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長沙的廉租房——第一個平民住宅。

“樹長不到天上，房價也長不到天上！”如今的高房價讓很多大都市的白領都覺得“買房難”。早年有人呼吁大家不要買房，租房更省錢。其實早在民國時期，“買不起房”就成了很多人的噩夢。最夸張的是，在民國，不僅買不到房子，連房子都租不到。就算有錢，也不一定能找到房子租。

長沙大部分人都是租房者

有個房東收押金不收房租

民國時期的長沙人，除了那些非富即貴的人，很少有自己的房產(chǎn)。大多數(shù)市民住在租來的房子里。對于一個二線省會城市來說，居住是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因為人口密集，房租高。據(jù)當時的統(tǒng)計，1933年3月，長沙市公安局調查了63957戶，就這么多戶。難怪房租極其昂貴。

根據(jù)1934年1月出版的《長沙城市指南》，根據(jù)1933年3月的調查，長沙人口已達385，545人。就普通小家庭而言，每個月入20元，租兩個小房子需要5元。6塊錢買米買石，還是不如。另外普通娛樂也是10塊錢必須的，服裝不包括在內。鄒，主編，不僅覺得省城不好住。

當時長沙有房子出租的時候，一般都是在紅紙上寫“出租的房子”兩個字，標明房間的位置和數(shù)量，貼在大街上。租客通常還會注明“真三無租客”字樣，意思是租客沒有店鋪安全或者家庭背景不清楚，或者是租酒店的不肯租。

想租房的人，遇到新房竣工，或者看到租房廣告，可以直接聯(lián)系業(yè)主，當面協(xié)商租金和押金的數(shù)額。普通租金與房子的大小和位置成正比。一般東北租金比較便宜，西南租金比較高。至于押金，是作為保證金，防止不交房租，房租退了會全額退還。民國時期沒有統(tǒng)一的房租押金標準，普通押金是月租的十倍以上。一些房東愿意減少租金，增加押金，以解決迫切的需求。甚至更多的租金根本不收，如果押金是專門收的，會收一大筆押金，用于其他的急用。

根據(jù)長沙市指南，民國時期的租房程序和今天沒有什么不同:一般承租人和房主商定房租和押金后，交一定的押金，三天內有效，逾期房主沒收押金。如果能如期入住，需要還清房貸，簽訂“租賃協(xié)議”。這個“租賃協(xié)議”相當于一個租賃合同，只不過當時只訂立了一個租賃協(xié)議，交給業(yè)主保存，然后在租約撤銷時交還給租客銷毀。租客也可以將其中一部分轉租出去，自己作為二房東收取租金。

當時，許多出租給外界的吉祥房屋成為后來的文化景點。最著名的是毛澤東和楊開慧在清水塘的故居。據(jù)了解，這套房子是的朋友易從一家洋貨店老板那里租的。正式入住是在1921年夏秋之交。當時，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的租金已經(jīng)開始上漲。這個房子的租金是每個月7元，然后一月份是7元。

愛租房的大咖

買房不缺錢，只是押韻租房的味道

但民國時期，人們不是買房，只是租房，也不完全是經(jīng)濟原因。也有很多高收入的大咖足以滿足買房首付，也習慣了租房。

魯迅兩次結婚都沒有買房。他只在1919年五四前后買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或者說是和哥哥周作人合資買的。目的是讓他媽媽和嫂子搬進來，一大家子住在一起。魯迅前幾年住在哪里？答案是:租房。

90年前，魯迅在北京西城轉塔胡同61號院租了一套房子。那是個黑社會，他租了三個正房，兩個東房。他和母親住在第一個房間，而他的女仆和廚師住在東屋，而房東一家反而住在西翼。當時魯迅在教育部月薪300元，收入遠遠超過大多數(shù)北京居民和他的房東。

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是魯迅租的，而郭沫若、梁實秋曾經(jīng)在上海的亭臺樓閣里租過。郭沫若帶著妻子，和石庫門的其他住戶共用一個廚房和一個水龍頭。他的父母很矮，鍋碗瓢盆叮當作響，讓他頭疼。擁擠的亭子間建筑采光差，隔音差，環(huán)境差，生活嘈雜，讓不能安靜寫作的郭沫若感到可怕。

也是租客，梁實秋的亭臺樓閣有趣多了:“廚房殺雞，無論躲在哪里，都能聽到雞叫，廚房煮魚，聞魚，廚房生火，都能看到一縷縷炊煙從地板縫隙里升起……”

