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北京成為全國政治中心始于元代。

公元1267年，袁世祖忽必烈決定以本金、中東北橋和瓊花島為核心，建設新的都城——元大學。

馬可·波羅在游記里稱元大都“美善之極，未可宣言”。

作為中國古代都城的杰作，當時世界的都市之冠，元大都只存在了80余年，但它讓后世的明清北京城有了質(zhì)的飛躍，中軸線、胡同、大運河都是元大都留下的寶貴遺產(chǎn)。

如今，元大都的三分之二面積仍壓在北京城下，當考古學家們在此探索時，神秘的元大都在塵土、時光和故事的重重覆蓋下，只是偶露崢嶸。

元代的中軸線遺存，唯一可尋的，就是今天地安門北的萬寧橋。侯仁之考證，萬寧橋是元大都的設計起點。

后英房元代居住遺址鳥瞰圖。

元大都示意圖。標注處為遺址發(fā)掘點。

元青花鳳首扁壺

新影廠升降車拍攝后英房遺址

元和義門遺址

元代的土城城垣

無與倫比“汗八里”

盧溝橋因為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而廣受關注。在歷史上，它成名甚早，而且和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有著不解之緣。

“河上有一座石橋精美絕倫，石橋長三百步，至少八跨步寬。十個壯如山的男人并排走也不顯得擁擠。這是座二十四拱橋，堅固無比，總而言之是一件杰作?！币驗椤恶R可·波羅行記》中的這段描述，盧溝橋在西方廣為人知，也被叫馬可·波羅橋。

1275年，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到達了正在建設中的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由于他聰明好學，深受元世祖忽必烈的賞識，因而被安置在宮廷，作為幕僚。僑居中國的17年中，他的大部分歲月都是在元大都中度過的，對大都的歷史、掌故以及風土人情等，頗為熟悉和了解。因此，大都見聞占《行記》篇幅的十分之一。

不過，至今沒有中方史料證明馬可·波羅曾來過元大都，《行記》中的一些描述也錯得離譜（盧溝橋應為11孔橋）。于是，在西方和中國，都有人說馬可·波羅道聽途說，是個吹牛的大騙子。

馬可·波羅臨終前，神父要他懺悔，承認書中說的全是謊話，但他含著淚說：“上帝知道，我所說的連我看到的一半還不到?！?/p>

那個猶如“天方夜譚”的元大都，是不是杜撰的呢？不妨跟著《行記》中的描述,去元大都逛一逛。

“無與倫比”是馬可·波羅描述東方最常用的詞匯之一。親眼見證了大都的繁華和皇宮的富麗后，他在《行記》中，對“汗八里”（突厥語，意為皇帝之城）的描述，使人覺得大都宛如“人間仙境”。

“城是如此美麗，布置得如此巧妙，我們竟不能描寫它了！”他說，此城位于遼南京城的東北端，從外到內(nèi)，分別由大都城、皇城、宮城三重城墻，套合而成。大都外城墻為“土墻”，由黃土板筑而成，十分堅實。城墻四周，建有雄偉高大的城門，“形如大宮，壯麗相等”。

對皇城，《行記》記述得更為詳盡?；蕦m環(huán)列于瓊?cè)A島（今北海白塔山）和太液池（今北海）的東西兩岸。宮殿建筑，堪稱奇觀，“滿涂金銀、并繪龍獸、騎士形象及其他數(shù)物于其上”。殿頂皆以紅黃藍綠之琉璃瓦鋪砌，“光澤燦爛，猶如水晶，致使遠處亦能見此宮光輝”。

《行記》特別提到，瓊?cè)A島之巔，建有一座宮殿，被青山綠水環(huán)抱，構(gòu)成一幅“美麗堪娛”的人間奇景。馬可·波羅雖然未道出這座宮殿的名稱，但根據(jù)其記載方位，所指應為始建于元毀于明代的廣寒殿。

今北海團城玉甕亭中陳放的“瀆山大玉?！?，俗稱玉甕，就是當年忽必烈在廣寒殿中大宴群臣時使用的酒器。

元大都的街道，同樣引起馬可·波羅的好奇和贊賞。大都的街道，給人以橫平豎直、整齊劃一，猶如棋盤的感覺。街道兩旁，綠樹成蔭、華屋巨邸，鱗次櫛比，見此情景，他的仰慕之情不能自已：“設計得如此精巧美觀，簡直非語言能盡述”。

十三世紀中期，當世界上大多數(shù)國家還不知道煤為何物時，大都居民已經(jīng)以煤代薪了，馬可·波羅稀罕地稱煤塊為“黑石頭”?！胺彩鞘澜缟献钕∑孀钣袃r值的東西，都會集中在這里。”元大都商貿(mào)興隆、市井繁華，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化都市，由此可見一斑。

