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而深刻的硬核財經(jīng)

斜宗論-第29號

教堂的財政收割機

作家：老大使

編輯：秋團長/戴經(jīng)理

公元758年，被安史之亂壓垮的唐肅宗政府為軍備采購做了一件大事：發(fā)行新幣。

唐肅宗李亨，正是《長安十二時辰》里易烊千璽寧肯拋棄熱依扎也要護的太子。作為長壽標兵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三子，李亨在馬嵬驛跟唐玄宗分道揚鑣之后，自行在寧夏靈武即位，此時大唐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爛攤子。只要能迅速結束安史之亂，黑貓還是白貓對他早就不再重要。

《長安十二時辰》里的太子李亨

擔任鹽鐵使兼度支郎中（財政部副部長+發(fā)改委主任）的第五琦率先參透了圣意，這位復姓“第五”的財政干部因對富國之法深有研究而頗受寵幸，晉升神速。很快，他主持發(fā)行了名為“乾元重寶”的法幣，這種銅錢質量輕面值大，與民間所持“開元通寶”的兌換比例是1:10。

次年，第五琦趁熱打鐵地鑄了一種“重輪乾元重寶”，后者重量比“乾元重寶”又重兩斤，但與舊幣的兌換比例也上調到了1:50。公元759年，貨幣政策效果顯著：史書記載，長安百姓紛紛因買不起糧食而餓死。有人煉銅來鑄假幣，數(shù)月內八百多個假幣生產(chǎn)者被當街打死。

乾元重寶

有人感嘆，亂世祭出財政重錘實屬無奈，要怪就怪安史之亂打破了盛世的祥和。然而，正如《長安十二時辰》揭示的那樣：帝制下從無黃金時代，后世文人用華章裝填的幻夢背后，是百姓的流離失所和野有餓殍，從武周濁世到開元盛世，庶民的命運其實并無不同。

禍根早在和平時期就已埋下。導致中國人口銳減五分之一的安史之亂之所以爆發(fā)，全賴玄宗朝在經(jīng)濟建設上的折騰：為了更快、更多、更好地促進財賦增長，朝廷增設了財政使職，重視起間接稅務，荒廢了組織建設，最終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將盛唐送進墳墓。

許多人不知道的是，杜甫的那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其實創(chuàng)作于安史之亂前，而非安史之亂后。

1. 積弊：開元存量告罄

中國古代的王朝興廢史，其實就是一部財政運轉史。一旦錢糧卡殼，國運便如秋后的螞蚱——蹦跶不了幾天了。安史之亂看似是個戰(zhàn)爭災難，實則可以套進公式：“所有的軍事問題，都是政治問題；所有的政治問題，都是財政問題；所有的財政問題，都是土地問題?！?/p>

玄宗朝是李唐由盛轉衰的開始，但嚴格意義上講，唐朝土地制度的崩壞確實和李隆基沒有直接關系，他在任內干的事，不過是在駝背上放草、在草垛旁縱火、在火堆里添柴。

李隆基沿著“父滅子、弟殺哥”的家族傳統(tǒng)上位，掃清了以姑姑太平公主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把父親睿宗李旦擱起來當太上皇，勵精圖治，內用賢相，外遣精兵，一直打到帕米爾高原，終于成就偉大盛世。直到晚年遇到亂臣賊子和外戚弄權，才耗盡王朝氣數(shù)。

《長安十二時辰》里老態(tài)龍鐘的李隆基

以上內容總結到位，但真正掀翻他胯下龍椅的，不是李林甫和楊玉環(huán)，而是以田賦制度為根基的舊體制的全面崩潰。

唐朝立國的土地制度叫均田制，與其相配的賦稅制度叫租庸調，由其支撐的兵役制度叫府兵制，三者均脫胎于鮮卑人的北朝。高宗李治駕崩后，武則天為了制衡忠于唐室的關隴集團，大肆提拔來自山東、江左的門閥后裔。這批“新貴”有著相同的愛好：利用制度漏洞，額外購置田產(chǎn)。

游牧民族那套意在為民制產(chǎn)、平均地權的舊制，無論在北魏、西魏還是大唐，都受制于交通訊息不便、基層組織簡單、統(tǒng)計成本高昂等因素，漏洞是一鉆一個準。即便權貴不舞弊，人事與技術造成的賬籍混亂也會令它自行崩潰。蛀蟲的貪婪，不過是加速了制度的崩塌。