不乏“有錢任性”的，比如租別墅的徐志摩、陸小曼。他們婚后定居上海，一直租房。當時徐志摩在三所大學任教，月薪高達600塊大洋。攢了幾年，他可以付一筆花園洋房的首付，但就是不攢。在上海租別墅，請女傭，打電話聚會，開派對，但從來不買房，也符合他們及時行樂的氣質。

民國時期的住房短缺

有錢就租不到房子

既然租房可以解決基本生活和享受等各種問題，那不買房一直當房客不好嗎？但沒那么簡單。房子總是供不應求，就算有錢也未必能租到。

民國時期專門從事房地產(chǎn)研究的專欄作家李開洲曾經(jīng)做過研究:中國歷史上至少有四個時期，包括中唐、南宋初、民國。在這些歷史時期，超過一半的城市居民沒有自己的房子。他們買不起房子，甚至租不起。即使他們能負擔得起，他們也可能租不起，因為空多余的房子太少，不能滿足每個人的需求。這四個時期，民國時期的住房短缺最為明顯。

戰(zhàn)爭一直是住房問題的一個重要來源。從1911年到1934年，發(fā)生了700多次內戰(zhàn)。不僅和平生活的愿望無法實現(xiàn)，損壞的房屋也無法計數(shù)。

李開洲曾經(jīng)說過民國這樣一段話:小明半夜走著，聽到地上有呼救聲。仔細一看，原來有人掉進下水道了。小明說:“別慌，我可以救你，但你必須回答我?guī)讉€問題。”打電話的人一再承諾。小明問:“你買房了嗎？”打電話的人說沒有，小明又問:“你租房了嗎？”他點點頭?！班牛旄嬖V我地址！”于是那人老老實實報了他租的房子的街道名和門牌號。小明喜出望外，沒有救人。他跑了，一直跑到那人租房的地方，敲了敲二房東的門，氣喘吁吁地說:“你有一個房客，掉進溝里了，估計明天就要死了。請把他的房子租給我！”二房東笑笑:“你來晚了一步。把他推進下水道的那位先生剛剛和我簽了租約?！?/p>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可笑的笑話，但并不完全是胡說八道。1945年《西風》雜志第81期有這樣一段描述:“在重慶，找房子比找工作難。三個月能找到工作，三年找不到房子?！?947年6月漢口社會局準備的工作報告中也指出:“在武漢，人口多，房子少，房租高?，F(xiàn)在漢口租房不收法幣，從幾十銀元到一百多元不等。至少需要十個銀元。一般大眾負擔不起，因為收入太少。幾戶人家住一套房子，連幾個勞動者都拿不到，只好帶窩棚住?！?/p>

根據(jù)1952年出版的《武漢市住房基本情況》，在武漢，“普通勞動人民建不起正規(guī)的房子，租不起房子，就用廢柴和蘆葦席板在城市的空不毛之地建造大量窩棚。這些窩棚多分布在河灘沿線、防水堤內外、鐵路沿線、工廠倉庫營房學校附近、里巷路兩側。”

長沙呢？長沙人當然沒能擺脫這種住房短缺。1937年湖南官方統(tǒng)計顯示，1933年至1937年長沙人口增加13.2萬人，人口增加明顯擴大了住房需求。據(jù)官方統(tǒng)計，在過去的四年里，長沙新建了2392所房子。據(jù)保守估計，一家五口，新建房屋可容納2萬人左右，房屋絕對供給不足，導致部分黃金地段地價和租金持續(xù)上漲。

租戶游行中減租

房租占生活費三分之二

長沙、重慶、武漢只是當時中國城市的一個縮影。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由于住房短缺，住房需求極度膨脹，房價和房租上漲的現(xiàn)象更加嚴重。

1932年12月1日出版的《中央日報》用“突飛猛進”和“一日千里”來形容當時廣州房租的上漲:“只是最近五年，小家庭住一廳兩室就夠了，房租才十塊錢；也就是大樓一樓，月租也不到20元；如果只租一個房間，上個月只能租三元；如果一個月能交40到50元的房租，那就叫曲曲樓?，F(xiàn)在是小房間，月租89元；一廳兩室，最起碼不要二十塊錢做；不過，這還是指老平房。如果是新房的話，它的出租價還是高一倍。白鴿籠式洋樓，小一廳兩室，一個月需要20多元到30元，其他都可以看到。租價暴漲，也沒虧。因此，平民的生計受到了極大的打擊。房租好奇怪，占了總生活費的三分之二。長安不好住，今天可以給廣州。"

