。譬如，2016年12 月17 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播出的《一座慰安所的去與留》報道了上海“海乃家”慰安所舊址的拆遷爭議。面對鏡頭，包括當?shù)匚奈镞z址史料館館長、社區(qū)居民和高中生在內的一些受訪者將“慰安所”等同于“妓院”，將“慰安婦”等同于“妓女”，認為她們是“國家的恥辱”，而“慰安所”放在學校里無法產(chǎn)生積極的教育作用。

“不是很光彩的，還是不要特別了解比較好?！薄胍曅侣務{查《一座慰安所的去與留》采訪畫面

此番言論在社交媒體上備受批評。不少網(wǎng)友認為，這些人對二戰(zhàn)性奴役和性暴力的無知與曲解顯示出歷史教育的失敗。實際上，這不僅是“歷史”或“教育”的問題，也是一個“記憶”的問題。這個例子表明：集體記憶不僅有延續(xù)，也有斷裂；不僅有傳承，也有扭曲。

無論是制度化和常規(guī)性的紀念活動，還是這些扭曲歷史的言論，都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南京大屠殺這一創(chuàng)傷事件在當代的記憶景象，也映照出這一起八十年前的歷史事件進入當代公共生活的可能方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南京大屠殺是受害者壓抑的個體記憶，是地方記憶；而如今，它已上升為國家記憶，乃至世界記憶。

記憶的重量

南京大屠殺的當代記憶側面

2016 年11 月10 日前后，網(wǎng)民曝光美國某連鎖百貨商店出售的一款連帽衫背后印有南京大屠殺圖案，圖片上日軍士兵揮刀砍殺跪地的中國平民，這一事件在海外華裔中間和中國社交媒體上引發(fā)了強烈抗議和譴責。

引發(fā)爭議的連帽衫

但很快有人注意到，在這張取自電影《南京! 南京!》的劇照上方印有紅字“Why indifference?”( 為何漠不關心？)，圖中加害者與被害者的眼睛都被紅色色塊遮掩，而圖案右下角的西方女性則坐在長椅上背對殺戮場景。商場方和設計師亦指出，帽衫的設計意圖并非辱華，而是“反戰(zhàn)”和“反冷漠”。

圖案上方有“Why indifference”（為何漠不關心）字樣

但批評者仍然認為，南京大屠殺作為嚴肅的歷史事件不應該被如此呈現(xiàn)。例如，一位華裔在社交媒體上批評道——

“貴公司敢把屠殺印第安人的圖片印在T恤上然后寫上‘不要殺戮’來彌補嗎？貴公司敢印上白人奴役非裔的圖片然后寫上‘不要奴隸’來彌補嗎？”

很多批評者主張，無論設計意圖如何，將如此慘痛的畫面作為“時尚元素”印在代表流行文化的T 恤上，“用別人的血淚歷史來掙錢”，即顯示出對歷史事件和華人社群的不尊重。隨后，商場方和設計師道歉，產(chǎn)品下架。

拋卻事件背后的誤讀不論，這一事件凸顯出南京大屠殺再現(xiàn)的“邊界”或適當方式，正如一位批評者所言，

“如果是藝術設計作品，放在博物館、展覽館，我沒有意見，但是這樣隨意地穿著滿街走？完全不能接受！”

2016 年，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另一個熱點事件則牽涉教科書。5 月23 日，一篇題為“語文版教材替換40% 語文課文南京大屠殺等被撤”的報道迅速席卷社交媒體，引發(fā)潮水般的批評和指責。事實上，事件本身是個誤會，因為語文出版社并未將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刪除，而是換成了另外一篇課文。面對網(wǎng)絡上的批評聲浪，語文出版社當晚便在其官方網(wǎng)站發(fā)布如下聲明：

