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海豹

吳昌碩印章

欣賞完一方的印章，大部分人都會對其做出自己的評價。這是欣賞中的審美判斷。古人稱之為“印刷術(shù)”。指印章形式的完善。這是一個通用的等級標準，是根據(jù)一個印章從技法的運用到意境的實現(xiàn)的層次來確定的。比如周穎元的《殷碩》就提出了“易”、“神”、“妙”、“能”四品:

“法是出于我，而非出于法，且是得心應手，如飛天仙人，偶游下界，而矣銷；身體準備方法，錯綜復雜的變化，不能透露，如活潑，不可預測，神圣的產(chǎn)品也是:非法，奇怪，輝煌，書面，如萬華春谷，眼花繚亂，精彩的產(chǎn)品也是:走短，聚長，努力追逐古代的法律，自決的專家，如范金卓玉，每成一個好的裝置，也可以品嘗?！?/p>

這種“逸、靈、奇、能”的區(qū)分，取決于對印刷的掌握程度。印刷體現(xiàn)在以印刷的形式實現(xiàn)刻字和構(gòu)圖。因此，必須有一個框架系統(tǒng)來進行識別。周穎元的參照系是:

“文本中也有法律，印度也有法律；畫畫好，印刷也不錯。讓開，讓開。它婉轉(zhuǎn)氤氳，而繁則淘汰，簡則添加延續(xù)，無時無刻不起死回生。貫穿始末，沒有鑿痕。比如一個人充滿活力，構(gòu)圖也不錯。圓而凈，不懶，不局促，經(jīng)緯自有規(guī)律，如那些根植于心者，字法也。清雅，無藍，無鎖，無柔腳，如耳、眼、口、鼻、點繪?！?/p>

在這里，作者的判斷標準應該是具體的、有區(qū)別的。比如“點繪法”，它達到的標準只是“每個部門一個崗位”，已經(jīng)達到了“符合法律”的最低程度；“漢字”的標準是“一體心”。也就是說，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法”，而是“自己的法”；而更高層次的構(gòu)成已經(jīng)“像生命力一樣流遍全身”，看不到規(guī)律的痕跡。這就是“天生興趣”的層次。由此可見印章的好壞。

作為對印章的否定，周瑩元還提出了“印章三害”和“刀的六害”:

“窘三惡:聞不富，學無緣起，一害也；偏點畫，作成文字，兩害；商業(yè)區(qū)位，密度不均，三害?！?/p>

“刀的第六害:心與手尷尬，有形無意，一害也；轉(zhuǎn)運緊苦，天趣不流，二害也；因為簡單，所以顛倒，三惡也；沒有刀片，而且是專門干活的，四害也是；意骨雖附體，未煉，五反也；要么做要么做(應該做)，是從兩塊，六惡也。”

這個否定參考也很具體，方便對有缺陷的密封形式做出正確的判斷。相對而言，主觀因素少，客觀因素多，可操作性強。

此后，姚明的《印刷作品》將四品改為三品，去掉了“易”品，留下了“神、苗、能”三品。程遠“印品”提出排名，和周穎元的愿望大致相同。申曄《音探》提出“蒼、濁、元、金、陀”五大要領，提出“嫩、巧、滯、弱”四大病。事實上，《殷學·鄭源》提出了“七病八俗”、“五妙八要”，這也是一個正反參照系統(tǒng)。雖然不同家族提出的印章批評標準不同，但這種出入并不是根本不同。

其實“易”、“神”、“妙”、“能”都是來自于詩、書、畫的評價標準，都是在說一般的標準。批評者從什么立場批評，必然帶來標準的特殊性。還有。批評的標準隨著時代的變化和人們審美趣味的變化而變化，但不是一成不變的。

比如齊白石的審美標準就是印章的抒情性要爽朗，所以他提倡“縱橫傾你的天真，切成一個均勻的孩子”。在他眼里，太巧、太人工、太巧的印刷不好。所以，把批評的標準定得太高，其實是扼殺了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