缺房高租的直接后果就是房屋租賃關系緊張，之前房主和房客的矛盾空加劇。從20世紀20年代到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上海、南京、北平、成都、武漢等城市的租戶相繼展開減租運動。其中，上海的減租運動最為轟轟烈烈，持續(xù)時間最長。

1934年6月17日《申報》報道了一篇由上海市減租運動委員會發(fā)起的題為《從今天起減租運動總動員》的文章:“本市的減租運動最近被唱成了浮云。根據(jù)目前的趨勢，減租問題已成為社會上最嚴重的問題之一...生活在上海的普通市民，除了少數(shù)房地產(chǎn)階層和資本家，都在為生存而掙扎，平均每天的生活費往往占房租的三成或五成...于是普通市民和商鋪無法繼續(xù)承受過高的租金，出現(xiàn)了減租的需求。減租游戲日益擴大?！?/p>

從這次“總動員”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城市生活中，房價已經(jīng)成為普通人無法承受的，租客群體在利益博弈中把矛頭指向了房東。此后，上海成立了佃農(nóng)聯(lián)合會，公開提出若干減租原則，組織游行示威，舉行減租運動周，選舉代表向中央政府和上海地方政府請愿等。后來很多租客通過這種方式達到了減租的目的。

1935年長沙廉租房

公務員不能租房子給你報真房

房價太高，買不起房。租房市場供不應求，房租太高，那么貧困居民該如何生活？你可能沒有想到的是，在民國時期，中國已經(jīng)有了“廉租房”的概念。

翻看民國時期的報紙，無論是在上海還是南京，在中國邊境，在租界，在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都是在寒冷的冬天開設“防寒棚”的做法，這是當時救濟窮人的措施之一，讓無家可歸的窮人住進去，暫時解除凍餓之苦。但是，“防寒”只是暫時的救濟，長期不能解決窮人的住房問題。因此，當局為符合條件的窮人建造了廉租房。但當時并沒有“廉租房”的稱謂，稱之為“平民住宅”和“勞動住宅”。

1934年，長沙市政府決定在瀏陽門貧民工藝場旁邊劃撥大面積土地，建設湖南第一個廉租房小區(qū)，即長沙第一個平民住宅。據(jù)當時的報紙報道，長沙第一個平民住宅的租金價格極其便宜，樓下的居民每月要交六毛錢，樓上要交五毛錢。在月租方面，有人評論說，一個月67美分，“以目前的生活費來說，根本不夠買一包煙。”

據(jù)統(tǒng)計，從1934年到1935年，長沙市政府共建了11個廉租房小區(qū)，每個小區(qū)的住房數(shù)量從700套不等，主要是樓房。建筑分為兩層，兩層在上層，兩層在下層，四個房間構成一個建筑。每棟房子前后都有一個小平房，前面的是廚房，后面的是廁所。

這樣又好又便宜的房子會不會引起大眾的哄搶？怎樣才能保證房子真的租給窮人？為此，政府決策者也想了很多辦法。

1935年，長沙市政府頒布《長沙市民用住宅租賃條例》，規(guī)定本市民用住宅月租金不得超過6分錢；房間里沒有衛(wèi)生間，大家共用公共廁所；廚房外面也有蓋，樓上住戶和樓下住戶每兩個人共用一個廚房。

什么樣的家庭有資格租民房？根據(jù)規(guī)定，需要滿足以下條件:

1.因政府拆遷失去房屋且尚未獲得補償且在長沙無其他住房的家庭；

2.有長沙戶口，在長沙生活，有正當職業(yè)，月收入不足15大洋的家庭。同時，應排除以下居民的申請資格:部分家庭成員在行政機關或事業(yè)單位工作；家庭存款、遺產(chǎn)和固定資產(chǎn)總額超過200大洋；有工作能力不謀生。這說明長沙廉租房嚴禁公務員租住。在民國長沙，符合上述條件的申請者不下2萬人，廉租房數(shù)量遠遠不夠。"這些要求由政府自行決定，并按照抽簽的方式確定."

當時，廉租房的管理方式和監(jiān)管方式也不同尋常。規(guī)定所有有足夠條件留下但沒有被列入名單的家庭都是“自愿觀察員”。一旦發(fā)現(xiàn)廉租房小區(qū)有人漲價轉租，可以舉報揭發(fā)。經(jīng)過核實后，政府會趕走轉租房子的家伙，讓第一個記者住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