語文出版社語文教材

沒有撤掉南京大屠殺題材的課文

網(wǎng)上所傳我社九年義務教育修訂教材將南京大屠殺題材撤下之事，與事實嚴重不符，混淆視聽，特此嚴正聲明。

我社自2013年起，對2001 年審定通過的九年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進行了修訂。在修訂過程中，我們將溫書林的《南京大屠殺》一文換成張純如所寫的《南京大屠殺》一書節(jié)選，課文題目為《死里逃生》。更換的原因主要是張純如所寫《南京大屠殺》片段《死里逃生》，不僅寫了南京大屠殺的慘無人道，而且刻畫了一個普通中國婦女李秀英在日本鬼子慘無人道的暴行面前智勇雙全、勇敢反抗的事跡，感人至深，反映了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擊外來侵略的堅強決心和英勇無畏的精神。因此，我社教材中不存在將南京大屠殺題材撤掉的問題。

特此聲明。

語文出版社

2016 年5 月23 日

這段聲明值得全文引述，不僅因為它澄清了基本事實，更是因為聲明在解釋撤換理由時所調用的主導敘事。聲明強調之所以換掉課文，是因為新課文不僅寫了“南京大屠殺的慘無人道”，還刻畫了“勇敢反抗的事跡”。

然而，風波并未就此平息。在該社社長王旭明轉發(fā)聲明的微博下，有網(wǎng)友對新課文的標題“死里逃生”表示不滿。該微博最熱門的三條評論分別是：

“語文出版社變‘圣母廟’。以后鴉片戰(zhàn)爭改成《罌粟花開》，火燒圓明園叫《火火的宮殿》，‘七七’事變叫《盧溝橋畔的故事》。好美好和諧??！”（獲1227 個贊）

“請明確南京大屠殺?。　保ǐ@688個贊）

“南京大屠殺不可改名！”（獲681個贊）

這些評論或許很難稱得上理性思考，因為標題改動并不意味著南京大屠殺的改名，但其間流露出的強烈民族情緒卻折射出南京大屠殺在中國人心目中的意義。

5 月31 日，語文出版社決定保留《南京大屠殺》，而將《死里逃生》作為附文供學生比較閱讀，因為兩篇課文“一個著眼于面（指《南京大屠殺》），一個立足于點，從而讓學生更加全面而深刻地認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激發(fā)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懷，培養(yǎng)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

圍繞文化衫和語文教科書的爭議展現(xiàn)出南京大屠殺在當代的記憶狀況的某些側面。它們意味著爭議不僅會發(fā)生在“自我”和“他者”（“他者”：文化衫事件中的美國商家或更多情況下的日本政府或右翼勢力）之間，也會發(fā)生在自我內部；意味著南京大屠殺已經(jīng)變成神圣的民族/ 國家記憶的一部分，其神圣性表現(xiàn)在不可以被商業(yè)化，不可以更換成其他表述，等等。

歷史事件往往遵循著自然的記憶曲線，承載記憶的一代人逝去，活生生的記憶變成歷史，刻入紀念碑，繼而在公眾視野中淡去。但南京大屠殺的記憶軌跡有所不同，它曾在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受到國內和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雖然也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淡出公眾視野，但卻又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復興，深刻影響著當代中國人的家國意識與國際觀念。與個體記憶不同，社會共同體沒有一個共同的大腦，集體記憶只是一個隱喻，但這個隱喻卻具有巨大的“重量”。

記憶的曲線

從“歷史事件”到“情感記憶”

文化衫事件和教科書爭議就在說明，南京大屠殺并不是塵封在“死的歷史”中的往事，而是“活的歷史”中的當代事實。正如孫歌在二十一世紀初評論東史郎訴訟案時所說——

對于幾代中國人來說，南京大屠殺不僅僅意味著發(fā)生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那個慘絕人寰的具體歷史事件。它已經(jīng)構成中國人感情記憶中一個最突出的象征符號，象征著二戰(zhàn)中日本軍隊在中國國土上犯下的罪行，象征著中國人對至今不肯真正認罪的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右翼的憤怒，也象征著戰(zhàn)后五十余年中國人與日本人在感情創(chuàng)傷方面無法修復的鴻溝。

