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浙江大學的王勇教授提出了“書之路”的概念，希望突破“絲綢之路”的傳統(tǒng)思維，構建東亞文化交流的新模式。

強調自古以來中國與西域的交流，主要體現(xiàn)在以絲綢等為代表的物質文明層面；而中國與東亞諸國的交流，則主要體現(xiàn)在以書籍為媒介的精神文明層面。十余年來，更多資料被發(fā)現(xiàn)、出版、電子化，跨學科合作及研究有了長足進展，學者們有關“絲綢之路”與“書籍之路”的探討更為豐富，認識也益發(fā)深刻。

2018年9月21日至23日，題為“從‘絲綢之路’到‘書籍之路’：中亞與東亞之間貿易、藝術品與書籍的網(wǎng)絡”的國際會議（From the Silk to the Book Road(s): Networks of Commerce, Artifacts, and Books Between Central and East Asia）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隆重舉行。此次會議由天柱佛學與東亞文化國際網(wǎng)絡（The Tianzhu Network of Buddhist Studies & East Asian Culture）、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佛學論壇（UBC Buddhist Studies Forum）、“拔地入云”研究項目（UBC SSHRC FROGBEAR Project UBC－SSHRC）主辦，加州大學伯克利佛學研究中心 (UC Berkeley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協(xié)辦。圍繞著“絲綢之路”與“書籍之路”這一主題，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研究領域的三十余位學者匯聚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從“書籍流通”、“佛教藝術”、“政治意涵”、“物質文化”、“文學作品”、“信仰崇拜”等議題進行了為期三日的發(fā)表與討論，與大家分享自己最重要或最新的研究成果，使得此次會議不僅拓展了學科的寬度，又加深了研究的深度?，F(xiàn)場反響十分熱烈。

主題發(fā)言

9月21日下午，六祖寺教育辦主任、茂名靈惠寺方丈登覺大和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佛學研究中心主任夏復（Robert Sharf）教授，以及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拔地入云”研究項目主任陳金華教授分別致辭歡迎。之后，首都師范大學的郝春文教授與浙江大學的王勇教授分別發(fā)表了主題演講。郝春文教授演講的題目是《從敦煌寫本看絲綢之路上的文獻交流》，對敦煌文獻的數(shù)量、來源地和內容做了具體考察。他指出，敦煌不僅是東西經(jīng)濟貿易的中轉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交匯點。敦煌藏經(jīng)洞的文獻既有東來西往外地人遺留下的書卷，也有敦煌人東去西行攜帶回的寫本。它們是敦煌與外地交流的見證、是中華文化與外域文明匯聚交融的見證，也是東西文化融入敦煌、影響敦煌的見證。

王勇教授的演講題為《奈良時代的書籍之路——以第十二次遣唐使為例》。他指出正倉院761年文書《奉寫一切經(jīng)所解》中所列當時日本“一切經(jīng)”總數(shù)較之三十一年前的《開元錄》多出三百二十四卷，進而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何以日本的一切經(jīng)竟比中國開元年間的一切經(jīng)卷數(shù)還多？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之上，通過綴合正倉院文書收錄的四份佛經(jīng)目錄，并嘗試復原第十二次遣唐使的求書歷程，王勇從新的角度探討了唐代佛書東傳的軌跡，解開了這個謎團。當時日本舉國體制編制佛經(jīng)闕本目錄，朝廷直接參與寫經(jīng)事業(yè)，遣唐使在中國極力搜集書籍，日本佛教界精心保存珍貴的東來唐本，使得奈良時代的一切經(jīng)數(shù)目巨大。

書籍之路

主題演講之后，進入不同主題的部會 (panel)。第一、二部會同名為“書籍之路：漢語言”，分別由斯坦福大學宗教系教授、系主任柯嘉豪 (John Kieschnick) 和來自法國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的蒙曦 (Nathalie Monnet) 主持。與會學者圍繞多種語言、多種印刷物載體，展開了精彩的演講。

