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昆汀·塔倫蒂諾以前的一段視頻突然在中國網(wǎng)絡(luò)上流行起來。

是的，昆汀說中文:“牛X！”

我們先回顧一下:

有網(wǎng)友說昆汀從他的手勢可以看出，絕對是姜文教他說“牛X”！

昆汀和中國的淵源是什么？昆汀在拍攝《殺死比爾》時在中國留下了哪些故事？

別擔心，一切都得從24年前開始，昆廷來北京參加展覽交流...

第一卷北京圣丹斯

1995年10月，美國獨立電影一年一度的盛會圣丹斯電影節(jié)來到北京，進行放映和交流。

現(xiàn)在回想起來，當年美國挑選的八部電影幾乎都是美國獨立電影史上的經(jīng)典，比如科恩兄弟的巴頓·芬克、理查德·林克萊特的《都市浪人》和王贏的《喜福會》，但最著名的無疑是昆汀·塔倫蒂諾和他的《低俗小說》(譯作《昆汀·塔倫蒂諾》和《黑通緝令》)。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在21世紀劇院首次學習了低俗小說。他記得，在直播的交流環(huán)節(jié)中，昆汀在侃侃出現(xiàn)并說話，“滿口臟話”。

有觀眾問《低俗小說》的敘事結(jié)構(gòu)是否受到了《水滸傳》的影響(據(jù)作者說:其實觀眾的聯(lián)想很精彩很貼切)。昆廷不知所措，但他說他非常喜歡金庸云韻(顯然指的是他的作品的改編)。

更多有趣的事情發(fā)生在劇院外面。

電影節(jié)期間，一個周四，北京電影學院的四個大二學生剛剛看了21世紀劇院的電影。

迎面，我遇到了一個長相奇怪的年輕外國人。導演部的李虹(現(xiàn)在已經(jīng)拍了三部電影的導演)認出了這張臉，猶豫地嘀咕著“昆汀”。另一個路過的人明顯聽到了，他的表情說明她不認錯。然后，四個人跑回來說話。

李虹回憶說，因為一開始信息不發(fā)達，他們不知道昆汀和他的《低俗小說》來了北京，他們在21世紀劇院看了另一部電影。

同樣在場的程然(現(xiàn)作家、編劇)更爽快地承認，既沒聽說過昆汀的作品，也沒看過他的作品。還有“李虹英語很好，知道的也很多”，于是他走上前去打招呼。

程然記得昆汀自己也很驚訝。他無法想象為什么北京街頭會有人認識他(當時他在美國剛剛成名)。學生們解釋了他們作為“電影學生”的身份，互相問候后，他們同意下周一昆汀訪問北電時再見面。

星期一，昆廷赴約了。

導演系的學生找到一輛自行車，帶著他走遍了北京。第二天，大家伙帶著他，拿了一個黃色的“面”(90年代北京流行的黃色面包車出租)，來到一個同學在程楠租的平房吃喝，瞎說。

程然回憶說，十幾個窮學生并沒有用什么好東西招待他，但是大家的興致都極高。愛喝酒的昆汀喝了很多二鍋頭。

一屋子年輕電影人聊了一晚上。許多年后，李虹記不清她到底講了什么，但她說她一直記得的一件事是昆汀給想拍電影的大孩子的建議:“故事為王”。

昆廷沒有浪費一周的旅行。他還參觀了秦松的工作室，并會見了他最好的朋友姜文。

昆廷玩得很開心，甚至他的同齡人也受到了批評。紀錄片《庸俗電影》講述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美國獨立電影的崛起，記錄了女性導演和艾莉森·安德斯的記憶。

她說當時“昆汀覺得自己在中國應(yīng)該被當做明星對待，故意讓自己遠離其他幾個人?！?。

而在最后一天晚上，圣丹斯代表團去了人民大會堂參加晚宴。只有昆廷忙于爭取一些“大牌”和中國官員的席位，而其他董事只能尷尬地站在一邊，最后坐到了其他桌。

總之，昆汀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很匆忙，很充實。用當時北電導演部主任鄭教授在2002年昆汀電影《當代電影》專刊上的一句話來總結(jié)，就是“第一次來中國的外國人，恐怕都不會入鄉(xiāng)隨俗...突然明白為什么他拍的電影如此豐富多彩了?！?/p>

