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林玉公子的《文物中的早期中國》系列009:清華帝《厚父》

2008年7月，清華大學收藏了分散到香港的全國草書。

經(jīng)整理者統(tǒng)計，該批竹簡約2500枚，內(nèi)容多為經(jīng)、史一類典籍，而且大部分材料都是前所未見的，具有極高的學術史價值。

“清華簡”第五輯有一篇文章題為《厚父》，記錄的是這個“厚父”和“王”的對話。這個“王”是誰，目前還存在一定爭議，有人認為是商王太甲，有人認為是周武王?！昂窀浮眲t是“王”的臣子，他對“王”講述了夏朝的興衰，其中就提到興起的大禹以及衰落的孔甲。

前幾期我們反復提及一個重要人物，就是大禹。古今學者對大禹的評價都非常之高，如歷史學家晁福林先生說“禹是站在文明時代門檻上的偉人。他為英雄時代做了總結(jié)，又為文明時代飾平了道路”。治洪水、劃九州、禪讓制都和他有關，這些事跡在出土文物中都有體現(xiàn)。而《厚父》則直接體現(xiàn)了大禹是夏朝的創(chuàng)建者。

然而，“禹是一條蟲”與夏朝是否存在，也一直是頗有爭議的問題。

大禹治水

魯迅先生在《故事新編·理水》中提到一個“鳥頭先生”，這位“鳥頭先生”在小說里“吃吃的”說“你們是受了謠言的騙的。其實并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蟲，蟲蟲會治水的嗎？我看鯀也沒有的，‘鯀’是一條魚，魚魚會治水水水的嗎？”此“鳥頭先生”影射的正是顧頡剛先生。

根據(jù)《說文解字》，顧（顧）左邊的“雇”從“隹”，正是一種鳥；而右邊的“頁”的本義是頭，比如現(xiàn)在“額”、“頷”、“頸”這些字都是“頁”字旁；而顧先生本身患有口吃；當然最明顯還是其對“鯀”和“禹”的解釋。

不過，顧先生的原話并沒有說“禹是一條蟲”，只是根據(jù)《說文解字》的“禹，蟲也”推測“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這里的“蟲”是指青銅器上的螭龍、虺蛇一類圖像。不過之后顧先生放棄這一觀點，認為大禹是南方神話的祖神，最后又修正為西戎部落的社神。整體來說，顧先生傾向大禹于為傳說人物。這樣的觀點其實不算離奇，在先民思維中，人、獸、神本來就經(jīng)常是水乳交融的。

最早記載“禹”的，就是之前說的西周中期青銅器——遂公盨；而大禹是天帝派來治水的，那么從一開始神性就很重。而且在周代之前的商代，是沒有“禹”這個字出現(xiàn)的。所以從王國維先生主張的“二重證據(jù)法”來看，只能認為大禹是周人心中最古的人物。至于商朝是否有大禹的觀念？夏朝是否有大禹其人？嚴格來說還是未知的。顧頡剛先生即認為，大禹和夏朝之間的聯(lián)系是后起的。

夏朝地圖

盡管顧先生本人沒有質(zhì)疑夏朝存在。但實際上，如果保持質(zhì)疑大禹的標準，那么夏朝是同樣可以接受質(zhì)疑的。我們知道最早的夏朝，在《尚書》的《康誥》《召誥》《多士》《君奭》《多方》《立政》篇都有記載，這些史書的原始部分大致來源于西周初年，說的夏朝是商朝之前的朝代，而周人是夏人的后代。但是在考古發(fā)現(xiàn)的商代文字中，同樣沒有“夏”字的記載；盡管有人主張“夏”字存在，但并未得到公認。

所幸的是，二里頭遺址的發(fā)現(xiàn)，為夏朝的存在加強了證據(jù)。1959年，徐旭生先生主持在洛陽偃師二里頭村發(fā)掘了一處先商遺址。這處遺址的斷代大致是公元前1950—前1700年。從文化面貌來看，上承仰韶文化、河南龍山文化，下啟鄭州二里崗早商文化、安陽殷墟文化。因為文獻中提到商湯都城西亳就在偃師。所以在當時被認為是商都。不過，自從1983年偃師商城出土后，學界又更多認為二里頭是夏都，直至今日基本成為定論。

不過，質(zhì)疑的聲音仍然存在，代表人物正是社科院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先生。許宏先生認為，二里頭遺址的定性是“有條件的不可知論”，也就是說，二里頭遺址本身沒有出土“夏”字來證明自己，那么它的都邑族屬和王朝歸屬都是不可能解決的。既然可以說是夏朝，那為什么不能說是早商？商文化從早商文化發(fā)展而來，這個不可能有人能反對。那么許宏這個觀點，當然也是有道理的。

認為夏朝不存在的聲音，從民國時期就有了，比較典型的是歷史學家楊寬和古文字學家陳夢家。楊寬先生的主要觀點是，“夏”的稱呼出自“禹敷下土方”，因為“下”“夏”經(jīng)常通假，所以大禹成了夏朝的開國國君，而夏朝歷史大多來自周戎——商夷的神話傳說。陳夢家先生則認為夏朝世系來自商朝世系分化，大禹實際上是商朝的祖神；今天美國學者艾蘭也持此觀點?？脊艑W家陳淳先生則認為“夏是西周統(tǒng)治者杜撰的朝代”。

二里頭文化遺址

相比之下，許宏的觀點還更保守。因為質(zhì)疑其存在性，是說夏朝可能不存在，當然也可能存在，并非絕對認定其不存在。

另外，我們還要認識到，質(zhì)疑夏朝的存在，不等于質(zhì)疑華夏的傳承。如前所述，二里頭文化介于龍山文化和商文化之間，是中華文明的正源毋庸置疑。許宏先生也認為二里頭文化是“最早的中國”，其中出土了中國最早的宮城、城市主干道、青銅禮器群等，可以視為“東亞大陸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二里頭遺址姓夏還是姓商，或者先夏后商，都不影響中華文明獨立起源和發(fā)展，對我們的民族自豪感沒有影響。

總的來說，夏朝是否存在，目前是個不能證真、也不能證偽的問題。支持夏朝存在的人可以說，周代的文獻記載了夏朝，你怎么證偽呢？反對夏朝存在的人也可以說，周代以前沒有記載夏朝，你又怎么證真呢？

這樣的爭論，其實不限于夏朝，三皇五帝都有。對于這種注定沒有結(jié)果的爭論，我們完全可以跳出去看，把歷史回歸于文本。正如顧頡剛先生所主張“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那么，我們至少能夠得出，周人認為夏朝存在，這一事實完全成立；具體來說，是《尚書》最早提到的夏朝，遂公盨最早提到的大禹。而至于夏朝是否存在？只能寄托于考古發(fā)現(xiàn)了，我們自然是期待有那么一天的。

二里頭出土青銅爵

參考文獻：

沈長云：《夏代是杜撰的嗎——與陳淳先生商榷》

許宏：《關于二里頭為早商都邑的假說》

許宏：《最早的中國》

張利軍：《清華簡〈厚父〉的性質(zhì)與時代》

中國先秦史學會：《夏文化研究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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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漢史。出版著作《先秦古國志》《先秦古國志之吳越春秋》《山海經(jīng)全畫集》三種，作品散見于《國家人文歷史》、網(wǎng)易歷史頻道等紙刊媒體。感謝閱讀，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