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萬歷十五年》當年在電視上看到《大明王朝1566》，失魂落魄地上網(wǎng)搜索相關信息，可以看到很多人推薦這本書。(威廉莎士比亞，美國作家)。

那時年少，雖起過翻閱細讀的念頭，終是頑事較多，未曾真的一覽。

再見此書，卻是在前兩年《人民的名義》中高育良之手。高育良于《萬歷十五年》，祁同偉于《勝天半子》，前者雖不如后者般把《勝天半子》奉為圭臬，但看劇情也知高育良書記因《萬歷十五年》而結(jié)識高小風，從而人生走向另一條道路。于是，我又動了看書的念頭，至今年今時方得以行動。

大歷史觀

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在《萬歷十五年》的附錄里略微敘述了一些，由于篇幅有限，故只是大概闡釋其涵義。

黃老所言，由于自身跌宕起伏的人生經(jīng)歷，才越來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個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義，要在歷史上獲得，而歷史的規(guī)律性，有時在短時間尚不能看清，而須要在長時間內(nèi)大開眼界，才看得出來。

此處之大，不僅僅是大而全之體量大，更著眼于時間長河上的波瀾起伏。把一年或幾十幾百年的時光縮于一瞬，置于中華五千年的時間長河上，看河中或曲折回旋、或暗流涌動、或平波蜿蜒，觀歷史長河潮汐潮漲，關注其上的關鍵節(jié)點，摸到隱藏在王侯將相剪影下歷史的真正脈絡，就是我所理解的大歷史觀了。

如此觀察角度，便頗有一種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感覺，反而能更客觀地去看待一些歷史問題。我們將發(fā)現(xiàn)個人的矛盾與努力在此歷史背景中如滄海一粟，一個浪頭打過來便隨波而去。

恰如本書中提到的六人-萬歷、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不管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如何有益或者無益，對于當時的明朝社會，終沒起到太大的作用。我們更多地要去看時代的背景、集體的行動和智慧。

當然，《萬歷十五年》關于上述六人的描寫都很精彩，尤其是以前較少聽聞的首輔申時行，調(diào)理陰陽、平衡官場，說起“縫補”工作，可比嚴嵩做的好，是我心目中古代儒家弟子的文臣經(jīng)典形象。而張居正，在我的感官中卻近于霍光，是權臣而非文臣。

黃公寫書，擅長以小見大，寫經(jīng)典歷史人物而縱觀社會背景，再引申至歷史角度，回頭看人物和王朝的興衰。

比如首輔申時行，他身為張居正后后一任繼承者，充滿了偶然，又似乎是必然。前任張四維不到一年父親去世回家守孝，接著一病不起，排名在他前列的馬自強和呂調(diào)陽也相繼病死，資格最淺的他才得以上臺。

有個名人曾經(jīng)說過：“政治，就是比誰活得久”，申時行做到了。

時人評價他“蘊藉不立崖異”，對比一年前起居八座，縱橫睥睨的張居正，他似乎顯得太過溫和謙讓而又毫無作為，充當著朝堂的和事佬。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在政治風波中進退維谷，提出解呈十一次之多似乎庸碌平凡的首輔（相對于張居正），也有著自己異常的堅持。

那就是他身為儒家弟子所信奉的治世圭臬-仁，即是“道德”。幾十年如一日的經(jīng)筵-明朝皇帝的功課，屆時文武百官，翰林學士都要按照嚴格的禮儀到場，規(guī)矩繁瑣，且時長枯燥。

他一直在堅持舉行這令人厭惡的經(jīng)筵，因為這符合禮儀規(guī)程，是顯示皇帝神圣權威的方式。他也許不能像張居正一樣大刀破斧地去改革大明這個封建王朝，但他可以靠禮儀和道德去維護王朝不至于崩潰。

要真正了解黃的大歷史觀，需要去看他的另一本書-《歷史的主角: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此書以商周為開端，明清為結(jié)尾，融中華上下五千年為一卷，可謂深刻地體現(xiàn)了黃的大歷史觀。

道德和法律

在本書中，黃公多次提到明朝是由兩萬名文官和背后的士紳地主所掌握，而維系官僚集團內(nèi)部以及與兩萬萬農(nóng)民的規(guī)則不是法律而是道德。

這里我開始是有點不認同的。剛好近來我讀馬伯庸的《顯微鏡下的大明》，里面六個事件明朝法律的運用無處不在。且此六個事件是馬伯庸從故紙檔案里翻出，聚焦于一府一縣乃至一村，講述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真實政治生活。跟《萬歷十五年》的大歷史觀，王侯將相，一大一小，相映成趣，用來對比著看，別有一番滋味。

對比著《萬歷十五年》看了《顯微鏡下的大明》之后，我覺得黃公書中法律一說并非法條法規(guī)等實物，而是一種法律精神。誠然，明朝法律是不完善，但相較于當時的東亞文化圈乃至世界來說，都算的上一部較齊備的法律，尤其是其中關于民法和經(jīng)濟方面法律的范圍延伸。

說起來，中國的法制史一直以來都算的上先進，無論是在1975年底發(fā)現(xiàn)的湖北云夢縣睡虎地秦墓竹簡關于秦律的內(nèi)容，還是之后的唐律，大明律，除了在商業(yè)上的立法一直欠缺，法律制度體系都建立的比較完善。

然而在中國，一直以來道德是至高無上的，有漢一朝，為了社會道德而枉顧法律被舉為孝廉的名人還不少，譬如前些年的高利貸辱母殺人案，就有人以漢朝董黯為例，有興趣的可以去查查。法律雖有，然用之于人，天子可隨意決斷赦免，官員可欺上瞞下糊弄，法律便形同虛設。

所以，封建社會的法律，在于人治，而人治，在于儒家所宣揚的道德。法律既然不能約束官僚集團，而是因人道德問題和人君的喜好去懲處，它便失去了權威性。

故黃公說在明朝，道德高于法律和技術，因為法律不能適用掌管大明帝國的那群人，反倒是道德可以。而當時儒家所宣傳的道德，解決不了當時的社會問題，反倒禁錮住思想的萌發(fā)和社會的發(fā)展。

最后

唐太宗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p>

然而我觀史書，更喜歡看王侯將相建功立業(yè)，謀士重臣計策百出。某位偉人說過，與人斗，其樂無窮。那看人斗，其樂更無窮?？礋狒[，大概真是人類的天性?？赐辍度f歷十五年》，卻并未滿足我的天性，只能再去回味《大明》了。以《大明》佐《萬歷十五年》下飯，胃口大開，當可大快朵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