受這本書啟發(fā)，1492年，哥倫布揚帆遠行，他的目的地，就是書里黃金遍地的元大都。最終，哥倫布沒能到達，馬可·波羅筆下的元大都，也成了西方人心中無從考證的夢幻之城。

在中國，1368年元朝滅亡時的一場大火，讓這座曾被描述為黃金鑄就的城市，淪為焦土。忽必烈的后代逃回蒙古草原后，曾經(jīng)的皇宮、御苑、圣殿、寺廟、鐘鼓樓、觀象臺……華麗的建筑幾乎全部被摧毀或修改，壓在了明清北京城下。

元明清時期，雖然留下了一些關于元大都的文獻，但古人對司空見慣的事多不記錄，關于元大都的記載多是片斷的，有些地方反不如馬可·波羅這個外國人時時獵奇，全面生動。

700余年間，元大都逐漸湮滅，留存的文物太少了，古建筑太少了，史料太少了。即使對北京人來說，它也變成了令人將信將疑的神話。

奠定了北京城骨骼和肌理

誰來尋找元大都往日的榮光？一位年輕學者被推到了這一領域的前臺。

1956年秋，徐蘋芳調(diào)入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從此由書齋走向田野。一有空，他就到清華大學聆聽趙正之、莫宗江等教授開設的中國建筑史課，由此與趙正之相識。

1957年5月，趙正之教授作為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調(diào)查研究組負責人，曾率隊踏查元大都遺跡，其中就有20多歲的徐蘋芳。那時，趙正之一直試圖弄清一個問題：舉世聞名的元大都是否還活在現(xiàn)存的北京中？

趙正之注意到，北京內(nèi)城東西長安街以北，街巷橫平豎直，這種規(guī)整的街道布局，究竟是明清時期形成的，還是在更早的元大都時期形成的？經(jīng)過文獻研究，現(xiàn)場踏勘，趙正之認為，東西長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舊街。

他還提出：元大都的中軸線即明清北京城的中軸線。在北京城市史研究上，這是一次重大突破，也一個非常有爭議的觀點。

眾所周知，從北京的南二環(huán)至北二環(huán)，有一組縱跨南北、橫亙中央的“大建筑群”，從南端的永定門城樓開始，一路向北，依次排列著正陽門、天安門、紫禁城、景山、鼓樓、鐘樓等幾十座平均年齡500余年的元明清建筑，縱深總長7.8公里。目前正在“申遺”的，就是這條“中軸線”。

雖然有點匪夷所思，但這條中軸線與明清北京城的幾何中線并不重合。

明清北京城與北京二環(huán)圍合的區(qū)域基本吻合。打開任意一張北京地圖，量一下天安門到建國門、復興門的距離，便會發(fā)現(xiàn)，西二環(huán)到天安門的距離大于東二環(huán)到天安門的距離。也就是說，北京的幾何軸線，在“中軸線”以西，為今天的舊鼓樓大街一線。

兩條軸線的出現(xiàn)，引發(fā)了后世很多爭論，其中一個話題便是史學界、考古界爭論不休的：“元大內(nèi)”也就是元代的宮城,修在哪條軸線上？

一種觀點是，“元大內(nèi)”以及大都的核心建筑群，建在舊鼓樓大街一線上，也就是北京城的幾何軸線上。

清乾隆時期的《日下舊聞考》、近代朱偰的《元大都宮殿圖考》、侯仁之的《北平歷史地理》等，均支持此觀點。其論據(jù)來源于《春明夢余錄》，該書記載，明永樂十五年，在舊宮殿東邊一里的位置，建造了新的宮殿。

趙正之對《春明夢余錄》中的這句話做了進一步分析。大意是：很多人都認為“舊宮”指的是“元大內(nèi)”，但在明永樂十五年修建紫禁城時，元大內(nèi)早已拆除，所以舊宮不是指大內(nèi)，而是指朱棣未上位時的“燕王府”。

趙正之還推論說，假設元代的中軸線在舊鼓樓大街沿線，那么由此向南延伸，正經(jīng)過中山公園的五色土，而五色土南側(cè)有一片古樹林，其中很多古柏直徑都在2米左右，應為金元時期種植。如果中軸線在此，那么，這些古柏會將中軸上的千步廊阻斷，因此元大都中軸線不在這個位置。

趙正之斷定“元大都中軸線即明清中軸線，二者相沿未變”。此觀點剛提出來，就被戴上了“大都中軸無用論”的帽子。

1960年1月14日，梁思成在工作筆記中記錄了學生趙正之的發(fā)言，同時記下了學生莫宗江的感嘆：“‘沒有考慮’許多東西。完全從文獻出發(fā)?！彼€說出了自己心中的不平：“大都中軸無用，想不通?！?/p>