鄭州大學的葛繼勇的演講題目是《域外出土簡牘與中日書籍之路》。他以朝鮮半島、日本等東亞各國出土的《論語》簡牘為中心，從東亞的整體視野出發(fā)，將東亞各國出土的漢文典籍簡牘置于特定的時間、空間坐標中定位考察，梳理中國文化在域外本土化過程中的化用與變異。

北京大學的丁莉發(fā)表了題為《永遠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語的中國敘述與中國書籍》的演講，著眼日本平安時代物語文學中有關中國的敘述，從物質、文本、圖像三方面分析中國書籍傳入日本后對本土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產生的影響。漢籍與唐繪源源不斷經(jīng)由書籍之路抵達日本，不論物質層面還是文化層面，對古代日本而言均是巨大的滋養(yǎng)。

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的吳疆利用《舶載書目》，就大庭修的先行研究中尚未得到重視的佛教書籍進行了致密的分析。通過研究黃檗僧侶在十七、十八世紀中日貿易中有關書籍交流的活動，重點關注日本佛教界對《嘉興藏》的購買及黃檗僧侶所起到的作用，解明了中國佛教利用蓬勃的長崎貿易在京都宇治開辟黃檗宗的具體情形。并指出，隨著幕府對長崎貿易管控愈嚴，書籍貿易亦不復昔日活躍，中國僧侶在日本的影響逐漸減弱，至十八世紀中葉以降，黃檗宗已被完全日本化。

香港中文大學的吳偉明帶來了一場有關《易經(jīng)》在西藏本地化研究的精彩報告。這項研究廣涉漢藏文獻，探討了西藏地區(qū)對《易經(jīng)》及其相關概念和符號的接收。譬如五行、八卦皆可在西藏神話、宗教、文學、藝術、醫(yī)學等領域找到，闡明西藏地區(qū)《易經(jīng)》的歷史接受是將傳統(tǒng)中國學說融入西藏文化和宗教的過程。

加拿大薩斯喀徹溫大學(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的紀強（George Keyworth）對敦煌文獻和正倉院的圣語藏、妙蓮寺松尾社一切經(jīng)、七寺一切經(jīng)等作了極為細致的對照、比勘，指出書寫格式，卷末識語（奧書）都顯示出它們共同的源流，為可將日本視為絲綢之路的終點——這一論題提供了豐贍并富說明力的證據(jù)。并強調佛經(jīng)寫本的識語內容富含考察文本來源的重要信息，描繪出從中國西部至日本廣泛的佛教寫本制作傳統(tǒng)的圖景。

日本二松學舍大學的町泉壽郎基于多年來對各地圖書館所藏之調查，為我們介紹了19世紀歐洲東洋學者的藏書情況，并概述美國收藏的日本古典文獻，由此考察東西書籍文化的交流。重點介紹了德國博物學家西博爾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的藏書、19世紀法國學者Le?on-Louis-Lucien Prunel de Rosny（1937-1914）所藏日文書與漢籍。指出從他們的藏書目錄可知，19世紀歐洲的東洋學者普遍對中國西域、日本南海離島等“邊境地區(qū)”深感興趣，且同時期日本學者也對“邊境地區(qū)”懷有研究的熱情，從前對儒學典籍絕對重視的日本學者也開始關注海外及邊境，視野逐漸擴大至世界史的范疇。

日本京都大學的瞿艷丹關注在羅振玉、內藤湖南等中日兩國學者之間承擔重要橋梁之責的珂羅版印刷工作者——小林寫真制版所主人小林忠治郎的生平事跡，利用小林寫真制版所后人保存的圖像資料，及相關書信、圖錄、珂羅版復制本等多種文獻，重點考察了滿洲國時期《大清歷朝實錄》的復制過程，指出學者、技術者共同參與復制的典籍往往反映出一個時代的學術取向甚至政治風氣。