第二卷殺死中國制造的鈔票

1995年《四個房間》和1997年《杰基·布朗》的差評讓昆汀郁悶了很久，原本計劃的《無恥混蛋》擱淺了。

然而，拍一部功夫片的欲望終于讓香港武俠片和日本戟片的狂熱粉絲復活了。2002年開始制作《殺死比爾》。

起初，昆廷和電影制作人計劃在日本東京拍攝，但經(jīng)過成本核算后，成本太高，所以他們找到了另一個選擇:中國。最后東京的內(nèi)部都是在北京拍的，而外部有幾個是從東京拍的(除了美國、中國、日本，電影都是在墨西哥拍的)。

北京和東京的地理鄰近，袁和平袁家班的動作設(shè)計，北京電影廠從《獅子王爭霸》到《臥虎藏龍》的大量動作片制作經(jīng)驗，昆汀對北京的良好印象，都促成了這一點。

曾出演《太極俠》的胡琛當時是袁家班的成員，負責設(shè)計動作，還擔任過演員的武術(shù)教練和演員烏瑪·瑟曼的動作替身。

他還記得，高大的烏瑪“更死板”，“更精致”；昆廷最初計劃在電影中扮演武術(shù)大師白眉道士。有一次他訓練壓腿，他不停的罵人罵人。但作為導演，你必須以身作則。

最后，由于種種原因，戲沒有演好，但是昆汀瘦了很多。

張金展是中國電影界公認的第一位副導演。作品有《霸王別姬》、《臥虎藏龍》、《英雄》、《追風箏的人》等。在《殺死比爾》劇組中，他是中方第一副導演，負責主持中方合拍的所有工作，并現(xiàn)場表演。

他說《殺死比爾》是他這幾十年來做過的最幸福的時光，“完全是創(chuàng)作，不是體力勞動”。他說，昆汀“完全是個‘導演’”，而不是把70%的精力花在各種與導演無關(guān)的瑣事上。

工作室工作照，精英聚會:導演昆汀(蹲著)、武智袁和平(執(zhí)劍人)、武體

胡琛(前景黑)，女主演瑟曼(黃衣)，制片人班德(后排左二)，

中國副導演張金展(站在中間)和攝影師理查森(白頭發(fā))

工作室的節(jié)奏很放松，胡琛回憶道，甚至昆汀前一天晚上也玩得太多了，第二天他去工作室宣布他今天狀態(tài)不好，整個團隊放假一天。

張金展也證實《殺死比爾》完全按照好萊塢的制度，不加班，周末請假。因此，昆廷樂在其中。

本來在北京的行程是21天(工作日)，最后推遲到76天，加上休息日，差不多四個月。為什么要這么久？

2003年，當昆汀接受《名利場》雜志的獨家采訪時，他高興地解釋說:“時間表規(guī)定了三天的動作戲，他們做了八周...在香港和mainland China，他們(劇組)都說‘去他媽的檔期’，他甚至說‘他們的電影拍的這么沒完沒了’。

顯然，他是在推卸責任。眾所周知，香港電影人向來以超級高效著稱。真相不難想象，因為我從來沒有拍過動作片，所以一方面是檔期設(shè)計不合理，但更重要的是昆汀認為自己是電影米拉麥克斯的寵兒，所以不斷精益求精(最終電影成本從預(yù)算的3600萬美元飆升至5500萬美元，漲幅高達50%)。

而且，這恰恰給了他享受異國生活的機會。跟隨船員回到美國的胡琛回憶說，昆廷后來買了幾輛中國古董家具的汽車，外加許多光盤。

《男裝》雜志的一位編輯至今還記得，2002年的一個夏夜，他在一家夜店跳舞，突然被人撐在身后。他回頭一看，原來是個笨手笨腳的外國大家伙，仔細一看，“原來是那個流氓昆汀”——逛夜店是昆汀在北京的一大愛好。