1962年，趙正之患肺癌，無力寫出他的研究成果。在考古大家宿白的建議下，徐蘋芳每周到醫(yī)院一次，記錄趙正之的口述，歷時兩月?！八f話，聲音都啞了，”徐蘋芳先生曾向《城記》作者王軍回憶，“他也實在沒力氣了，秋天就故去了?！?/p>

談及自己對北京城的研究，徐蘋芳一再強調(diào)，他的研究是在趙正之基礎上完成的，“只有趙正之先生的文章出來后，我才能講元大都的事兒”。

1966年，徐蘋芳記錄整理的趙正之遺著《元大都平面規(guī)劃復原的研究》，本應在《考古學報》上面世，雜志都印出來了，還沒來得及裝訂，便被當廢紙?zhí)幚砹耍钡?979年“文革”結(jié)束，才在《科技史文集》第二輯中得以發(fā)表。

雖然趙正之的遺著遲遲不能發(fā)表，但他提出的問題和引發(fā)的爭議，一直縈繞在徐蘋芳心中。怎么去證明趙先生的觀點呢？答案看似簡單，文獻不能解決的問題，就通過考古去尋找證據(jù)。但麻煩的是，元大都，用專業(yè)術(shù)語講，叫“古今重疊型城市”，并無發(fā)掘先例。

此前，對古城遺址的發(fā)掘，一般都位于鄉(xiāng)村曠野，可大開挖，做大規(guī)模的揭露。但元大都的情況太特殊了，它有三分之二的面積壓在北京城下，不可大開挖。

對古今重疊型城市進行考古，必須找尋一種新的方法，這對于中國城市考古學而言，意義太重大了。如果找不到適合的方法，就等于將很多有疊壓關系的歷史名城的考古放棄了，而唐宋以后城市往往都是古今疊壓，都有這個問題。

元大都雖然棘手，但讓徐蘋芳感到幸運的是，它不是完全重疊的。元大都北部約三分之一的部分，在明初廢棄后，變?yōu)榻家?，直?0世紀50年代，北二環(huán)外大部分土地仍為農(nóng)田菜地，“一個樓都沒有”，這給考古保存了很好的場地。

1964年，由中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隊（現(xiàn)北京市文研所）聯(lián)合組建的“元大都考古隊”成立，當年不到30歲、日后成為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的徐蘋芳擔任隊長。面對二環(huán)外的荒郊曠野，他該從哪里入手呢？

當時，北京城內(nèi)街道的分布，基本是在南北向主干大道的東西兩側(cè)，等距離地平行排列著胡同。東西向平行的胡同，作為主干大道通往居住區(qū)的交通網(wǎng)絡，快捷便利；胡同路北的四合院，向陽背風，少有噪音。

徐蘋芳意識到，“（古代的建設能力）要徹底改造原城市中的街道系統(tǒng)是十分困難的，一般都是沿用舊城街道，明清可能也是如此”。

為了證明北京仍保留著元代的城市肌理，他率領的考古隊首先在明清北京城的北城外（北二環(huán)外）、元大都土城墻內(nèi)的東北部，即元安貞門（今北土城小關）南北大街以東、元光熙門（今和平里東）東西大街以北的范圍內(nèi)，用洛陽鏟鉆探元大都的街道遺跡。

蔣忠義是當年的考古隊員，他說，幸虧元大都是在舊城（金中都）外平地拔起的新城，通過洛陽鏟帶出的土層，很容易判斷哪里是路，哪里是建筑。“元代土層就在地表以下一米多，如果提上來的土如同蘇式月餅皮，是一層層薄薄的小碎層，這種土即路土，說明這里就是元代的胡同。”

“一米一個孔，足足鉆探了三年?！边@樣的鉆探工作，從二環(huán)外延續(xù)到北土城城墻，挖出22條已經(jīng)埋入地下的胡同，胡同之間的距離為79米。而在北京內(nèi)城的朝陽門（元齊化門）至東直門（元崇仁門）之間，也從南向北排列著幾乎一模一樣的22條胡同。

全面的考古鉆探，加上多方考證，考古隊基本上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九縱九橫的大街構(gòu)成元大都的主干道，全城應有東西向胡同88條，徹底改變了唐長安城的方塊里坊制街道系統(tǒng)，是開放式的街巷。

“元大都模仿宋的汴梁城，采取了新的模式。”蔣忠義說，沒有坊墻的開放式街巷是大都最重要的特征，兩種不同布局形式的城市規(guī)劃，代表著中國社會歷史的兩個階段。

“一個城市的街道規(guī)劃布局，猶如一個人的骨骼”，本著這一思想，徐蘋芳在弄清街道布局后，又對阻斷街巷的一個個“框子”，也就是大建筑群的邊框，加以整合分析，從而論證復原出了元大都的平面布局。