丹佛大學(University of Denver)的戴德安（Benjamin J. Nourse）關注清代的北京如何成為西藏宗教經(jīng)典進出口地，又是如何成為藏、漢、滿、蒙文翻譯的重要中心。他對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1617-1682）的刻經(jīng)行為進行了個案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的索羅寧(Kirill Sololin)重新探討了西夏漢傳佛教的來源問題。對三種西夏文文獻（《洪州宗師教儀》及《洪州宗趣注解記》《支那碧巖禪師隨緣錄》《金剛經(jīng)科頌纂要》）作出細致分析，論證了西夏漢傳佛教主要來源為北宋杭州地區(qū)華嚴宗體系中的思想這一觀點，認為西夏流傳的禪宗文獻實際屬于該體系，錢塘一帶可以作為西夏佛教的起源之一。西夏漢傳佛教另一起源是遼，從杭州地區(qū)傳入西夏的文獻內容與遼代資料十分接近，大致屬于晚期華嚴思想及晚期唯識宗資料。

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的黃士珊（Shih-shan Susan Huang）探討了在十三世紀至十四世紀蒙古統(tǒng)治之下，畏兀兒精英從中亞地區(qū)入徙中原地區(qū)，作為傳播佛教典籍文化的中間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除了傳統(tǒng)的文字資料外，該研究還廣泛利用吐魯番出土的佛教版畫，以及在中國東南及西北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石刻資料。憑借元代的驛傳體系，畏兀兒精英巨大的網(wǎng)絡可以從中國延伸至中亞，再到南亞及東南亞等佛教國家，皆可闡明佛教典籍與版畫是如何流傳的。研究對象是那些在漫長路途中贊助出版、使用、翻譯并傳播佛教典籍的人群，著重考察了蒙速速（即忽必烈近臣孟速思）與亦黑迷失這兩個人物。在對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所藏蒙速速家族供養(yǎng)圖進行細致分析后，還將吐魯番出土的元代杭州里貼紙紙鋪所在地在地圖上定位，具體展現(xiàn)出“佛教文化之路”“版刻之路”的恢弘畫卷。

藝術之路

龍門石窟研究院的張乃翥發(fā)表了題為《西域藝術風尚與洛陽中古石刻美術之互動》的演講。他以洛陽石刻文物實例為線索，指出出現(xiàn)于漢地文化圈石刻裝飾藝術中的美術題材，諸如千佛圖、蓮花、神異動物等佛教藝術樣本，及卷草紋、連珠紋、忍冬紋等西域世俗藝術樣本，都是異域文化題材移植東方的結果。而摻雜其中的四神、十二生肖等漢地傳統(tǒng)紋樣，則體現(xiàn)出東方美術創(chuàng)作采用西域表現(xiàn)技法的情勢。進而又說明， “密體意致”的美術事像，實乃起因于兩漢以降佛教藝術東漸中國的引進和西域文化播越漢地的移植。究其含蘊其間的文化淵源，無疑來自西方造型藝術裝飾風尚的美學感染。

來自法國國家圖書館的蒙曦圍繞敦煌千手觀音畫像以及十二世紀大理國梵像卷進行了比較研究，她提出佛法的傳播路徑被傳統(tǒng)地冠以“絲綢之路”的名號，但是實際上佛教信仰的滲透并非總是自西向東、經(jīng)過中亞和長安，最終到達日本的。在中國最西南端的云南流傳甚廣的密宗便是一個最好的反例。她注意到張勝溫所繪的大理國梵像卷中出現(xiàn)了觀音菩薩的多幅圖像，并以此為對象和敦煌的千手觀音進行了對比，并發(fā)現(xiàn)了二者在藝術上驚人的相似。