公元705年，武則天被逼退位，但財政收入仍持續(xù)流向王公腰包?？此茖α⒌奈渲苡嗄鹾屠钐普罚跀控攲用嫫鋵嵤恰巴啡恕?。開元初年的主要矛盾，是愈發(fā)龐大的寄生階層與愈發(fā)減弱的生產(chǎn)階層之間的矛盾，進而導致稅基銳減、逃戶頻出、以及納稅機制混亂。

唐玄宗即位之初，必須解決上代遺留的歷史問題。作為天才弄權者的李隆基，自然清楚這道冤有頭、債有主的邏輯關系。事實上，他也的確開展過一段整治活動，縮減了一批財政撥款、罷免了一些編外人員、核查了一類虛假僧尼，贏得了朝堂之上真心實意的熱烈掌聲。

玄宗反腐的手腕雖然硬，但落馬者有一個顯著的共同點：都是武則天時代的受益者。而連篇累牘的歌功頌德文章，則出自跟著高祖打江山的老臣一脈?？惺筛拇T鼠，兩邊自然都有，但讓輔國良臣的后代把吞進去的吐出來，那實在是不能夠、不合適、不應該。

不忍對碩鼠開刀，就得拿韭菜問斬。心思縝密的李隆基思來想去，發(fā)覺財政的窟窿可以推給前朝，反正韋后和太平公主都已經(jīng)定過性了，自己不會是歷史的罪人。他要做的，是把大唐的疆土再向外推一點，重現(xiàn)太宗皇帝“天可汗”的光榮，自然能夠青史留名。

當玄宗把目光投向西域和東北，他發(fā)現(xiàn)還是得先解決錢的問題。

從“雖遠必誅”的高宗朝算起，軍費一直是大唐財政支出的最大頭，眼下一百年過去，均田制難以為繼，朝廷連官都快供不起了，哪兒有錢再供軍？何況此時的唐軍，正面臨著府兵轉向募兵的重大變革。

唐朝武士復原圖

府兵制創(chuàng)自西魏宇文泰，歷經(jīng)北周與隋。這種國家民兵制度在北朝民歌《木蘭辭》中有過生動的體現(xiàn)——“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是說花木蘭替父從軍的行頭、馬匹、口糧都要自己置備，因為她當?shù)氖歉?/p>

寓兵于民的設計，有益于國家將給養(yǎng)負擔直接轉移到民眾身上。但它有個前提，即高水平的軍事化與生產(chǎn)必須能協(xié)調，府兵只適應靈活機動的短期作戰(zhàn)，不適合曠日持久的戰(zhàn)略國防，一旦邊境需要常備軍，省錢的反倒會更費錢。

杜甫詩里也講，府兵抽調服役，白頭不得退伍，沒有休息（武皇開邊意未已）、封賞（蛋糕不夠分）、尊重（新興權貴使喚他們）和撫恤（缺錢加懶政）。府兵脫離家庭太久，既加重了家屬負擔，又加重了農(nóng)田荒蕪，進一步構成財政的壓力。

田賦制度崩壞后，玄宗干脆放開了作為試點項目的募兵制。開元二十五年（737），新兵制不再進行“下等民戶不配當兵”的政審，作為職業(yè)雇傭軍的募兵，只負責刀頭舐血、飲馬長城，一切費用均由國家包辦。

府兵制與募兵制

《長安十二時辰》里“十年西域兵、九年長安帥”的張小敬，就是開元年間應征的募兵。同期被編入唐軍的，不僅有“安西都護府第三十三折沖府第八團”的漢人，更多則是來自中亞、操著印歐語系的純種異族。這些人只認錢，錢沒給夠隨時掉轉槍口。

這種兩面人的典型代表，當屬祖國是烏茲別克斯坦的粟特人（Sogdian）——安祿山。

2. 改革：財政大臣的全盛時代

開元八年（720年），躊躇滿志的李隆基還不認識那個覬覦王座的胡人胖子，他只知道軍隊建設和基層管理都急需錢和糧，一場轟轟烈烈的經(jīng)濟改革勢在必行。

要改革，就得選拔人才。擺在李隆基面前可供挑選的唐朝官員，可以簡單地分成兩類：一類是李唐的關隴貴族，其中有根正苗紅的皇族宗室，也有北朝的權臣之后，簡稱“貴族派”；另一類是來自山東、江左的門閥士族，通過考試取得任官資格，簡稱“文學派”。