“后來我們發(fā)掘揚州城，基本按照徐先生的路子進行。如果徐先生還在世，假以時日，完全可以形成一套城址考古學體系?！笔Y忠義有點遺憾地說。

備受爭議的元中軸問題，徐蘋芳也從道路入手，找到了解密的鑰匙。

在《考古》雜志上，他發(fā)表了非?？煽康淖C據(jù)：經(jīng)過鉆探，在景山以北發(fā)現(xiàn)的一段南北向道路遺跡，寬達28米，即是中軸線上大道的一部分。這說明，“元大都全城的中軸線，也就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軸線”。

單士元在《故宮史話》中，提到考古隊1964年對故宮進行的鉆探：“在文華殿和武英殿取出的土方證明，在兩殿的東西平行線上應是元代皇宮的金水河，從景山和地安門橋等地所得資料證明，‘元大內(nèi)’的中軸線就是明紫禁城的中軸線?！?/p>

綜合來看，支持“元大內(nèi)建在舊鼓樓大街一線上”的著作成稿時期較早，依靠的是古籍文獻上的“一言半語”。而支持“元大內(nèi)建在明紫禁城中軸線上”的學者的論證多在考古隊成立后，證據(jù)是經(jīng)過科學地勘察、測量、計算得出的。

按照《周禮》中的理想都城來建造

連街道都追求完美的元大都，為什么沒把皇宮建在幾何中線上呢？這還要從元大都的營建說起。

1215年，蒙古騎兵攻陷金中都，并將其劫掠一空、付之一炬。1260年，忽必烈意欲遷都燕京，但金中都因種種條件“不符合要求”，最關鍵的是，千年來北京最重要的水源地——蓮花池，水勢已越來越弱，成了涓涓細流。

一座全新的都城，必須符合蒙古人“逐水而居”的理念。于是，金中都東北方向的大片水域就成了首選之地。以金朝離宮大寧宮為中心的城市，成了帝國的心臟。這個心臟從那時起，直到今天已經(jīng)將近800年，幾乎再未改變。

元帝國是超級帝國，這樣一個國家的首都，建設團隊自然非常國際化。主持工程和負責規(guī)劃的是漢族大臣劉秉忠，另有蒙古人野速不花，女真人高觹（xī）、色目人也黑迭兒共同參與設計和統(tǒng)籌。

作為元大都的總設計師，劉秉忠的個人經(jīng)歷很不一般，他是大儒，也當過道士，做過和尚。元大都在設計上，將傳統(tǒng)漢文化的精髓，諸如易經(jīng)、周禮、“天地人”等理念融入其中，而“天子居中”則是眾多禮法規(guī)制中最為基本的，勢必成為這位總設計師考慮的首要因素。

為此，劉秉忠首先在大片水域的最東邊畫了一道南北軸線，宮城以此為軸，又在軸線上建中心臺，以此為幾何中心，向東西南北各方向進行城建的尺度控制。雖然在此之前，中國古代城市建設中也有類似的方式，但元大都的精密程度，無疑是跨時代的。

有學者發(fā)現(xiàn)，當時的城市建設中，已經(jīng)刻意糾正了地磁偏角。地磁偏角是古代磁羅盤南北極和地理南北極的微小偏角，元代人不但發(fā)現(xiàn)而且糾正了。在城市具體的布局中，他們還測設了基線和水準點。其實就是把嚴密的規(guī)劃圖在地形復雜的場地內(nèi)放線，進而實現(xiàn)。

雖然從統(tǒng)治者到主要設計人員，漢人都不占多數(shù)，但元大都卻表現(xiàn)出驚人的中原特征。《周禮·考工記》曾描繪過理想首都的面貌，里面寫道：“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jīng)九緯，經(jīng)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p>

大意是，工匠建造首都，九里見方。每邊開三座城門，都城中有九條南北大道、九條東西大道，每條大道可容九輛車并行。宗廟要放在東面，祭祀土地的社稷壇要放在西面。宮殿的朝堂部分要在南面，市場設在北面。

北京古都學會會長王崗十分感慨地說：“源于周、成書于漢的《周禮》，在中國古代典章制度中備受尊崇，但在元代之前，中國沒有一座都城真的按照《考工記》的布局要求來建造。但蒙古人下令建造的大都，卻基本實現(xiàn)了這個幾千年來的城市理想?！?/p>

新建的大都，平面呈長方形，周長28.6公里，面積約50平方公里，是金中都的2.5倍，比“方九里”大出很多，但城市的東、南、西三面，都按照《考工記》的描述，各開了三座城門。北面雖然出于風水考慮，改成了兩門，但仍然呈對稱布置。大都內(nèi)道路通達寬闊，絕大多數(shù)都符合“經(jīng)緯”之制。