孫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日本東京都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博士，多年來從事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主體彌散的空間》《竹內好的悖論》《文學的位置》《我們?yōu)槭裁匆剸|亞》《亞洲意味著什么》《求錯集》。

從事件到記憶、符號和創(chuàng)傷的轉變，絕非能在一朝一夕中完成，也并非線性前進或累積的過程，而是充滿曲折和往復。它既關涉中日乃至其他國家（韓國、美國）之間“相互纏繞的歷史”，也與中國社會在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對抗戰(zhàn)進行言說的情境緊密相關。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需要透過孫歌提到的“事件”“感情記憶”“符號”“創(chuàng)傷”等關鍵詞，大致把握南京大屠殺在當代的記憶狀況。

首先，那個“歷史事件”是什么？在很多場合，這場浩劫經(jīng)常會以如下的方式被表述：

侵華日軍公然違反國際條約和人類基本道德準則，于1937 年12 月至1938 年1 月的六周內，在南京縱兵屠殺無辜，手段野蠻殘忍，且奸淫、掠奪、焚燒和破壞并舉……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達30 萬人以上。

1937 年12 月13 日，在中國犯下了無數(shù)滔天罪行的侵華日軍，開始在南京制造一場震驚世界的大屠殺，30 多萬同胞在長達六周的時間里慘遭殺戮。無論死亡人數(shù)，還是行兇手段，南京大屠殺都堪稱滅絕人性的反人類暴行，與奧斯威辛集中營納粹大屠殺一樣，成為法西斯帶給人類巨大災難的見證。

這兩段文字中都包含著基本的事實描述，包括暴行何時開始（12 月13 日）、持續(xù)多久（六周）、死難者數(shù)字（30多萬）等。事實之外也有“評價”或“界定”，例如第二段將南京大屠殺與奧斯維辛納粹大屠殺進行類比。但即便回到歷史事實，它們也具有顯著的“當代性”或“現(xiàn)在時態(tài)”成分。

以遇難者30多萬為例，以戰(zhàn)后的南京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判決書作為基礎，是一個存在于過去（1947 年宣判）的歷史事實，但其當代性表現(xiàn)在，其一，日本政府或右翼不時質疑這一數(shù)字“夸大”事實，而中國則不斷強調30多萬遇難者不容置疑。政治場域之外，爭議也存在于中外歷史研究者之間，乃至于民間，例如英文維基百科這樣的平臺上；其二，三十萬的意義不僅是暴行嚴重程度的指標，還負載著強烈的感情和根深蒂固的潛意識。對于中國人而言，“憑借著三十萬被害者這一數(shù)字，中國人在日本人中確認著朋友與敵人。（孫歌）”而對于某些日本人來說，“這個數(shù)值正是把南京大屠殺‘虛幻’化，進而把對中國的侵略架空化之絕好的事實材料……從而以‘歷史’之名合法地抹煞感情記憶，將整個事件非歷史化。（日本漢學家溝口熊三）”

其次，南京大屠殺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常常與其他日軍暴行并置，被視為一系列戰(zhàn)爭罪行中最突出的例證。這一點明顯地表現(xiàn)在國家公祭日的設定及其表述上。2014 年2 月27 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表決通過，將12 月13 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決議規(guī)定，“每年12 月13 日國家舉行公祭活動，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zhàn)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從決議中可見，國家公祭日以南京大屠殺為核心（日期和命名），同時延展到其他死難者。

2014年上線的國家公祭網(wǎng)具體列出了七類死難者作為悼念對象，包括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化學戰(zhàn)死難者、細菌戰(zhàn)死難者、勞工死難者、慰安婦死難者、三光作戰(zhàn)死難者、無差別轟炸死難者。其中除了南京大屠殺為具體的暴行事件外，其他均為一般意義上的類型性的日軍暴行。正如媒體在解釋為何公祭對象如此寬泛時所說，“南京大屠殺事件是侵華日軍滔天罪行中最典型的一例，但南京大屠殺不是全部”。這說明，一方面，南京大屠殺變成抗日戰(zhàn)爭乃至近代以來日軍暴行的代名詞；另一方面，南京大屠殺與抗戰(zhàn)敘事和近代史敘事緊密關聯(lián)，成為近代中國“受難- 復興”敘事的有機組成部分。