2003年，他接受《花花公子》采訪，說他在中國很開心，稱贊北京的夜生活。他說，北京有五條酒吧街和德克薩斯州奧斯汀的第六大道一樣，他們的工作人員經(jīng)常在周六通宵狂歡，然后在周日睡一整天。

他甚至稱贊北京是“現(xiàn)在世界的狂歡之都”，因為它比吃迷幻藥更有樂趣。他還講述了自己第一次爬長城的生動故事:通宵狂歡?！坝袩熁穑袠逢?，我們還抽大麻...太棒了?！?。

中國第一副導演張金展在《殺死比爾1》中也扮演了一個日本黑幫

2002年夏天的北京電影廠是中國電影圈的一大樂事。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姜文等。一個接一個的來上課，和昆汀交換酒。

當時的韓三平書記高成勝，北影廠廠長，還記得昆汀愛吃火鍋，不怕辣，很開朗；而張金展卻被昆汀拖住，演了一個夸張的日本黑幫。

劇組集合了當時北京電影圈大部分一線幕后團隊，甚至來片場打雜幫忙，大部分都是北大清華的學生。胡琛說，甚至“陳云的孫女也來過”。

嚴格來說，這是自1987年斯皮爾伯格在上海拍攝《太陽帝國》以來，好萊塢制片第二次來到中國進行全面意義上的拍攝。中國的長期和深度參與，幾乎可以看作空前后。張金展和胡琛都肯定了當時的專業(yè)性和和諧性在此后的工作中從未有過。

胡琛(左)是女主角烏瑪·瑟曼(中)的主要動作，身體雙，眼睛銳利

觀眾很容易發(fā)現(xiàn)，格斗劇里“新娘”的體質(zhì)變化很大。

當時是中國電影行業(yè)的低谷期，但傳統(tǒng)的專業(yè)工作室制依然存在，員工的素質(zhì)和工作態(tài)度依然有著老廠國有的專業(yè)和諧的一面，與現(xiàn)在以“勞務(wù)輸出”為主要狀態(tài)的影視行業(yè)大相徑庭。

承接外包工作，賺取外匯是一回事，但更多的，確實有兩國電影人互相交朋友，共同創(chuàng)作的氛圍。

那時候正好是中美電影短暫的蜜月期。有中國隊特別是武陟參加的《黑客帝國》《查理的天使》《低語》《尖峰時刻》等好萊塢電影陸續(xù)問世，而《臥虎藏龍》《殺人比爾》等則陸續(xù)在北京電影廠制作。

然后哥亞公司引進投資和規(guī)范，出品了可可西里、功夫、天地英雄、天下無賊等多部合拍。

但隨著風云變幻和中國本土電影業(yè)的崛起，中美合拍一度停止，近幾年再度開拍時，變成了《敢死隊2》《鋼鐵俠3》這樣的炒作。

第三卷中國接收昆汀昆汀接收中國

郝建教授是中國第一位低俗小說翻譯家。他還多次在大學課堂和專業(yè)期刊上分析昆汀的作品。

他回憶說，當《低俗小說》剛剛在中國通過錄像帶傳播時，它很快就吸引了一群年輕的學者和電影學校的學生。

據(jù)說1995年以后，北電的學生作業(yè)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分段結(jié)構(gòu)和時間空交錯(當然這并不完全是昆汀的功勞，但Khiesz Lofsky和上海黎明也功不可沒)。

隨著中國電影粉絲文化的崛起(得益于音像盜版)，“低俗小說”的傳播更加廣泛，成為電影粉絲、文藝青年、小資的“必讀”，甚至是身份的標志。

在這種情況下，郝建在2002年寫了一篇文章，評論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作品也受到西方知識和教育程度較高的人的贊賞。在今天的中國，對“低俗小說”的理解也有這個意思:它剛剛成為白領(lǐng)的興趣，文化精英的身份證，某文化館的貴賓卡。但在對主導文化的趣味領(lǐng)域和思想認識上，昆廷確實是腐敗和頹廢的象征；叛逆不認真的代表甚至可以把自己的作品當成淫穢的教科書。”