大都的宮殿、主要衙署集中在城市南部，從城市的正南門至中心臺一線，巍峨宏麗，堪稱大國氣象，對應著《考工記》的“面朝”?；食堑谋泵妫且粋€叫積水潭的大湖（包括今什剎海和積水潭，但面積更大）。這里是京杭大運河的終點，周邊碼頭眾多，市場林立。這就是所謂的“后市”。

太廟設置在城市東面的齊化門內(nèi)，社稷壇安置在西面的平則門內(nèi)，正好是“左祖右社”。至此，《周禮》對理想都城的描述，幾乎都一一實現(xiàn)。

“皇帝居住的皇城則承載著草原民族的理想。”王崗說，皇城以太液池為中心，池的兩側(cè)布置了四座宮殿和一座御苑，一圈蕭墻將它們圍起。皇城之內(nèi)，把宮殿與園林的兩大皇家功能區(qū)融為一體，把壯闊的自然山水存續(xù)在都市中心，這都是草原文明的體現(xiàn)。

作為一個科學規(guī)劃并嚴密施工的城市，元大都卻有一個顯而易見的“閃失”——中心臺并沒有在城市的幾何中心點上。這是為什么呢？

史料記載，當時元大都的施工順序為：先營建宮城，后筑造皇城及大都的城墻。宮城部分施工即將結(jié)束，大都城墻施工開始時，才發(fā)現(xiàn)東側(cè)城墻地基松軟、不宜施工，只好修改方案，進行“西移”。

此時宮城營建已近尾聲、無法跟隨修改，況且整座宮城的西側(cè)即是太液池，西移也沒什么余地。最終，大都東墻建在了設計位置以西200余米的地方，致使整個大都的幾何軸線隨之西移了129米。

大都東墻的西移，導致元大內(nèi)被陰差陽錯的置于“非中心”位置上，這應該是劉秉忠始料未及的。在宮城竣工這一年（1274年），劉秉忠無疾而終。不知是不是他的主意，設計者們只得將計就計，尋求破解之法。

這一年，齊政樓（元代鼓樓）建于城市的幾何中心點上，在中心臺的位置則建起了標志性的中心閣（今鼓樓北）。于是，元大都有了兩條軸線：北城，在城市的幾何軸線上建鐘鼓樓；南城，中心閣向南延伸串聯(lián)起大都的御苑、大內(nèi)和麗正門。

元大內(nèi)不居中，也影響了后世的明清兩朝，以紫禁城為主的一系列皇家建筑，皆在這條不居中的軸線之上。永樂年間，鐘樓、鼓樓挪到中心閣舊址的一前一后，中軸線向南延伸至永定門，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見的中軸線。

元代的中軸遺存，唯一可尋的，就是今天地安門北的萬寧橋。它跨在什剎海流入玉河的河口處，曾是元代大運河漕運中的最后一道閘。

中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提出，元大都的規(guī)劃設計，既考慮漕運方便，又考慮將今天的北海、中海納入城中，在劉秉忠主導下，在今萬寧橋的地方，緊挨什剎海的東岸，確定了一條自北而南的中軸線?？梢哉f，萬寧橋就是元大都的設計起點。

20世紀七八十年代，萬寧橋逐漸破敗，河道湮廢。侯仁之在多個場合講，這座橋是元大都規(guī)劃的起點，沒有它就沒有今天的北京城，并力主修繕，恢復河道景觀。

2000年，整修中軸線上的基點時，重修萬寧橋，意外地在橋下挖出了六只龍身龍爪的鎮(zhèn)水石獸，都是元通惠河舊物。那年，侯仁之的90歲生日就是在萬寧橋上過的。

在萬寧橋東，臥地巨石上有徐蘋芳親題的“通惠河玉河遺址”。玉河，在元代曾是通惠河的一段。中國大運河獲準列入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北京市共有兩處河道和兩處遺產(chǎn)點入選申報名單。其中，河道就有玉河故道，萬寧橋、東不壓橋兩個遺產(chǎn)點的位置也在玉河故道上。

為了再造玉河，2007年7月22日下午，86歲的謝辰生偕同79歲的徐蘋芳，頂著烈日，趕到北京市御河改造工程指揮部，規(guī)勸對方不要進行大規(guī)模的拆建改造，使對方深受感動，認真向上級作了匯報，改造計劃終于得到修改。

四合院生活細節(jié)

數(shù)百年來，元大都一直隱藏得很深。但在最近這50多年間，我們曾有幾次機會離這個傳奇非常近。

1958年冬，人民大會堂以驚人的速度施工。一天，在大會堂西南角，青年突擊隊挖出了幾塊鵝卵石。最初誰也沒在意，不料挖出的石頭越來越多，隨后，一條古老的河道顯現(xiàn)在大家面前。