記憶的纏繞

記憶與地緣政治、國際關系相互糾纏

南京大屠殺作為當代中國人的感情記憶，并不完全是主動紀念的產(chǎn)物，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外部環(huán)境——特別是日本政府及右翼勢力的所作所為——的回應，而在特定政治外交議題中，南京大屠殺記憶也被調用以激起民族情緒或愛國主義情感。套用孫歌的表述，南京大屠殺記憶或紀念的強度，折射出中國人對日本右翼憤怒的程度和中日“感情創(chuàng)傷方面無法修復的鴻溝”之深度。

南京大屠殺史研究者朱成山認為，南京大屠殺發(fā)生以來，中國曾對這段歷史進行過三次固化——

第一次：1946—1948 年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和南京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南京審判）對日本戰(zhàn)犯的審判；

第二次：1982 年之后的“建館立碑編史”；

第三次：2014 年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設立；

這些節(jié)點上南京大屠殺的記憶／紀念圖景，不僅與國內政治文化情境緊密關聯(lián)，也與地緣政治和國際關系“相互糾纏”。

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在第一次固化和第二次固化之間，南京大屠殺在公眾視野中基本上處于湮沒無聞的狀態(tài)。其間的例外是1951 年和1960 年，彼時中國官方、媒體和民間以南京大屠殺為工具批判“美帝”，相關的控訴活動和媒體報道喚起了南京人民乃至全國民眾對南京大屠殺的記憶。但這種記憶是高度政治化的，它揭示出中、日、美相互纏繞的歷史／現(xiàn)實如何影響乃至“扭曲”集體記憶的樣貌。

1951 年初，在“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的背景之下，中國政府以美日簽訂《舊金山和約》為切入口，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反對美國重新武裝日本的抗議活動。《新華日報》開辟專欄“舊恨新仇”發(fā)表幸存者的血淚控訴，《人民日報》也刊登十余篇文章。當時的宣傳思路是“從控訴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暴行開始，聯(lián)系控訴美帝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惡，引導民眾逐步認識到‘美、蔣、日、特務是一家’”。

《舊金山和約》又稱《對日和平條約》，是同盟國與日本簽訂的和平條約。該條約中日本承認朝鮮獨立，放棄臺灣、澎湖、南沙群島等島嶼的權利。該條約簽訂后不久，時任政務部總理兼任外交部長的周恩來在1951年9月18日發(fā)表《關于美國及其仆從國家簽訂舊金山對日和約的聲明》：舊金山和約由于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準備、擬制和簽訂，中央人民政府認為是非法的、無效的，因而是絕對不能承認的。

而1982年拉開帷幕的“建館立碑編史”活動，其直接誘因是當年的日本“歷史教科書事件”。在事件的影響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于1985 年8 月15 日正式落成開放。受到日本廣島和平集會的啟發(fā)，1994 年12 月13 日，紀念館首次舉辦“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儀式”，鳴放防空警報、武警戰(zhàn)士敬獻花圈、放飛和平鴿。此后，按照“大小年”的模式，持續(xù)舉辦紀念活動。

二十年后國家公祭日的設立，其實是這一地方紀念活動的延伸和國家化。在提升公祭規(guī)格的前提下，國家公祭活動也繼承了鳴放防空警報、放飛和平鴿、舉辦燭光祭等儀式要素。而在對設立國家公祭日意義的闡發(f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日“相互纏繞”的歷史記憶之影響。例如，一篇媒體評論指出，“值此日本右翼勢力不斷抬頭、安倍政權的仇華傾向日益顯著之際，由全國人大以立法形式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正當其時。”

