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元帝在歷史上留下了劉軍皇帝的形象,主要是因為與他父親漢宣帝的對話。
根據(jù)歷史記載,先帝晚年為了太子的遺像,抓住了一次侍奉父親的機會,假植地說:“皇帝刑罰太重,要多用遺生。”
”宣帝聽到這話,臉色一變,怒形于色道:“你懂什么?我們漢家的制度,本來是雜用王霸之道,以符合時勢。而不是純粹學習周朝,專行德政。而且庸俗的儒生不通時務,喜歡是古非今,使人迷亂于繁雜的義理概念之中,不知道堅守什么!這樣的人,怎么能夠委于重任?”
上圖_ 漢宣帝劉詢(前91年—前48年1月10日?),原名劉病已,字次卿
宣帝認為,劉奭軟弱猶豫的性格,以及對儒術的過度嗜好,都不是勝任皇帝之位的良好品質。他曾一度嘆息:“亂我家者,太子也!”但因為不忍辜負故劍情深的許皇后,最終沒有做出換儲的決定。
漢元帝(劉奭)繼位登基,實現(xiàn)了自己“多用儒生”的愿望,前后統(tǒng)治了16年。但漢朝沒有因此變得強盛,反而走向了衰落。人們不禁疑問,果真所謂的“雜霸王道而用”,才是治國良策嗎?推行“純粹”的儒教政策,果真是漢朝走向衰落的罪魁禍首嗎?
其實不然。深入分析,發(fā)現(xiàn)漢元帝的儒化政策,所用非人,走了岔路,兼之國家積弊已久,暮氣沉重,多重因素組合,才使得西漢王朝走上了下坡路。
漢元帝乍始登基,就受人左右,迫害死一批最有才干的儒臣。
上圖_ 劉奭(前74年—前33年),即漢元帝
宣帝給他指定三名輔政大臣,分別是蕭望之、周堪和史高。前兩者是碩學望儒,后者是血緣外戚。其中蕭望之最有才能,深受宣帝賞識。原來在宣帝末年,蕭望之就有可能出任丞相。但他心氣頗高,輕視老丞相丙吉。宣帝一氣之下,將他貶去給太子教書。他的另一層用意,是讓蕭望之培養(yǎng)與太子的感情,日后輔佐新皇。
元帝繼位,蕭望之果然成為首輔大臣。以他為中心,再加上周堪、金敞、劉向、張猛等,組成一個緊密的儒臣政治聯(lián)盟,銳意進行改革。然而其中措施,沖擊到宮廷內(nèi)兩個宦官弘恭和石顯的利益,引起強烈不滿。他們拉攏外戚史高,共同排斥儒臣。
史高是宣帝在民間時的親戚,本來就沒有什么學識文化。宣帝為了酬恩,確保史、許兩家外戚的利益,才特別指定他輔佐元帝。蕭望之連丙吉這樣的老官僚都輕視,更加看不起土氣的史高。平時議政,將他當成泥雕木塑式的,沒給插嘴的機會。史高不滿已久,與弘恭、石顯一拍即合。
上圖_ 劉向(前77年—前6年),原名劉更生,字子政,沛郡豐邑(今屬江蘇徐州市)人
于是,儒臣聯(lián)盟與外戚、宦官聯(lián)盟,展開了一場激烈而殘酷的斗爭。漢元帝這位傾心儒學的皇帝,終究抵擋不住與史高的親情,以及左右宦官的日夜譖毀,倒向了理性相反的一方。幾個回合下來,儒臣聯(lián)盟一敗涂地。蕭望之、張猛被逼自殺,周堪驚憂而死,劉向被廢黜禁錮。
父親給他指定的三名輔政大臣,漢元帝一下就搞死兩個。剩下一個史高既沒文化,也沒能力,形同擺設。他的后半生,就由弘恭和石顯兩個宦官擺弄了。
其實,無論儒家政治,抑或法家政治;王道政治,抑或霸道政治,本質上都屬于人治模式。如果政治改革沒有擁有才干的人來設計執(zhí)行,最后效果都會大打折扣,甚至導致失敗。很明顯,漢元帝失去最優(yōu)秀的一批儒學人才。之后他雖然尚儒、崇儒,但質量乃至本質已不可同日而語。
上圖_ 匡衡,字稚圭
勝利者們深諳元帝的心理。他不是好儒嗎?那么他們就找聽話的儒生,推薦給他。年近八十的貢禹,官海浮沉,庸碌一生。在接受石顯的保薦后,終于飛黃騰達,躍升相位。然而他受恩于宦官,不得不對他們唯唯諾諾,馬首是瞻。受史高舉薦的匡衡,亦是如此。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后,儒生們有了進階官場的穩(wěn)定通道。自此催生了一大批庸俗、勢利的官迷,他們眼中只有功名權位,沒有理想情懷。與貢禹、匡衡具有相同經(jīng)歷,被宦官和外戚拔擢提升、深受元帝重用的儒臣,還有韋玄成、薛廣德等。他們身居高位,卻一心只為稻粱謀,抱著持祿保位的心理,得過且過。類似蕭望之式觸動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他們想都不會想。