古河道不僅影響了施工,也是安全隱患，侯仁之被點名做水系研究。在匯報工作時，侯仁之順勢提出要編制北京歷史地圖集，周恩來總理托北京市副市長萬里帶話，對此表示支持，這才有了1986年出版的《北京歷史地圖集》。

“1965年，廣場工地發(fā)掘的文物在教委地下室辦了個展覽，只有司局級以上的干部才能參觀，但是‘文革’開始后，這些珍貴的資料都不知去向了。”42年后，國家大劇院施工時，侯仁之的學生岳升陽繼續(xù)了老師的研究，他發(fā)現(xiàn)這一帶有金代早期金口河、元初金口河、元末金口新河的故道。

原來，在元大都建設過程中，為了把從西山開采的木材和石料運到工地，同時兼顧漕運補水，忽必烈采納了水監(jiān)郭守敬的建議，重開金口河，引永定河水進京，利用了35年。

北京地鐵二號線工程，使考古隊有機會“大開膛”發(fā)掘元大都。當時的考古隊分成兩組，一組在城東作業(yè)，另一組在城西。

“沒有禮拜天，沒有節(jié)假日?！毙焯O芳騎著自行車兩頭跑，到了中午，他就在路邊找個茶館，泡壺茶，從包里掏出火燒，就著茶水吃，既能填飽肚子，又能歇歇腳。

1965年秋，西直門內(nèi)，工人們正在拆除明清北京的北城墻。在已拆成平地的城墻基礎下，發(fā)現(xiàn)了瓦片、地磚和殘破的窗框?？脊抨爢T們小心地揭開被明代城墻覆蓋了700年的地層，一片建筑遺址顯露出來，總面積近2000平方米，這就是在元大都考古中的重要發(fā)現(xiàn)之一——后英房遺址。

后英房遺址，是一座元代豪宅的一部分，被壓在明代城墻下的，恰好是一座前軒后廈的正房，和一座如今非常少見的“工字廳”。

這些建筑已體現(xiàn)出后世四合院的很多特征，它們建在高大的臺基上，地面全部鋪磚，且都采用了“磨磚對縫”的作法。很多房間都做了三面火炕，這些炕不高，只有30cm左右，與其說是火炕不如說是一圈地暖。房屋里還有雕琢精致的木隔扇，連火炕都圍有精美的裝飾木板。

這次發(fā)現(xiàn)只是一個開始，1965年至1974年間，考古隊在北城墻一線挖出十來個元代居住遺址。一座座壓在北城墻下的房屋，就像被定格在明城墻中的琥珀，留下了元大都生活的種種細節(jié)。

“后英房的主人顯然非富即貴，他倉皇而逃，地面上散落著222顆由紅白瑪瑙磨制的圍棋子；一塊墨跡猶存的硯臺摔成了八瓣，硯臺上的刻字說，蘇東坡本想用這塊硯臺陪葬，后來被米芾收藏了；發(fā)掘出來的日用器物，元青花葵盤幾近透明；一件螺鈿平脫的漆盤，用五光十色的貝殼鑲嵌成一幅‘廣寒宮圖’，制作極為精美；在清理東跨院北房地面磚的時候，發(fā)現(xiàn)有貼在磚上的紙張墨跡，紙已經(jīng)腐朽，而磚上的字依稀看到‘娘的寵兒’怎的怎的，應該是元曲詞句?！?/p>

“在雍和宮后，有一上層官僚宅邸，房間內(nèi)出土了玉雕、帶飾這類貴重物品。其中一件漆器上面還有‘內(nèi)府公用’的銘文，估計這家的主人與宮廷有關?！?/p>

“挖出來的貧民居所和我家解放前的房子一樣。房屋狹窄，地面甚至比門口還要低40厘米。屋內(nèi)只有一炕、一灶和一個用于舂米的小石臼?！?/p>

“西絳胡同，出了一座類似庫房的建筑，墻壁堅厚，東墻尚存3米多高。房內(nèi)的碗、碟成套瓷器摞放在一起，達半米多高?！?/p>

“寺廟遺址中，石碑、旌桿等均立在城墻之中，碑刻非常完整，記載這是一個叫‘福壽興元觀’的全真教道觀?！?/p>

雖然時過境遷，但說起這些細節(jié)，考古隊的蔣忠義、黃秀純，都如數(shù)家珍，足見這些遺址多么生動地定格了元的滅亡。這些房屋，連同屋內(nèi)的物品，為何會原封不動地被封在城墻里呢？

1368年9月，徐達率領的明軍攻陷大都齊化門，元朝宣告滅亡。

“失去首都地位的大都，迅速降格為北平府，北城墻必須縮進五里，使城市規(guī)模小于當時的國都南京。”王崗認為，從禮制上考慮，徐達入城后必須“縮城”。

入城僅六天，徐達就任命屬下大將華云龍，在大都北城中部（今北二環(huán)一線）增筑一道東西方向的城墻。這道新城墻僅用20余天就修筑完成，以至于墻基位置的各種東西都來不及清理。