跟大眾認知相反的是，“貴族派”里并不都是尸位素餐的飯桶，反倒出過不少武能統(tǒng)兵、文亦科舉的人才，《長安十二時辰》的男二號李泌及左相李適之，都是如假包換的貴族。同樣“文學派”也并非是寒門出身，而是來自于九品中正制哺養(yǎng)了數(shù)世紀之久的名門望族。

兩撥人都怎么選？這就好比有兩個美女，一個背景強，一個學歷高，你問一個男人，選哪個？當然是頸以下腰以上脂肪含量高的那個。

玄宗希望建立一個財政體系健全、高效運轉的集權政府，促使地方租稅更多、更快地流向中央。換句話說，哪派更能幫他搞錢，他就重用哪派。姚崇、宋璟這些科舉入仕的文學派，相繼違背了他在斂財問題的規(guī)劃，為了不使改革原地踏步，皇帝果斷將權力交到了貴族派手中。

開元九年（721），再苦不能苦朝廷、再窮不能窮皇帝的現(xiàn)實剛需，促成了宇文融這位標志性的理財大臣趕上了歷史的行程。

宇文這個鮮卑復姓在今天已經(jīng)很少見了，而在當時的中國，一個人如果姓宇文，就相當于把“我爸是北朝皇族”幾個字刻在了臉上。宇文融上臺后，第一個提案就是解決逃戶問題，他規(guī)定逃戶如果自愿配合當?shù)貦C關進行人口登記，只須交納1500錢，便可免六年租庸調。

這一舉措共收攏八十余萬逃戶，收錢一百多萬貫，即便是對宇文融存在偏見的文獻，也承認當他再下基層慰問時，人民群眾對這位父母官的感恩之情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而為了避免改革中出現(xiàn)掣肘，他又增設了具有全國事務處置權的財政使職這一崗位。

宇文融推行的這種打破官僚程序的集權模式，客觀上確實遏制了流民現(xiàn)象，讓眾多佃農(nóng)重新獲得了土地。然而，由于他嚴重侵犯了文學派官員的權益（可見這幫士人吞了不少田畝與勞力），彈劾他的奏折堆得能把玄宗煩死?；谡翁斐拥男枰盥』T免了宇文融。

逃戶現(xiàn)象暫緩后，糧稅轉運成了改革的新重點。大唐開國的稅收制度租庸調，收的是糧食和布匹，不是錢，所以把那些收上來的東西運到中央，不僅是交通運輸?shù)男∝熑危P系到王公貴族的大福祉。

一個龐大的古代帝國，運輸問題是重中之重

唐太宗時期，由于政府組織原始，物質需求少，中央政府所在的關中地區(qū)不缺錢糧。但到了高宗朝和武周朝，西北戰(zhàn)事沒停過，官僚權貴又經(jīng)歷了無數(shù)輪“消費升級”，中央不得不頻繁地從長安搬到東都洛陽，離產(chǎn)糧區(qū)近點兒，來緩解愈發(fā)緊張的糧儲困難。

朝廷的每一次搬遷，對于沿途百姓都是毀滅性的。武則天登基后，干脆直接把都城定在洛陽，畢竟女人東西多，收拾搬家太麻煩。

而唐玄宗和貴族派都是西北土著，既不愿意折騰，又不可能在武周的沙家浜扎下來，解決糧食運輸問題迫在眉睫。開元十七年（729），先前被罷免的宇文融重回朝中，并向皇帝舉薦了有著神童之名的裴耀卿。玄宗最后一次臨幸洛陽前，終于欽定了這位多次上奏的貴族。

作為第二位唐朝財政改革旗手的裴耀卿，在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重啟了隋代的運河系統(tǒng)，以節(jié)級運輸、分段專營的方式改善了效率低下的漕運。毫無例外，以上工作都是通過新增設的官員崗位來完成的，裴耀卿在次年拜相，同時兼任“水陸轉運使”。

玄宗朝的使職層出不窮，除了廣受詬病的轉運使，還有勸農(nóng)使、租庸使、出納使、鑄錢使等等。這些握有處理全國或地方性事務大權的經(jīng)濟特使，不可避免地被糖衣炮彈攻陷。不過，也正是得益于這些前赴后繼的“興利之臣”，李家才迎來了屬于它的開元盛世。