1982年的日本“歷史教科書事件”還直接推動了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的開展。1984年2 月至4 月，官方首次對幸存者和目擊者開展有組織的、大規(guī)模的調查，發(fā)現(xiàn)幸存者和目擊者1 756 人。與此同時，學界也展開系統(tǒng)的研究，成立專門研究機構，出版大量學術著作和史料集，其中張憲文主編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已陸續(xù)出版72 卷，收錄加害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約3000萬字資料。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是一套匯集有關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原始資料的多卷本叢書。該叢書由南京大學張憲文教授領銜主編，江蘇人民出版社和鳳凰出版社負責出版。從2005年開始,《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已陸續(xù)出版了55冊,總字數(shù)在2800萬字以上。

與學院派的歷史研究相比，公眾史學、大眾出版物和流行文化（影視劇和紀錄片）對集體記憶的影響或許更為直接或深遠。這方面的范例是張純如于1997 年出版的英文圖書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南京大屠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被遺忘的大浩劫》)，該書出版后即成為暢銷書，并被翻譯為中文、日文在內的多種語言，在二戰(zhàn)結束半個世紀后，讓南京大屠殺歷史重新進入國際（西方）社會的視野。

《南京大屠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被遺忘的大浩劫》，張純如 著，譚春霞 / 焦國林 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張純如（Iris Chang），1989年畢業(yè)于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獲新聞學學士學位。畢業(yè)后在芝加哥度過了短暫的記者生涯，之后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寫作碩士學位。作為美國著名的年輕歷史學家之一，張純如曾獲得眾多榮譽，包括麥克阿瑟基金會和平與國際合作項目獎、華裔美國人組織年度女性獎等。2004年11月9日，張純如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自己的轎車內開槍自殺。

20 世紀90 年代中后期，一批新近發(fā)掘或整理的證人證言和目擊者記錄出版，包括朱成山主編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言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拉貝日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章開沅主編的《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魏特琳日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和日本侵華老兵東史郎的《東史郎日記》（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等。這些出版物在閱讀公眾中產(chǎn)生了強烈的反響，甚至成為當年的文化熱點。

這些日記或證言普遍被知識界或新聞媒體視作南京大屠殺“鐵證”，而對“證據(jù)”的強調也暗含或明示出對日本右翼的反擊。例如，《拉貝日記》被《人民日報》稱為“日軍暴行又一鐵證”，《程瑞芳日記》（南京出版社，2016）封底以中、日、英三種語言指出該書是“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又一重要鐵證 ”，而《東史郎日記》的出版前言則強調，之所以出版日記全本，是出于“向世人全面、系統(tǒng)地展示南京大屠殺史料的需要……是進一步揭露侵華日軍暴行，回擊日本國內右翼勢力否定侵略戰(zhàn)爭歷史事實的需要”。不過，將這些混雜的“歷史書寫”在當代的情境下一律視為“鐵證”乃至反擊右翼的武器，或許會模糊它們之間的差別乃至曲解其意義。孫歌即曾對比《拉貝日記》和《東史郎日記》，指出前者“構成了南京大屠殺的有力證詞”，而后者的意義“絕對不是因為它提供了輕描淡寫的戰(zhàn)爭犯罪記錄，而是因為它提供了日本社會結構在戰(zhàn)爭狀態(tài)下的具體形態(tài)”。

2015 年10 月，南京大屠殺檔案入選聯(lián)合國“世界記憶”遺產(chǎn)名錄，申請期間日本政府的交涉和申請成功之后的反對，再次顯示出，日本侵華戰(zhàn)爭雖已在七十年前結束，但至今硝煙未散，而南京大屠殺的當代記憶就處在中日“相互纏繞”的歷史／現(xiàn)實旋渦當中。

文化創(chuàng)傷與集體認同

檢視集體記憶背后的文化力量

南京大屠殺的基本事實從一開始就廣為人知，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也不存在實質性的爭議。然而，至少在1937—1979 年這段時期，南京大屠殺卻根本沒有被當作一個重要的文化創(chuàng)傷。在徐曉宏和琳恩·斯皮爾曼看來，除了現(xiàn)實政治經(jīng)濟、社會心理以及意識形態(tài)等因素之外，有必要去檢視集體記憶背后的文化力量和機制。