“房頂一掀，大柱一拉，無論是房基、磚瓦、石碑，還是旗桿、木料，甚至是垃圾，統(tǒng)統(tǒng)筑入城墻?！笔Y忠義說，老百姓雖然都跑出去了，但屋里的東西，甚至細軟，都沒來得及收拾。

“逃難時，也有老百姓把好東西藏起來了。”黃秀純說，1970年10月，北京市標準件四廠工人在舊鼓樓大街豁口以東取土燒磚坯時，發(fā)現(xiàn)一處瓷器窖藏。窖深不到半米，上面覆蓋一個陶盆，內(nèi)藏十余件青花瓷器及影青瓷器。

“因為是在明城墻下發(fā)現(xiàn)的青花瓷器，至少應該是明洪武年間或之前的文物。我和于杰當時就準備去現(xiàn)場，但受到極‘左’思潮影響，一、三、五‘抓革命’二、四、六‘促生產(chǎn)’，當天剛好是周一，軍宣隊領導不許我們?nèi)?。第二天是‘促生產(chǎn)’時間，我和于杰趕過去，發(fā)現(xiàn)這十余件原本完整的瓷器已經(jīng)被工人們‘破四舊’，用八磅的大鐵錘砸碎了?！秉S秀純遺憾地說。

“元青花別說是完整的，碎瓷片也是非常難得的。于是我們用二、四、六的時間篩了三天，把工人砸碎的瓷片，全部從土里篩選出來。揀回來的殘碎瓷片，放在辦公室桌子上，大家一片一片地拼對，最終復原出10件青花瓷和6件影青瓷?！?/p>

那件成為“首博”鎮(zhèn)館之寶的“青花鳳首扁壺”，也在這批瓷片中，由48塊碎片粘成，背面幾乎殘缺了50%。2004年，該壺由上海專家蔣道銀重新修復，整個過程歷經(jīng)13個月。

由于地鐵工程時間緊迫，明城墻下的這些遺址，發(fā)掘后只能拆除。徐蘋芳囑咐考古隊員們：“一定要多照相片，我們花幾萬塊錢（發(fā)掘），將來能留下的就是照片。所以一定要多照，別心疼膠卷！”為了給后英房遺址留下全景，考古隊把毛澤東的攝影師舒世俊都請到了工地，但由于新影廠的升降車高度不夠，只能拍出接片。

如今行進在今車水馬龍的二環(huán)路，誰會想到，路面下還曾有一個包羅萬象的元代世界。

和義門發(fā)現(xiàn)轟動一時

明朝的豆腐渣工程，還把一個大大的驚喜留給了考古人員。

西直門甕城是北京各城門中唯一的正方形甕城，也是地鐵動工之前，北京唯一保存完整的甕城。1969年，為了修環(huán)線地鐵，西直門城樓、甕城、箭樓、閘樓一并被拆除。

郭源當年是新都廠工人，被派去拆西直門甕城，他從西城墻上往下扔磚，扔著、扔著發(fā)現(xiàn)底下的一層磚不一樣，又薄又脆，青中透黃，比之前扔的明磚長三分之一，寬三分之一，但薄二分之一。

“磚下忽然露出一個月牙形空洞，離地面也就一米多點，我跳進空洞，用力一推，余下的墻磚呼啦一下倒向東邊，露出一個小城門洞。回去想想，西直門甕城整個把那個小城門洞包住了，真是城中有城?！倍嗄旰?，他在文章中寫道。

發(fā)現(xiàn)門洞后，工廠派來更多工人，磚扔得很快，到第二天中午，平地上就露出一座小城門樓子，樣子上窄下寬，呈斜坡狀，洞門口上有三個字“和義門”。

徐蘋芳大為震驚，他從沒想到明朝的箭樓里會“裹”著元代的甕城。在發(fā)掘報告中，他寫道：“和義門甕城的發(fā)現(xiàn)，要歸功于北京市拆除城墻的工人?！?/p>

“歸功”之說，指的不是拆墻，而是“這座城門暴露出來以后，他們一面妥善地保護現(xiàn)場，并細心抄錄了明洪武十四年重修該城門時留下的墨書題記（這段題記的字跡經(jīng)風化，很快便模糊不全了）；一面報告有關部門，并積極提供各種條件，協(xié)同考古工作人員進行認真的清理。”

雖然工人們很熱心，但當時許多考古工作者都成了“牛鬼蛇神”，所以只能派人進行簡單的清理。

當時派來測量的只有兩人，黃秀純是其中一位。他剛剛接觸考古工作，就被派到工地，協(xié)同中科院考古所的郭義孚測繪這個小城樓。他說：“考古工作本身就很枯燥，加之偌大的城址就是我們一老一小，就更顯寂寞了?！?/p>

