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劇《清平樂》中，宋仁宗(王凱飾)鼓勵程度，任用賢能改革弊政。

熱播電視劇《清平樂》描繪了一個“太平盛世”的宋朝，百姓安康，商業(yè)繁榮。劇中的重頭戲，是以范仲淹為首的士大夫集團在仁宗慶歷年間所推動的改革。學過高中歷史的都知道這叫“慶歷新政”，裁冗官、整吏治，推行了一年有余。這期間朝堂濟濟多士，言路暢通，是連宋人自己都羨慕的一段好時光。

但另一方面，不論是宋朝當代人，還是后世史評家，都難以給出類似電視劇中的“盛世”評價，對宋朝的一些差評甚至廣為流傳。

朱熹說：“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朱熹同時代人蔡戡的看法也類似：“賦斂煩重，可謂數(shù)倍于古矣?！鼻宕鷮W者趙翼在比較宋朝與歷朝的賦稅負擔時，也說：“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于萬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而且他還專門在《廿二史札記》中列《南宋取民無藝》一節(jié)，論列南宋刻剝之法。

南宋“取民無藝”，那北宋呢？宋代跨越三百年，前后情況有很大不同，但有一點并沒有改變，便是宋政權維系的基礎是靠著皇帝與士大夫階層分享部分權力，優(yōu)待后者，以換得后者的支持。這便是趙翼所說的“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與此相結合的必然是“重文輕武”的“祖宗家法”。

那么，宋代到底是“大宋萬稅”的刻剝殆盡的時代，還是商業(yè)繁榮的“盛世”，哪種形象更加接近宋代的真實情況呢？

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難以在一篇小文中備述，但可以通過觀察宋朝的變法管窺一二。

范仲淹引領的吏治改革觸動了士大夫階層的利益，推行一年多之后沒能繼續(xù)深入。圖為《清平樂》劇照。 （資料圖/圖）

構想很美好，然而……

北宋兩次著名的變法，“慶歷新政”與“王安石變法”，經常引得后人聚訟紛紜。宋朝的官僚機構疊床架屋，人員臃腫，禁軍與廂軍也都有冗兵之弊，官員俸祿和兵餉的支出，成為宋政府無法承受的負擔，這個矛盾在仁宗時代便已經很突出。沂州的王倫之亂、京西路的張海之亂，是這一時期波及范圍很廣的兵變。

范仲淹引領的改革從整頓吏治入手，試圖去冗官、裁冗員。但是這種做法的阻力太大，士大夫階層——宋代最大的既得利益階層的反彈已經危及政權穩(wěn)定，于是仁宗叫停了改革。

王安石從另一個角度入手。既然無法動士大夫階層，那就增加國家的收入，以期達到重新分配收入來緩解社會矛盾的目的。王安石變法諸多措施，其本質都是擴大政府的收入來源，或者提高政府的收稅能力，同時調整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分配，達到對整個社會的控制力的增強。

但是問題在于，從技術手段上來說，一個權責不明晰的中世紀政府有可能會實現(xiàn)這樣的理想嗎？增加政府收入的各種措施會不會演變?yōu)樾乱惠喌呐c民爭利？實際上增加的收入是進入了政府預算還是進入了皇室的內庫？

一切要到新法中找答案。

青苗法是一種在青黃不接時政府貸款于佃民、豐收后再本息還款的新法，之前民間借貸的利息有時高達200%，政府降到40%-60%（從今天的標準來看依然是高利貸，但當時就是這樣的利率）。

從表面上看，政府打擊了豪強，扶持了中小農民。但是由于政府權力不受約束，地方官員和胥吏在青苗法的實施中演變?yōu)閺娭茢偱?，就算不缺錢的農民也要被迫向政府借錢，然后再本息還款。青苗法成為政府穩(wěn)賺不賠的生意。這樣就實質上對富人或中等收入者多征收了一種稅。

又如免役法。所謂的“役”，指的是政府的某些公共事業(yè)，如：運送官物、管理糧倉、督催賦稅、捕捉鄉(xiāng)間盜賊等，本來宋朝實行“差役法”?！安钜鄯ā币?guī)定，這些“役”都是人戶按戶等的高低輪流無償為政府服役。但是很多官戶是不需要服役的。這就造成了不平等。王安石的改革方向是，按照民戶的所有財產將其劃分為若干個等級，按照等級出錢，建立類似于政府公用事業(yè)基金，用這個基金再去雇用人力來完成這些公共事業(yè)。

這個看起來很美好的構想，其破口依然在于，如何管理這個基金？政府的管理如何受監(jiān)督？免役錢的攤派在一些地區(qū)很快又變成了政府斂財?shù)氖侄?。南宋薛季宣這樣評價扭曲之后的免役法“有役不免而錢之出也如故”，相當于政府又平白無故多收了一種稅。

王安石以天才的財政創(chuàng)意推行變法，但他似乎沒有理解人性的貪婪與欺善怕惡，在缺乏技術手段約束的情況下，變法最終失敗。圖為《清平樂》劇照。 （資料圖/圖）