如果說裴氏還算是技術型財經(jīng)專家，他兩位副手——蕭炅與韋堅——的政治野心就不止于此了，前者是權臣李林甫的親密戰(zhàn)友，后者則是《長安十二時辰》里的鐵桿太子黨。在韋堅的主持下，江南義倉的粟米被換成特供副食與奢侈品運往京師，還搞出過一場盛大的展銷會。

新政到后期，目標已經(jīng)產(chǎn)生質變，即由滿足國家和民眾的剛需，退步到滿足朝廷和官員的奢欲。財政官員依托間接稅務迅速升級了勾剝手段，除了對富戶開刀的韋堅，還有割韭無情的采訪使楊慎矜、為玄宗開辟小金庫的戶口使王鉷，以及身兼四十多個使職的楊國忠。

開元年間大力搞發(fā)展的經(jīng)濟改革，讓先富的人更富了起來，可以說是“成績斐然”。當然，玄宗看得到的好處，有人同樣看得到。

3. 遺患：權相養(yǎng)狼記

安祿山出生于武周長安三年（703），是粟特人與突厥人的混血，其父原是北突厥的一名粟特軍官，因在突厥王室的內亂中受牽連，于開元初帶著族人逃往中國。安祿山在東北的營州長大，成年后作為一名募兵去隴右道扛槍吃糧，和“安西鐵軍弩手”張小敬同批入的伍。

在安西都護府，相比于堅持原則的張小敬，會來事兒的安祿山引起了隴右節(jié)度使張守珪的注意，并成長為后者的得力干將。開元二十一年（733），安祿山隨張守珪調回幽州靖邊，因在與契丹、奚的作戰(zhàn)中能攻善守、作風頑強，逐漸成為軍中最拔尖的新星。

天寶二年（743），已擔任軍區(qū)司令的安祿山進京面圣，李隆基賜其為驃騎大將軍。而非首次出現(xiàn)在朝臣面前的安祿山，給人的印象類似《長安十二時辰》里扛著兩桿金瓜錘的崔器：這是一個簡單、不懂人情世故、直率且完全忠誠的軍人，沒有任何政治派系。

《長安十二時辰》里神還原歷史形象的右相李林甫

當時權傾朝野的一號人物是貴族出身的李林甫，其在行政管理和制度建設上極具天賦，不僅參與編撰了《唐六典》，促成了帝國兵制的改革，還解決了官僚機構與財政使職的協(xié)同問題。對這樣一位能吏，李隆基一面大加重用，一面扶植左相李適之，令他對前者形成牽制。

安祿山是李適之在幽州的老部下，理論上他該被右相視為釘子，然而，當李林甫在天寶五年（746）對李適之、韋堅、皇甫惟明等太子黨發(fā)動總清算時，安祿山不僅毫發(fā)無損，還已握有范陽和平盧兩軍區(qū)的財政權。這個“宋江臉方臘心”的胡人軍閥，是如何騙過李林甫的？

天寶三載（744），朝中發(fā)生了一件無人敢揭發(fā)的舞弊案：受寵的御史中丞之子張奭明明是《武狀元蘇乞兒》里“蘇察哈爾燦”式的文盲，但卻在吏部選官冊上名列第一。當年的吏部尚書正是李林甫，所以即便群議沸騰，卻沒人敢做出頭鳥。

當安祿山從一個幽州小官的口中得知此事后，第一時間向皇帝告了御狀。玄宗親自召集考生進行測試，張奭無恥地交了白卷。隨后，這對父子就像電影里的星爺和吳孟達一樣被轟走，兩位吏部侍郎也被貶官，李林甫雖然免受牽連，但卻無法阻擋此事淪為頭等笑料。

周星馳《武狀元蘇乞兒》劇照

按照一般人的邏輯，安祿山無疑心腹大患，但李林甫不是一般人，豐富的斗爭經(jīng)驗告訴他，這個粟特軍人蚍蜉撼樹的莽撞，恰恰證明了他不是李適之的馬仔。一個政治鐵律是：一次冒失的政治宣戰(zhàn)，最容易被倒打一耙，而這正是李林甫此前扳倒另一宰相張九齡的拿手好戲。

李林甫確定安祿山就是一個政治上無法對自己構成威脅的大傻子，而唐代有“出將入相”的傳統(tǒng)，地方大員立的軍功會成為他們回朝后的資本，李適之就是典型。那么，為什么不把潛在的政敵都換成安祿山這類胸大無腦的外族人呢？李林甫計上心頭，興奮地在府中滑跪。