測量時，黃秀純發(fā)現(xiàn)，和義門城門洞用磚券砌筑，木門已被拆去，僅余半球形軸承“鐵鵝臺”和門砧石，門上還留有一米多高的城樓殘壁。

這一保存良好的元代城門，為我國建筑史的研究增添了重要的資料。比如，“鐵鵝臺”形制和宋代《營造法式》上完全一樣，為考古發(fā)現(xiàn)中僅見的實例。防御火攻的滅火設備，也是獨一無二的。

這在當時也是轟動全國的重大考古成果，梁思成的夫人林洙在書里寫道：

當思成在報上看到拆西直門時發(fā)現(xiàn)城墻里還包著一個元代的小城門時，他對這個元代的城門樓感到極大的興趣。

“你能不能到西直門去看看，照一張相片回來給我?”他像孩子般地懇求我。

“干嘛？跑到那里去照相，你想讓人家把我這個‘反動權(quán)威’的老婆揪出來示眾嗎？咱們現(xiàn)在躲都躲不過來，還自己送上去挨批呀！”我不加思索地脫口而出。

中科院考古所所長夏鼐紀念郭沫若時說：“郭老聽到這消息后，曾兩次興致勃勃地前來現(xiàn)場，登臨那高達二十多米的城門樓上，還細察城樓南壁上的元代至正年間的墨書題記?！?/p>

遺跡發(fā)掘完畢后，究竟保護不保護，陳伯達批示叫郭沫若決定。那天，徐蘋芳陪郭沫若去看和義門，“郭老看完后未置一詞。過了幾天‘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拆除，不予保護?！?/p>

“四人幫”垮臺后，在一次宴請外賓的宴會上，郭沫若惋惜地對夏鼐說，真不應該把元大都和義門遺跡拆毀，當時不敢說這種意見，現(xiàn)在后悔不及。夏鼐問，為什么不保呢？郭答，我連自己都保不住了。

和義門終究是拆了，在拆除過程中，中科院組織各所的知識分子，分批前往西直門參加勞動。夏鼐在日記中記載，1969年6月21日，“赴西直門工地勞動。這是元代和義門的甕城，由我所主持發(fā)掘，學部各所輪流參加勞動”，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徐蘋芳說，夏鼐勞動時，一邊清土一邊觀察著和義門遺跡，趁沒人注意時，還小聲囑咐他發(fā)掘時的注意事項。

和義門甕城是怎么包在西直門里的呢？這還得從元代的城墻和城門說起。

元代的城墻都是由夯土制成,外面沒有包城磚,由于北京夏季多雨,土城墻容易倒塌,因此專門抽調(diào)軍隊,負責收割蘆葦、編織葦席,每年入夏以葦席覆蓋城墻墻體,民間俗稱“蓑衣披城”。

元朝末年，元順帝要求京師十一門都改成甕城，造吊橋，借此負隅頑抗，阻止農(nóng)民起義軍進攻。從和義門甕城的發(fā)掘來看，當年工程質(zhì)量極差，堪比現(xiàn)在的豆腐渣工程，甚至連地基都沒有做。

明初改建北平城時，徐達南移五里建了北城墻，和義門成了北平城西北門，沿用了60余年。正統(tǒng)元年(1436年)明英宗命太監(jiān)阮安等監(jiān)修京師九門城樓,正統(tǒng)四年完工,修建時利用和義門原有的門洞,將原甕城壓在新建的甕城之下。

關于和義門的結(jié)構(gòu)、規(guī)模，史籍記載很少，僅在《馬可·波羅行記》中有記載：“每門之上及城角之上，均有宏麗之殿?！?/p>

1980年代，古觀象臺維修時，蔣忠義負責考察，他發(fā)現(xiàn)臺下的元代夯土基礎，與曾經(jīng)發(fā)掘過的元大都東北角角樓幾乎一樣，因此斷定古觀象臺在元代就已經(jīng)有角樓了?？梢?，馬可·波羅的描述，基本是對的。

馬可·波羅是個文盲，他在獄中講述，由別人記錄，難免夸張錯漏。但元大都的很多細節(jié)，已經(jīng)為考古發(fā)掘出土的實物資料所證實，真實性愈來愈取得人們的共識。如果馬可·波羅地下有知，當會為洗脫不白之冤而快慰吧。

元大都在北京城市發(fā)展史上只存在80余年，但它讓明清北京城有了質(zhì)的飛躍，可是我們對它的了解還不如馬可·波羅多。有記者曾問徐蘋芳：“元大都在哪兒？”老先生用手向下一指：“在下面呢！”

（原標題：大都榮光）

來源：北京日報

記者：孫文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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