“不曉事”的王安石

如果從緩解政府財政困難，增加政府收入的角度來看，那么王安石變法是部分成功的。

整個社會的財富通過地方政府的翻云覆雨手，源源不斷地被輸入到中央政府以及皇室金庫，神宗朝的財政狀況得到了極大的改善。王安石之后乃至南宋政權，已經無法擺脫新法誘人的“撈錢”能力，都沿用了很多新法的措施。在變法實行的初期，確實也起到了一定的調整階層收入的作用，比如青苗法和免役法對中下層有產者來說并不是壞事。

但是，如果從王安石提出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變法理念來看，變法就是徹底失敗了。

以現(xiàn)代的眼光來看，王安石的這個理念是典型的西方左派大政府理念，高稅收，大公共服務。這個理念包含的理想主義色彩特別吸引人，但是仔細一想，它無法解決一個歷史性的技術難題，即一個取得了“天下之財”的中世紀政府，如何能合理地用這些財富？即便在現(xiàn)代國家中，這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關系到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和監(jiān)督。在中央集權的中古中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中央政府收入的增長，只能轉移為有限的公共服務。更不用說導致的腐敗與奢靡，以及中央政府與皇室在財政上的模糊界限……

王安石自己心中也并沒有制約權力的想法，他把希望寄托于天子。他認為所有的財權都應該由天子所代表的中央政府把持。在王安石的設想中，宋朝政府應該轉型為一個對社會有著絕對控制力的“大政府”，天子處于運籌帷幄之中，既能有效地將社會財富掌握在政府手中，又能有效地將這些財富分配到各項公共事業(yè)中。但是，這樣的設想的一個重要前提，是這個掌握如此之大權力的政府，不會因此而扭曲。但結果可想而知，一旦碰到宋徽宗這樣自私揮霍的君主，他繼承了攫取社會財富的新法，掌握如此巨大的社會財富，最終的結果是巨額的浪費和整個社會的崩潰。

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就是三個字：“不曉事?！北M管王安石有天才的財政創(chuàng)意，這些創(chuàng)意千百年后已經運行于社會生活之中，但“不曉事”就是不懂人性的意思，沒有理解人性的貪婪與欺善怕惡，在缺乏技術手段的約束的情況下，就算本意是好的，其結果也會非?？膳隆?/p>

損害所有人利益的鹽業(yè)改革

歷史學者包偉民曾經使用“階層性集權”的概念來理解宋代地方政府的財政問題。他認為，中國傳統(tǒng)的中央集權政體結構，不僅造成中央政府獨占全國資源的局面，并且使得地方各級政權內部，每一層級都形成上級對下級資源的獨占，出現(xiàn)“階層性集權”現(xiàn)象。

也就是說，在法規(guī)許可范圍內，地方政權的大多數(shù)資源看起來也許被中央所控制，但大量法外操作現(xiàn)象的存在，使得每一級地方政權卻又可以將下一級資源盡可能地集中到自己手中。而資源的獨占，又必然造成上級部門對資源的浪費，以及下級部門的困窘。最終則必然由民眾來承擔所有的財政壓力。

以鹽這一關系到宋財政近三成收入的大宗商品為例。北宋中前期，很多地區(qū)的鹽業(yè)政策為“官搬官運法”。在這種體制之下，地方政府完全擠占了原來自由通商體系下鹽商的位置，將鹽商打壓為非法私鹽販，并利用手中的國家機器對海鹽生產者進行人身控制與強制低價收購，又將鹽貨運輸?shù)礁鱾€不產鹽州軍，高價賣出，以此獲得巨額利潤。賣鹽額度無法完成時，更有攤派強賣的舉動。各級胥吏的政治前途往往又和賣鹽額度的完成與否有關，于是更加變本加厲上下其手，克扣斤兩、摻雜泥沙、貶低折償物價的手段百出。

蔡京的鈔鹽法使得財政源源不斷流向中央，滿足了徽宗“豐亨豫大”的盛世幻景。然而卻導致地方政府失去鹽利，財政陷入窘境。圖為《清平樂》劇照。 （資料圖/圖）

盡管這種榷賣體制損害了鹽商、鹽民和食鹽消費者的利益，但對地方政府的財政確實大有幫助，地方州縣的用度也賴此解決。而且，對于一些市場發(fā)育還不完善的地區(qū)來說，政府賣鹽確實有助于鹽貨的到達——因為很多偏遠地區(qū)運輸成本的高昂使得鹽商很難有動力去販賣，地方政府的組織力量恰可在此時顯現(xiàn)。

但是“官搬官運法”只是讓鹽利進入了地方政府的口袋，中央政府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蔡京執(zhí)政后，作為王安石新法的繼承人，力推鹽法改革“鈔鹽法”，使此法成為此后一百多年宋廷的重要財源。