陜西師范大學的沙武田以敦煌畫和唐墓駱駝俑為中心，考察了絲綢之路上的絹帛圖像。他從形象歷史和圖像認識的角度，仔細觀察敦煌壁畫圖像和隋唐以來墓葬中出土的、以各類駱駝俑為主的考古實物材料，對歷史時期絲綢之路上作為財富象征乃至貨幣流通的絹帛形象作出了全新的考釋。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孫明利以初盛唐時期一佛五十菩薩像從西域向中國的傳播為著眼點，羅列出這一題材分別在印度、唐兩京地區(qū)、敦煌，以及四川地區(qū)的圖像表現(xiàn)，并比較這些圖像之間的異同，以此探討初唐時期的中印文化交流情況。

來自法國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的黎北嵐 (Pénélope Riboud)以粟特人節(jié)日圖像為研究案例，主要考察了拜火教（祆教）的儀式以及中亞地區(qū)對宗教儀式的參與。通過分析多種圖像，進而分離語言和視覺符號，從而追溯其起源及意義，最后嘗試識別這些儀式。在關注特定圖像主題的同時，也旨在為中亞宗教在中國傳播的多方面敘述提供更好理解的方式。

來自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王慧蘭以一件收藏于大都會博物館的九至十世紀的孔雀明王絹畫為切入點，探索其獨特的圖像和風格特征及其反應的南亞、伊朗、中亞，尤其來自于和田的圖像原型。她還從歸義軍時期十世紀曹氏家族和和田王族的聯(lián)姻這一角度，進而考慮和田地區(qū)在孔雀明王信仰傳入敦煌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最后，她還闡釋了在可攜帶和不可移動的圖像中，文化傳播是如何在不同的地區(qū)發(fā)生的。

來自佛羅里達國際大學(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的衣麗都圍繞云崗地區(qū)的石窟藝術進行了研究，她指出云岡石窟是相當復雜的跨文化現(xiàn)象的成果，在其中可以觀察到希臘、羅馬以及印度犍陀羅的影響。但是這種復雜性并沒有出現(xiàn)在中國、甚至整個亞洲其他的佛教石窟之中。2009年、2010年和2012年云岡石窟考古發(fā)掘出的寺院遺址成果引發(fā)了她研究云岡石窟遺址和白沙瓦盆地、巴基斯坦等地區(qū)寺院遺址建筑結構相似性的興趣。以此為契機，她在論文發(fā)表中詳細探討了不同文化的藝術和建筑通過絲綢之路的傳播與融合。

政治意涵

之后進入“政治意涵”這一主題。首都師范大學的劉屹重點探討了憍賞彌國法滅這一預言故事在于闐和吐蕃地區(qū)的流傳。通過比較不同時代漢譯本印度佛典、于闐語《贊巴斯坦書》、吐蕃語《于闐阿羅漢授記》《釋迦如來牟尼像法滅盡記》等文本中關于“憍賞彌國法滅故事”描述的異同，揭示出來自印度本土佛教的“法滅傳統(tǒng)”在先后傳入于闐、吐蕃的過程中，如何與當?shù)匚幕妥诮虃鹘y(tǒng)相融合，盡可能地實現(xiàn)“本地化”，但又始終不曾突破印度佛教固有的傳統(tǒng)。相反，中國佛教在南北朝時期最初也接受并固守過“憍賞彌國法滅故事”的傳統(tǒng)，但很快就突破了這一印度傳統(tǒng)的束縛，乃至最終發(fā)展出中國版的“法滅思想”，并確立起印度佛教中完全沒有過的“末法思想”。

加拿大勞瑞爾大學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的禰杰生 (Jason Neelis) 嘗試將佛教寫本制作中心之一的吉爾吉特與一個由巖畫、碑銘標記的信仰網(wǎng)絡地區(qū)聯(lián)系起來，并通過公元五世紀至八世紀印度河上的東亞旅行者們留下的記錄中得到證明。其研究還對印度河谷上游的Shatial Bridge進行了田野調查，證明這是粟特人、印度人以及通過“懸渡”的本地旅行者們商貿、文化、信仰的重要交流地。