玄宗很快得到了李林甫的進諫——蕃將比漢人將領更勇猛，應該重用。追求邊功且嚴重懶政的皇帝一聽就同意了。于是在李林甫的推動下，大唐邊地指揮軍事、管理財政、負責任官的節(jié)度使，幾乎均由出仕文官換成異族武士，一次性解鎖了割據(jù)和內亂的新存檔。

從安史之亂交戰(zhàn)雙方的主力陣容來看：史思明、安慶緒、史朝義是粟特人；哥舒翰、阿布思、仆固懷恩是突厥人；高仙芝、王思禮是高句麗人；李光弼是契丹人；夫蒙靈察是羌人；李嗣業(yè)也是歸化胡人；只有封常清、郭子儀是漢族戶口，有種外援踢中超的感覺。

節(jié)度使是高宗朝因戰(zhàn)事增設的監(jiān)察大吏，在府兵制下，這種流官即便長期駐扎地方，也難對中央構成威脅。但在均田制崩潰后，府兵被募兵淘汰，而募兵制需要中央下放財權、兵權與吏權，節(jié)度使手上有了足夠的權力，便開始慢慢跟中央政府產(chǎn)生離心力。

一意專權的李林甫在改革兵制后，不僅沒有與時俱進，變更相應的節(jié)度使系統(tǒng)，還在提拔武將的過程中使流官機制名存實亡，進一步膨脹了地方羽翼。我們可以說，雇傭軍不是都有問題，正如轉輪手槍不是每發(fā)都裝彈，但是，對于太陽穴來說，有一響就夠了。

安祿山的北地王庭——范陽、平盧與河東，就是裝填實彈的那一響。在前隋，河北是煬帝三征高麗的最前線，民怨尤重；開國時，盤踞河北的竇建德又是李家最大的敵人。有這兩段黑歷史，當?shù)厝藢τ谠陂L安定都的大唐政權嚴重缺乏認同感，只要契丹一打過來，立馬成群結隊地投降。

玄宗改革之后，比關中位置更優(yōu)越的河北道，是漕運更直接的受益者，軍資殷實，馬壯兵強；新募的異族武士，只認節(jié)度不認天子，由國軍變成家將。長安此時遍布著藩鎮(zhèn)眼線，中亞狼的野心，窺伺著這個內外失衡的集權帝國的最新動態(tài)，中心一旦展露頹勢，邊緣頃刻便會顛覆。

安祿山的胡人雇傭軍

但話又說回來，從權力的尸山血海中跋涉出來的唐玄宗和李林甫，為何對安祿山這個歷史性的變量全無防備？

因為安祿山同志不僅懂心理學，而且演技精湛。他每次給右相做報告，都會緊張到汗流浹背，搞得李林甫還把自己的袍子脫下來給他換上。而在李隆基眼里，安祿山則是一個可供逗弄的小丑，認不出太子不說，還會在自己面前先向貴妃行禮，當真是蠢到可愛。

這樣看來，天寶政治也沒大毛病：反正胡人都是右相提拔的，而且又都怕他，只要他在一天，他們就都和朝中那些文學派大臣一樣不敢造次。

然而，天寶十二年（753），李林甫死了。病死的。

平衡器一消失，帝國內部在集權框架內發(fā)展成熟的分裂勢力，均如死老婆的蘇大強一樣花式作起來。新晉權臣楊國忠的激進主義路線，很快給不臣待變的安祿山提供了“清君側”的口實，邊疆瞬間炸了，文藝說法就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p>

04. 流毒：最后一顆韭菜

《長安十二時辰》里，對朝廷不滿的龍波帶著北庭都護府的胡人募兵突襲靖安司，殺京師府兵有如草芥。安史叛軍初期的戰(zhàn)斗力也基本如此，這些多國聯(lián)合部隊以風卷殘云之勢攻克洛陽，一直打到潼關下。戰(zhàn)事焦灼之際，李隆基的寵臣站了出來，果斷來幫倒忙。

玄宗長征路線

在大唐最后的馬奇諾防線，史上首位宦官監(jiān)軍邊令誠希望越級指揮，遭到唐軍統(tǒng)帥高仙芝斷然拒絕，前者遂向皇帝誣告高仙芝、封常清二人臨陣畏敵、動搖軍心。李隆基勃然大怒，遂派邊令誠星夜赴潼關臨陣斬將。指揮官遭冤殺后，唐軍真的軍心喪盡，士氣大降。

