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關心古人的時候，古人也關心他們眼中的古人。

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有文人士大夫?qū)Ω绲倪z物和遺跡進行研究，到了北宋，因呂大臨的《考古圖》一書，“考古”這個詞終于出現(xiàn)，不過此“考古”和我們今天的很不同。

北宋呂大臨《考古圖》（明刻本）

我們現(xiàn)在一說考古，第一反應都是向下挖，可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很難做到挖別人的墓，首先道德上就過不去。

所以中國的考古，大部分時間都是老學究們埋頭故紙堆的模式。從宋代歐陽修的《集古錄》、呂大臨的《考古圖》、宋徽宗的《宣和博古圖錄》、李清照和趙明誠的《金石錄》，到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論》，再到清代乾隆的《西清四鑒》，考古都是采用這種老法子。

《寧壽鑒古》為《西清四鑒》之一

這種法子自然保存了很多有價值的古代銘刻資料，有的書里還描繪了器物圖像，判明了它們的名稱和用途，甚至記錄了出土地，但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體系，直到100年前，我們從故紙堆中抬了一下頭。

01為什么從仰韶開始

100年前到底發(fā)生了什么？1921年的秋天，瑞典地質(zhì)學家安特生，受中國官方委派，對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進行了發(fā)掘。自此，以新石器時代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拉開了中國現(xiàn)代考古的序幕。

為什么是仰韶，而不是其它呢？比如發(fā)現(xiàn)了甲骨文確立了商朝存在的殷墟遺址，還有持續(xù)激發(fā)夏朝爭論的二里頭文化。

因為仰韶文化對中國考古有著絕對意義上的精神象征，因它激發(fā)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熱情。在安特生看來，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彩陶在中國從未見過，但在中亞卻大量出土，于是得出了仰韶文化是從西方傳入的說法。

這種解讀讓很多國人感到萬分沮喪，但也成為了此后幾十年中國考古學者們努力去打破的觀點。

仰韶文化-半坡遺址人面魚紋彩陶盆

02被不斷拉長的歷史

為了推翻安特生的“中國文化西來說”，當時的中國學術界提出了“上泉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口號，隨之而來的，是一大批重要文明遺址的現(xiàn)世，以及不斷震撼考古界的證據(jù)和觀點。

推翻西來說的龍山、齊家文化

1930年，在山東龍山城子崖遺址，發(fā)現(xiàn)了以精致黑陶為顯著特征的文化遺存。這一發(fā)掘辨識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種新石器時代文化，也證明中國遠古文化至少有一支源于華夏本土。

龍山文化-蛋殼黑陶高柄杯

到1944年，中國考古學家對甘肅寧定齊家文化墓葬進行重新發(fā)掘，進一步發(fā)現(xiàn)了齊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層學證據(jù)。自此，齊家文化與龍山文化的考古證據(jù)，徹底推翻了安特生的“中國文化西來說”。

齊家文化發(fā)掘現(xiàn)場

將歷史往前推了一千年的殷墟

各時期遺址的不斷被發(fā)現(xiàn)，令中國歷史的軸線也隨之被不斷拉長。1928年至1937年，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先后出土了有字甲骨約15萬片，其上的甲骨文與歷史文獻相互印證，使得以往只在傳說中出現(xiàn)的商朝徹底被證實，并將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往前推進了一千年。

殷墟遺址龜甲及其上的甲骨文

殷墟遺址第一次發(fā)掘開工，全體工作人員合影

從未如此接近夏朝：二里頭文化

自商晚期的殷墟遺址令商朝成為信史后，考古學家迫切希望證實更早的信史，目光開始投向了商代早期以及傳說中的夏代。

1959年，年代距今約3800年至3500年、相當于古代文獻中夏商時期的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被發(fā)現(xiàn)，這令考古學家感到離夏朝從未如此接近，由此正式拉開了對夏王朝探索的序幕。

二里頭文化-綠松石龍形器

打破“中原中心論”的良渚、紅山文化

曾經(jīng)，我國考古界普遍存在過一種“中原中心論”的說法，直到1936年，南方首次發(fā)現(xiàn)了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良渚文化，它有力的說明了長江下游地區(qū)的遠古文明也早已形成了復雜社會。

良渚文化-玉琮

再到1986年，遼寧凌源牛河梁遺址的發(fā)現(xiàn)，令考古學家對中華文明源頭的研究，繼續(xù)從黃河流域擴大到了燕山以北地區(qū)。

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

牛河梁是距今約5000年的一處祭祀場所，屬于紅山文化，它的祭壇、神廟、墓葬，均代表了已知的我國北方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最高水平。

這些重要遺址的發(fā)現(xiàn)，令“中原中心論”的說法逐漸消解。在考古學家蘇秉琦看來，中華文明的起源是“滿天星斗”狀。他把中華大地分為六大區(qū)系，認為每一塊都有相對獨立的文明起源和發(fā)展體系，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塊，到夏商時代，隨著各地文明的交流與融合，以及對域外文明的吸收，中原才成了中心。

紅山文化-玉龍

從仰韶文化開始，當我們換了一個方式了解過去，文獻里只言片語記載的古代世界，因和實物的相互印證變得愈加清晰，同時精神世界也愈加可感，二里頭遺址的綠松石龍形器，不難感到我們和“夏代”先民在信仰上的一脈相通。

隨著鼎鼎大名的四川廣漢三星堆、江西南昌?；韬钅埂⑽靼藏S鎬遺址、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秦始皇陵兵馬俑、河北滿城漢墓、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以及敦煌石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的發(fā)掘，我們不僅是發(fā)現(xiàn)一個失去的世界，也是一次偉大的精神回歸。

江西南昌?；韬钅箞@五號墓內(nèi)棺清理現(xiàn)場

正如宋人呂大臨在《考古圖》中所言，“觀其器，誦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這由物而來的“如見其人”，是跨越古今的精神相通和一脈相承的文化認同，也是考古學的“文心”所在。

參考資料：

馬未都《國寶100》

張之恒《中國考古通論》

三聯(lián)生活周刊《重走仰韶時代考古現(xiàn)場》

中國新聞周刊《百年考古“重寫”了一部怎樣的中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