安史之亂一直是中古史研究的重要課題，陳金華以世界史的宏大視野對安史之亂進行了全新考察，從唐周帝國與中亞商貿、宗教的聯(lián)系這一角度出發(fā)，闡明安史之亂與東亞佛教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指出武周時期的唐帝國完成了史上最成功的佛教全球化努力，建立起龐大的國際商業(yè)貿易網(wǎng)絡，對唐周帝國的維持與擴張有重要意義。但在玄宗時代，很快摒棄了這一佛教全球化的方針，轉向傳統(tǒng)的農耕文明，減少與中亞諸國的貿易往來，導致財政銳減，并疏于對中亞地區(qū)的經(jīng)營。支持唐帝國的宗教體系與貿易體系一旦崩壞，終于觸發(fā)了安史之亂。

來自斯基德穆爾學院(Skidmore College)的歐銳恩(Ryan Overbey)利用中國佛教的歷史和佛教徒傳記勾勒出突厥人對于佛教的支持，并以來自健陀羅的僧人阇那崛多 (J?ānagupta; 523-601)為縮影探究了在北周滅佛時期突厥人在對佛教典籍的保存和傳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蘭州大學的魏文斌以高僧帛法祖、法祚兄弟的遇害為關注點，從文獻記載、帛法祖兄弟遇害及其譯經(jīng)與著述情況，以及隴右羌胡的佛教信仰與供養(yǎng)等多個方面，探討了3世紀后期至4世紀中國北方佛教的發(fā)展情況。他指出，秦州地區(qū)與關中地區(qū)的交通以及文化密不可分，這為后來十六國北朝時期秦州佛教及其藝術深受關中佛法的影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外，麥積山等石窟的圖像反映了關中地區(qū)佛經(jīng)及佛教信仰對秦州地區(qū)的深刻影響。

物質文化、書法與詩歌

浙江大學的張涌泉為我們介紹了敦煌殘卷的綴合方法論，而這項巨大又細致的工程所具有重要意義當然也不言自明。他指出，現(xiàn)存敦煌卷子約六萬多號，其中大約六千至八千號皆可綴合。目前此項工程進展甚速，已經(jīng)完成了約略四千至五千號的綴合工作，恢復了許多件寫本的原貌，也厘清了原本模糊的寫本信息，委實令人驚嘆、振奮。

來自斯坦福大學的黃愛倫(Ellen Huang)重點介紹了作為受到絲綢之路流動性影響的瓷器發(fā)展歷史，她指出瓷器中藍色的引入是與白瓷的發(fā)展相平行的，進而報告了中國瓷器在連結文化與歷史的重要作用，以及其對絲綢之路沿線的原材料全球化結構網(wǎng)絡的形成的重要影響。

北京大學的史睿報告了題為《唐代書法文獻的東傳——以最澄和空海為中心》的研究?？蘸Ｔ陂L安求學，最澄則在臺州、越州一帶求法，他們攜回日本的書法文獻性質及內容亦有差別，由此也可以看出唐代兩京與江南越州、明州、臺州等地書法文化的差異。具體言之，空海得到了唐玄宗、王羲之、歐陽修等人的墨跡或模本以及顏真卿、徐浩等一流書家的拓本，更有機會親炙韓方明，學習當時最新的書法技巧。而最澄所得皆為拓本，全無真跡或摹本，且多為越州、臺州本地的碑帖?？蘸Ｈ胩浦畷r正是各種書法新樣式、新技法不斷涌現(xiàn)的時代，他所留下的詳實記錄傳至日本，為今天我們考察唐代書風、書法提供了重要線索。

南京大學的卞東波考察了中國詩僧文集傳入日本后所出現(xiàn)的各種注釋本，指出不少在中國本土失傳的詩僧文集在日本則多見翻刻、注釋本，于重現(xiàn)文本有重要意義。而這些注釋本的作者基本都為江戶時期的日本禪師，故而可以“以釋注釋”，學術水平較高，頗值參考。