上半場灌自己兩記烏龍后，接替場上隊長的是從西北野戰(zhàn)軍抽調的哥舒翰。當時民謠是這么唱的：“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鄙頌橥回寿F族的哥舒翰不僅是大唐的李廣，且素與安祿山不睦，誰也不虛誰的這兩位，本可以正面剛上一剛。

然而，就像一千年后崇禎帝逼孫傳庭出關剿賊一樣，一千年前的潼關上演了同樣的腦殘劇本。當前線戰(zhàn)場剛有起色后，外行李隆基便催哥舒翰由守轉攻，勸解無效的哥舒翰擔憂高、封二人的前車之鑒，只得兵出潼關。很快，二十萬唐軍中了埋伏，哥舒翰被俘，次年被叛軍所害。

屢失名將、自斷肱骨的大唐，雖然隨著太子李亨在至德元年（756）的稱帝而教鞭易手，但由于此前內耗太多，一場本可短期完結的戰(zhàn)爭還是被生生拖成長期抗戰(zhàn)。這場集齊了“中央地方矛盾”與“游牧農(nóng)耕矛盾”的安史之亂一共打了七年零二個月，受難最重的是無辜百姓。

安史之亂導致了生靈涂炭

叛亂導致人口銳減與大量遷移，賦稅系統(tǒng)所依賴的戶籍制度全面崩潰。在接近五分之四的消失戶數(shù)里，一部分喪命于戰(zhàn)火，大部分則脫離了朝廷有效控制，這意味著理論稅基的嚴重縮減。正因如此，缺錢的肅宗才提拔了新的理財大臣，這便是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至德元年（756年），大唐的財務體制在戰(zhàn)爭中步入了新階段，其標志是建立在舊的土地、戶籍之上的租庸調被種類繁多的錢稅（直接稅務）所替代，租庸調之下你該向政府提供的糧食、布匹和人工，現(xiàn)在統(tǒng)統(tǒng)換成銅錢，交多少則取決兩點：一看你有多少錢，二看地方要多少錢。

同時，鹽、酒、茶等專賣稅與商稅（間接稅務）增長為國家財政的絕對份額，由地方節(jié)度使和中央使職負責的這部分收入，自然也得用錢繳納。田租改征貨幣，鹽務也只認錢，階級成分含混的中間商在通脹之年更可上下其手，知道曾任韋堅副手的第五琦為啥要發(fā)行“搶錢元寶”了吧！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楊炎正式將肅宗、代宗時期形成的稅收結構進行了統(tǒng)一簡化，這便是以地方定額與財產(chǎn)估算為基礎的兩稅法。兩稅法為中央提供了一個從不受控制的地方諸州獲得直接稅收的可行方式，也使各個生產(chǎn)階層都被納入到朝廷的采摘田。

由此開啟的田賦制度下半場，一直沿用了七個世紀。

在中唐“財務專業(yè)化”的過程中，玄宗朝興起的間接稅務與財政使職作出了無可爭議的突出貢獻，兩者一個負責鑄鐵，一個負責磨刀，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收割。伴隨著一陣陣豐收的喜悅，度支司與鹽鐵署也成長為與戶部并列的“三司”，共同在藩鎮(zhèn)割據(jù)的時艱中左右著李家大局。

而“四海無閑田，農(nóng)夫猶餓死”的主角們，日子可就沒那么好過了，無論中央平叛還是藩鎮(zhèn)開戰(zhàn)，非常規(guī)的附加稅便會隨之而來。相比于和平年代初衷純粹的撈金，戰(zhàn)時的收割不僅名正言順，而且理直氣壯——“大爺在前線連命都不要了，吃你兩個瓜怎么了？”

不過即使被割，也得貨比三家：第五琦籌鑄的“重輪乾元重寶”按照1:50的比例來收割，吃相難看。然而史思明同期在洛陽建立的偽政權，也鑄了一種劣幣叫“順天元寶”，跟老百姓所持舊幣的兌換比例直接調到了1:100。這么一比，朝廷的軍隊簡直就是仁義之師！

無論是處在盛唐還是亂唐，對于老百姓而言，區(qū)別仁義之師和虎狼之師的，往往就是收割的角度，力度和速度。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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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網(wǎng)易新聞·網(wǎng)易號“各有態(tài)度”簽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