上圖_ 劉徹(公元前156年 -前87年),即漢武帝
漢元帝得到這些背后被操控的“名儒”,大喜過望,在他們配合下,推行了一系列以儒學思想為指導的政策:
第一節(jié)財省用,終止宮館臺閣修繕,減少珍禽異獸的豢養(yǎng),裁減宮廷宿衛(wèi)。
第二勸農(nóng)安民,還田于民,鼓勵生產(chǎn);多次賑災,減征賦稅;不再設建陵邑擾民。
第三杜絕與民爭利,廢除鹽鐵官營。
第四推行道德教化,簡化刑罰。
第五強化儒學,多次要求地方薦舉通經(jīng)異才,免除他們的賦役,廢除對博士弟子名額的限制。
第六進行禮制改革,廢除郡國廟,確立京師廟。
第七在外交和軍事上采取保守策略,主動放棄海南島,打壓在西域擅自進行軍事行動的甘延壽和陳湯。
上圖_ 《禮記》,據(jù)傳為孔子的弟子們所作,西漢禮學家戴圣所編
這些措施,成效甚少。原因一,一些雞零狗碎的規(guī)定,沒有令國家和人民切實受益。原因二,一些理想化的錯誤政策,沒過多久就被矯改。原因三,漢政府體制腐敗,政令不達,某些政策只是虛張聲勢。
為了讓元帝加深對他們的依賴,貢禹、匡衡等人還將元帝導向了繁縟、瑣屑、教條的儒學復古主義道路上。西漢中后期,《周官》、《禮記》等大批儒教典籍面世,使得儒教政治化有了明晰的參考典范。然而當時對儒學的信仰,已經(jīng)達到迷戀乃至迷信的地步。元帝想依葫蘆畫瓢,將書本的內(nèi)容復制到現(xiàn)實中,實現(xiàn)太平盛世。在一批迂儒的推波助瀾下,儒學復古主義浪潮趁勢興起,一直延續(xù)到西漢滅亡。
上圖_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
班固曾經(jīng)批評元帝“牽制文義”,只了解儒學的皮毛和表面,未了解精義。他的一系列措施,也只能滿足自己愛儒、好儒的個人心理,對國家和社會未產(chǎn)生正面影響。在某些方面,元帝很像一個玩心甚重的孩子。儒學,只是他迷戀的一件玩具而已。
在更宏觀層面,皇室宗族和官僚機構的臃腫,民間土地兼并的加重,外戚宦官變本加厲地干政,進一步侵蝕王朝肌體。原來蕭望之的改革,即是對它們對癥下藥。隨著他的失敗,挽救成為了不可能。這些隱患潛疾,附體在徒有其表的儒學復古主義浪潮上,將延續(xù)了近兩百年的王朝裹挾向了衰敗之路。
上圖_ 西漢 版圖
總而言之,不能簡單認為漢元帝崇尚儒學,才導致西漢由盛轉衰。歷史上有以儒術治國強盛的例子,也有以儒術治國衰弱的例子;有以霸道治國強盛的例子,也有以霸道治國滅亡的例子。所謂的王霸之爭,也從不是涇渭分明、相別霄壤。否則,何以解釋鄙夷德政的漢宣帝,給繼承人安排了兩個碩學望儒作為輔政大臣?
在人治時代,等而下之的制度和法則,并不是國家必然強盛或衰落的原因。很多時候,偶然性因素發(fā)揮的作用,比想象的要大得多。假如元帝沒有逼死蕭望之和周堪,假如他沒有寵用奸佞的宦官,假如他對儒學不是“牽制文義”、紙上談兵……西漢王朝可能是另一個走向。
文:張覺
參考資料:
【1】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99
【2】司馬光.《資治通鑒》.岳麓書社.2017
【3】王云度.《秦漢史編年》.鳳凰出版社.2011
【4】李景明.《中國儒學史?秦漢卷》.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
【5】張豈之.《中國學術思想編年?秦漢卷》.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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