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由于多年戰(zhàn)亂，社會經濟衰退，韓正推崇黃羅致術，采取了“輕浮、富庶”、“與民休息”的政策。

漢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分別兩次“除田租稅之半”，文帝十三年，還全免田租。同時，對周邊敵對國家也不輕易出兵，維持和平，以免耗損國力。這就是輕徭薄賦的政策。

漢文帝生活十分節(jié)儉，宮室內衣服沒有增添，衣不曳地，車類也沒有添，帷帳不施文繡，更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因此，國家的開支有所節(jié)制，貴族官僚不敢奢侈無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文景二帝還重視農業(yè)，曾多次下令勸課農桑，根據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員，并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生產。獎勵努力耕作的農民，勸解百官關心農桑。每年春耕時，他們親自下地耕作，給百姓做榜樣。

文景時期，重視“以德化民”，當時社會比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來。到景帝后期時，國家的糧倉豐滿起來了，府庫里的大量銅錢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錢的繩子爛了，散錢多得無法計算了。

隨著生產日漸得到恢復并且迅速發(fā)展，出現(xiàn)了多年未有的穩(wěn)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漢朝的物質基礎亦大大增強，是中華文明 邁入帝國時代后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飛速發(fā)展的一個偉大時代，同時也是為后來漢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堅實物質基礎的養(yǎng)精蓄銳時期。

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在薄稅勸農，與民休息的政策指導下，經過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來了西漢前期的太平盛世。

首先是農民負擔大大減輕。從漢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漢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后共62年間，西漢王朝實行的是中國古代堪稱典范的輕徭薄賦政策，農民的負擔是最輕的。從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連續(xù)免除全國田賦長達11年，在這期間，農民來自農業(yè)稅的負擔沒有了，這在封建社會是絕無僅有的。所以，西漢前期七十余年農民負擔很輕是歷史上公認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會安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外，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后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這樣的安康和諧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經濟發(fā)展，國家財政充實。由于經濟得到發(fā)展和繁榮，國家財政與建國初相比，出現(xiàn)了天壤之別。如文景時，“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至 漢武帝即位時，國家財政又上了新臺階。“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國家財政實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少見的。

由此可知，西漢以“文景之治”為標志的太平盛世，是通過輕徭薄賦政策取得的。漢初“無為而治”的國策，也不是無所事事、放任自流的“無為”，而是積極“有為”的。那就是為農民建立平靜穩(wěn)定的生產環(huán)境，努力把對農民生活生產活動的干擾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證農民的勞動得到穩(wěn)定的報酬。太平盛世，國家的財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標志，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農民的富足程度。

漢初的統(tǒng)治者采取了休養(yǎng)生息政策，減輕徭役賦稅負擔，注重發(fā)展農業(yè)生產，以鞏固封建統(tǒng)治。文景兩代，繼續(xù)大力推行這一政策，因而促進了社會經濟的較快發(fā)展。漢文帝十分重視農業(yè)生產，鼓勵農民發(fā)展生產。他注意減輕人民負擔，常頒布減省租賦詔令。文帝對秦代的苛刑峻法在高祖、呂后改革的基礎上，又作了重大改革。文帝對周邊少數(shù)民族采取安撫友好的政策，不輕易動兵，盡力維持相安的關系。這種做法既起到了“御胡”的目的，也起了開發(fā)邊境的作用，為漢代屯田之先河。

漢景帝引導人民走向善良，通過使西漢王朝的統(tǒng)治在人們心目中高度合理化，所以文景之治得以實現(xiàn)，從這個角度看，漢景帝的確是一代明君。文帝時期比較清明的，社會是安定的。

文景之治是在漢朝統(tǒng)一王權的統(tǒng)治下，統(tǒng)治階級順應歷史發(fā)展，采取與時代相應的統(tǒng)治政策，符合當時社會的發(fā)展狀況，因而促進了政治的進步和經濟的繁榮，出現(xiàn)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空前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