南京大屠殺之所以從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之中消失，與當時盛行的進步主義敘事和強調“人民之間的友誼”的普遍化觀念不無關系。只有在進步主義敘事式微之后，我們才能全面地體認他者之痛，而南京大屠殺也才能在集體記憶中得以重新浮現(xiàn)。

實際上，南京大屠殺恰恰契合了由杰弗里·亞歷山大、羅恩·艾爾曼及其同事發(fā)展出的文化創(chuàng)傷理論的基本觀點。事件本身并不會導致集體創(chuàng)傷，創(chuàng)傷是社會中介過程的產(chǎn)物：“當集體成員認為他們遭遇了一個在他們的集體意識中留下不可磨滅印跡的、駭人聽聞的事件，并且這一事件從根本上無可挽回地改變他們未來的身份性質時，文化創(chuàng)傷就發(fā)生了”。

艾爾曼認為，有別于個體的心理或身體創(chuàng)傷，文化創(chuàng)傷意味著“身份認同與意義的劇烈沖擊，（就好像）社會結構上的一滴眼淚，對已經(jīng)形成凝聚力的群體產(chǎn)生影響”。

尼爾·斯梅爾塞對心理創(chuàng)傷和文化創(chuàng)傷加以區(qū)分，他將文化創(chuàng)傷界定為“侵入式的、壓倒性的事件，該事件被認為危害或擊垮了特定文化或整體性的文化的某些核心要素”。這里的“被認為”是非常關鍵的限定詞，因為特定事件或處境并不會自動或必然轉變?yōu)槲幕瘎?chuàng)傷。它必須被記住，其記憶必須被呈現(xiàn)為對群體文化或身份認同的威脅，此外，事件記憶必須帶有強烈的負面情感，例如憎惡、羞恥或愧疚。

換言之，只有當事件“被認為”對特定集體原有的意義模式或者默認的道德觀念造成了強烈的沖擊，它才有可能被轉換為創(chuàng)傷。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創(chuàng)傷并非生來如此，而是歷史性地造就的”。文化創(chuàng)傷喚起震驚和恐懼等感受，但這些感受并非來自事件本身，而是來自人們賦予它的“意義”。

文化創(chuàng)傷不是一種事物，而是一個文化過程，它既需要時間，也需要“中介化”和“再現(xiàn)”或“表征”。一旦文化創(chuàng)傷和歷史記憶確立起來，其創(chuàng)傷地位就需要不斷地維持并再生產(chǎn)。文化創(chuàng)傷由此進入不可避免的常規(guī)化過程，創(chuàng)傷中的“歷史教訓”隨之沉淀在紀念碑、博物館和歷史紀念物的收藏之中。經(jīng)由各種表征所中介的文化創(chuàng)傷過程，最終導向集體身份認同的革新和集體記憶的再造。

從媒體報道到社交媒體討論，從線下紀念到線上公祭，在記憶生成與維系的過程中，媒介扮演著重要角色。在阿斯特麗德·埃爾看來，記憶帶有天然的媒介性，“文化記憶不可能脫離媒介而存在。若無媒介在個體和集體這兩個層面所扮演的角色，文化記憶根本無從想象”。

可以寬恕，但不可以忘卻

Forgivable,but unforgettable

許すことはできても、忘れてはいけない——約翰·拉貝 語

以中、英、日三種語言

刻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

“可以寬恕，但不可以忘卻?！鼻秩A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這句標語如今仍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回響。80年前的那場大災難留下了延續(xù)至今的文化創(chuàng)傷，對于“南京大屠殺”、對于抗日戰(zhàn)爭、對于過去發(fā)生的種種刻入骨血的天災人禍，我們除了做到“不忘卻”之外，或許也要認識到該如何“不忘卻”。審視歷史，審視集體記憶，進而審視不斷變遷中的社會文化，記憶不僅是我們觸摸歷史的中介，它也成就了今天的我們。

作者：李紅濤 黃順銘

編輯：李永博；校對：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