來自舊金山大學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的斯定文 (Stephen Roddy) 探討了從多摩川到玉龍喀什河，詩歌在絲綢之路沿線的發(fā)展。他著重考察了竹枝詞中固有的其他語種 (維吾爾族，蒙古族，藏族，吳方言，韓語和日語) 詞匯及語法的合并，這一特征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是極為特殊的，也使之成為傳達泛亞洲地區(qū)，特別是中國地區(qū)文化的強有力的載體。

教育、交通與信仰崇拜

來自復旦大學的余欣指出，典籍流布是精神文化領域的深層次交流，其意義迥異于物質文化傳播?！稘h書》作為貫注正統(tǒng)論意識形態(tài)的官方史學代表，沿著絲綢之路在西域廣為流傳，是非常值得深究的“歷史大事件”。論文首先對敦煌、吐魯番等地出土的《漢書》、《漢紀》及相關寫本作了考證，討論它們的傳抄狀況。目的在于將寫本文化引入社會史研究，從經(jīng)典文本的社會化制造的視角加以考察，超越將出土文獻僅僅視為史料加以運用的固有立場，試圖通過文本分析，將文本重置于其產生與流通的歷史語境之中，探討各種抄本背后撰述者和傳抄者的立場與意圖，發(fā)掘其深層內涵。接著，從知識的獲得與利用方式的角度，對精英傳習《漢書》之學的實態(tài)進行了考察，討論了職業(yè)歷史學家、武將、胡人、婦女的學習方式，并揭示了《漢書》在學術活動中的實際運用和在人生實踐中所發(fā)揮的道德教化功能。進而通過對蒙書、類書、俗文學等材料的分析，考察經(jīng)典知識和歷史意識又是以何種方式轉化為實際的、日常的、地方性的知識和集體記憶，進入一般人的思想與生活領域，成為一種通俗文化。

來自威廉姆斯學院的倪?。–hristopher Nugent）探究了敦煌地區(qū)精英家庭的教育情況。雖然地處偏僻，敦煌的許多精英家庭仍然和京畿維持著文化連結。他指出敦煌的精英家庭教育更多地集中在寺院，精英家庭將孩子送到寺院作為在家的學生學習。著名的17號洞窟中的恢復的諸多材料（包括千字文，雑抄等）成為了他們閱讀、抄寫的資料。通過對文本內容及物質層面方面的考慮，可以深入了解到從都城到敦煌以及其他地區(qū)的中世紀教育實踐。

來自曼荷蓮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的烏蘭主要研究了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從加德滿都到北京的、以書信為形式的佛教網(wǎng)絡。她著重探究了題為“中國佛教史”的非寺院原稿的產生和接受，并旨在尋求在宗教網(wǎng)絡和貿易網(wǎng)絡交融下的知識的產生與傳播。

來自哈佛大學的南波マリ子 (Mariko Namba Walter) 主要研究了在和田以及前現(xiàn)代中亞的維吾爾人對于《法華經(jīng)》及觀世音菩薩的崇拜。南波指出主要有兩種與《法華經(jīng)》相關的現(xiàn)存維吾爾文字文本。其一是提婆達多的章節(jié)手稿，其二是與觀世音菩薩相關的文本；《法華經(jīng)》最早是由印度（或健陀羅）傳教僧人經(jīng)由克什米爾等中亞國家傳播而來的，但真正對此經(jīng)的信仰崇拜則是根植于中國。

專題報告之外，每場的點評及問答環(huán)節(jié)亦精彩紛呈。學者們分享各自掌握的資料，提出富有創(chuàng)見的問題，使報告內容更得深化。來自東亞、北美及歐洲的與會學者專攻廣涉宗教學、歷史學、佛教美術、藝術史、考古學等多種領域，討論材料涵括不同歷史時期及不同地域的文本、圖像、石刻等資料，現(xiàn)場呈現(xiàn)出許多精彩的碰撞與交流，是一場跨學科協(xié)作的國際盛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