從本質上來看，鈔鹽法和官搬官銷法相比，政府將自己的一部分利益讓渡了出去，而將鹽利從地方政府收歸了中央。首先，政府認定了部分合法鹽商，這些合法鹽商通過現(xiàn)錢等方式向中央政府購買鹽鈔（相當于一種有價證券），憑此鹽鈔，到指定的海鹽生產地區(qū)取得鹽貨與鹽引（當然，這種交易是由當?shù)佧}場的主管部門的主導監(jiān)視下完成的）。再然后，鹽商憑鹽引到指定的地區(qū)販賣鹽貨。

通過這種方法，宋朝政府部分緩和了與鹽商之間的利益矛盾——將一部分鹽利讓渡了出去，并巧妙地擺脫了政府搬運與售賣鹽貨的行政成本——現(xiàn)在有著合法鹽貨的商人將自己承擔這些成本；再者，由于鹽鈔可以在市場上自由流通，通過鹽鈔，宋朝中央政府獲得了一種掌握鹽商經濟命脈與補救其它經濟漏洞的金融方法，發(fā)行各式各樣的鹽鈔，成為北宋后期政府攫取商人利益的一種手段，南宋后期的政府更是利用鹽鈔來控制通貨膨脹；最后，這一體系大大擴充了中央財政，本來在官搬官銷體系下歸于地方政府的鹽利，通過蔡京改革后的這一精妙系統(tǒng)，源源不斷地流向中央，滿足了徽宗“豐亨豫大”的盛世幻景。

然而，失去了鹽利，地方財政因此陷入了窘境。

鹽商希圖獲得最高的鹽利，不憚于鋌而走險販賣私鹽；鹽民冒著鹽場重重的鎮(zhèn)壓，開始私煎鹽貨并私下賣給鹽商；普通民眾則不得不承受層層官吏科賣的質劣價高的官鹽，但他們顯然更喜歡買質優(yōu)價廉的私鹽；同時，下級官吏則承擔著賣鹽額的考核與透漏私鹽的責任?？梢哉f，這種鹽業(yè)體制除了滿足各級財政的需求以及中央政府的揮霍，各種與鹽業(yè)相關的人群的切身利益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害，可謂公私俱困矣！

歐陽修有一首詩，反映了和鹽業(yè)有關的各種人群的無奈景象：

穴竈如蜂房，熬波銷海水。豈知戴白民，食淡有至死。物艱利愈厚，令出奸隨起。良民陷盜賊，峻法難禁止。問官得幾何，月課煩笞箠。

這首詩描寫了鹽民的辛勞（熬波銷海水）、普通民眾獲取鹽貨的不易（食淡有至死），豐厚的私販利潤令私鹽販鋌而走險（物艱利愈厚，令出奸隨起）以及下層官吏所面臨的催課困境（月課煩笞箠），可謂寫出了宋代榷鹽體制下的苦難眾生相。

北宋鹽業(yè)政策最終導致各種與鹽業(yè)相關人群的切身利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歐陽修曾在詩中反映這番無奈景象。圖為《清平樂》劇照。 （資料圖/圖）

“盛世”大結局與反思

南宋史學家李心傳就尖銳地指出：“今之天下，多有不可為之縣，而未有不可為之州；間有不可為之州，而未有不可為之漕?！币馑际钦f，縣市省（縣、州、漕）三級財政，一級比一級困難。而王安石變法之后花樣百出的斂財手段，正加劇了這種中央地方的不平衡，使財富加速向中央集中。

南宋靖康之難之后，國家長期處于戰(zhàn)時狀態(tài)，中央政府只會更加依賴于這樣的體制來聚攏財富以備戰(zhàn)，地方財政遂陷入了日趨一日的緊張，至南宋后期，所謂“州縣赤立”的情況比比皆是。直到南宋末年，中央財政也日趨窘迫，賈似道不得不推“公田法”改革，再次觸動士大夫階層的利益。失去士大夫階層的支持，宋政權很快在蒙古鐵蹄下滅亡了。

對于江南的士大夫、大地主來說，換蒙古人當皇帝，比賈似道當宰相時的公田法要好，在經濟上幾乎沒有什么損失，于是蒙古人在江南也就沒有遇到什么像樣的抵抗。

現(xiàn)在可以再回過頭來看宋朝是不是一個商業(yè)繁榮的“盛世”的問題。宋朝經濟發(fā)達，科技屢有突破，海外貿易額也非前代所能比，皇帝不因言殺人，由士大夫階層主導的文藝活動也非?；钴S。它成為一段被懷念甚至贊美的歷史時期，毫無問題。

但是每段歷史時期都有它無法擺脫的束縛與局限。以不苛責古人的態(tài)度來看的話，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想，經由蔡京等人的聚斂，實現(xiàn)了前半句，已經是一個前現(xiàn)代政府了不起的成就。至于后半句，如何讓天下之財，來供天下之費，也許不是那個時代所能突破的思想境界。

南方周末記者 王華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