其實類似的是周星馳在同期青年文化中的盛行。對于大部分中國粉絲(基本都是年輕人)來說，周星馳和昆汀的意思差不多，骨子里的叛逆和顛覆備受推崇。

而且不言而喻，在中國，昆汀和周星馳的反抗權(quán)威和秩序的反抗力量更加強化和絕對。

在海外，昆汀更多的是一個風格迥異、魅力十足的電影人，而在中國，他就像是一個精神導師和搖滾明星的結(jié)合體——他融合了大量主流和非主流電影及音樂的電影，我們不知道他的電影“寫”在哪里，但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厚顏無恥和笑話，很“酷，很牛逼”。

所以中國粉絲特意給他封了名頭:“痞子導演”，真的是實至名歸。

1995年10月12日，《北京青年報》文化版在北京圣丹斯電影節(jié)上做了一次演講

以及“低俗小說”(“黑人通緝令”)等電影

與同樣受到中國資深影迷崇拜的歐洲電影大師的代表作相比，昆汀的電影遠沒有那么厚重和深刻，但確實比一般的商業(yè)電影更加豐富和智慧，功能更加精彩。

特別重要的是，昆汀在電影技巧上有他獨特的造詣和杰出的藝術(shù)成就——結(jié)構(gòu)編排、敘事風格、鏡頭選擇、藝術(shù)布景、場景編排、剪輯編曲、音樂作曲(不然怎么能拿到金棕櫚？)。

因此，他在中國的粉絲(觀眾)遠遠超過褒曼、、塔可夫斯基，但注定無法與成龍、李連杰、周星馳、史泰龍施瓦辛格和他的偶像吳宇森相提并論。

《江歌》柏林首映式上，昆汀身著唐裝，面對鏡頭，總是擺著功夫。而他與中國的緣分更多的體現(xiàn)在他作為香港電影超級粉絲的地位上。

類似于法國新浪潮中年輕影評人晉升為導演，眾所周知昆汀從一個視頻租賃店店員到一代著名導演。

不管是爛片還是名片的冷片，他看了無數(shù)部，然后開啟了當州長的第二個脈搏——他從一開始就宣稱自己的創(chuàng)作是從各種電影里偷來抄襲的(而且，“根本不是他媽的致敬”)。

老好萊塢B片和香港片(對于美國人來說，幾乎所有的香港片都是B片)構(gòu)成了昆汀電影創(chuàng)作的基礎(chǔ)。

蕭伯納的武俠片，吳宇森的英雄片，林嶺東的監(jiān)獄片，成龍的動作喜劇片，還有“東方歌王”王家衛(wèi)，都算賈茹甄，愛得要死。香港電影的風格、鏡動、節(jié)奏、造型都在他的電影中重現(xiàn)。

《殺死比爾》被他定性為“香港功夫片”，于是在片頭加了肖公司的logo。

《英雄》在美國上映，打著“昆汀·塔倫蒂諾制造”的旗幟

長期以來，他稱贊和發(fā)行香港電影，稱其為香港電影的熱心推廣者。比如“重慶森林”和“英雄”在美國以“佛羅倫薩制造”的名義發(fā)行。

2011年，一位法國電影人還拍了一部紀錄片:《佛羅倫薩，香港的弟子》。就像馬丁·斯科塞斯珍惜經(jīng)典的好萊塢和意大利電影一樣，昆汀，馬丁的放大版，對香港電影的尊重和關(guān)心遠遠超過我們當?shù)氐膹臉I(yè)者和粉絲。

昆汀對中國完全是“治外法權(quán)”，從未進入中國主流視野。

但縱觀歐美電影界，除了英年早逝的獨一無二的紀錄片大師伊文斯，甚至還有被邀請來中國拍片的，比如安東尼奧尼、貝爾托盧奇等。，再也找不到像他這樣與中國有著密切聯(lián)系，理解并熱愛中國電影，創(chuàng)作充滿中國文化(雖然是亞文化)的導演了。

他真的很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