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來歷難尋，無法追查

魏明帝曹叡臨終之前，任命司馬懿和曹爽為輔政大臣，讓他們二人共同輔佐少帝曹芳。然而不久之后，曹爽就采用明升暗降的方式加封司馬懿為太傅，奪取了司馬懿的兵權(quán)。司馬懿為了麻痹曹爽，不得已裝病臥床，暗中等待時機。

經(jīng)過一番權(quán)衡，司馬懿決心鏟除曹爽。為了有足夠的力量對付曹爽，司馬家族由司馬師出面，在司馬懿的默許下負責暗中豢養(yǎng)死士，等待時機對付曹爽。

然而，要知道，在古代戶籍制度相當嚴格，朝廷對人員流動的管控十分嚴苛。登記在冊的人口如果有所異動，十分容易被發(fā)覺。而一旦朝廷發(fā)現(xiàn)司馬家暗中豢養(yǎng)死士的話，司馬懿一家都將面臨滅頂之災。

因此，為了讓朝廷無法追查，司馬師豢養(yǎng)的死士大都來歷不明，雖然接受了司馬師多年來的培養(yǎng)和訓練，但等到司馬懿看準時機向曹爽發(fā)難之時，卻做到了“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也”的效果，竟然無人能夠辨識他們的原本身份。

之所以能夠在管控嚴格的戶籍制度中“陰養(yǎng)三千死士”，而死士的來歷卻諱莫如深，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司馬家族的士族地位。作為北方的世家大族，司馬家的財富與權(quán)勢都不容小覷，這就為死士的豢養(yǎng)提供了物質(zhì)基礎(chǔ)條件。

一方面來說，身為士族的司馬家有足夠的財力培育閑人，而家境貧寒的家庭則往往不得已拋棄尚未成年的嬰兒或兒童。不難看出，三千死士當中必然有遭家人遺棄的人，這才能夠解釋為什么他們大都來歷不明。而這些被司馬家藏匿而后培育的人自然會對司馬懿言聽計從。

另一方面，在世家大族掌握財富和權(quán)力的背景下，在家中私藏門客也是當時見怪不怪的常態(tài)。在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下，世家大族長期以來壟斷了社會資源，門生故吏遍布朝野，對于這些達官顯貴的違法行徑，自然是無人敢查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家大業(yè)大的司馬家培育出來歷不明的死士，一般官員也不敢檢舉。在當時的人眼里，世家大族藏匿勞動力為自己效力也是見怪不怪了。只不過，或許沒人會料到司馬師會培養(yǎng)出一支足以與朝廷正規(guī)軍抗衡的死士隊伍。

二、恩威并施，賞罰分明

在利用權(quán)勢和財富聚攏了一部分人后，然后把這些散漫的人員培育成為忠心耿耿、誓死效忠的死士也是一項相當艱巨的工作。首先，這些來歷不明的人先要接受十分嚴苛的訓練，練就一身好武藝，才有成為驍勇善戰(zhàn)的死士的可能。

對于司馬懿來說，他本就長年活躍在與吳國、蜀國對峙的前線上，訓練軍隊自然不在話下。而死士與一般的武士來說，除了要有足以對陣殺敵的武藝以外，他們還要有視死如歸、不懼一切的精神，要做到視主人的命令為鐵律。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離不開平日里對他們的恩遇。

自古以來，想要培養(yǎng)視死如歸的死士為自己實現(xiàn)不可告人的目的，就都離不開對死士的百般恩遇。燕太子丹在請求荊軻刺秦之前，毫不吝惜地滿足荊軻的所有要求，而歷史上順利完成刺殺任務的刺客死士，同樣無一不受到雇主的無條件優(yōu)待。

而司馬懿之所以選擇由司馬師具體負責豢養(yǎng)死士的工作，正是看中了司馬師懂得如何培養(yǎng)人才、選拔能人的能力。司馬師“為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賞罰分明的做法讓他得到了許多人的擁戴與贊揚。讓司馬師來負責這項事宜，可謂十拿九穩(wěn)。

在司馬師的培養(yǎng)下，司馬懿“陰養(yǎng)三千死士”的計劃有條不紊地得以展開，死士的培養(yǎng)計劃也的確無懈可擊。不過，對于司馬懿而言，最大的挑戰(zhàn)并不是如何培養(yǎng)死士，而是如何確保自己的計劃不被外人發(fā)現(xiàn)。

三、嚴格保密，單線聯(lián)系

與培養(yǎng)一兩個視死如歸的刺客完成刺殺任務不同，司馬懿在被剝奪兵權(quán)之后相當缺乏軍事力量，而曹爽則不僅獨掌朝中大權(quán)，還擁有相當雄厚的軍事力量，因此司馬懿需要的是一支規(guī)模較大的死士隊伍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正所謂人多口雜，況且司馬懿暗中籌謀的還是近乎直接謀反的事情，自然需要做到嚴格保密，以免事情泄露。而司馬懿自然深知保密意識的重要性，培養(yǎng)死士的計劃做到的保密程度足以讓人瞠目結(jié)舌。

司馬懿委任司馬師負責豢養(yǎng)死士的任務后，對其他人一律守口如瓶，即使是最親近的家人都沒有透露半個字。正因如此，就連司馬昭都是在司馬懿決定發(fā)動高平陵之變的前一天才得知了父親和兄長的計劃，驚慌失措之下當晚“不能安席”，而司馬師則能夠“寢之如?！?。

除此之外，為了確保自己和父親的密謀沒有泄露的危險，司馬師做到了六親不認的地步。他的妻子夏侯徽原本與司馬師琴瑟和鳴，感情十分深厚。然而，僅僅因為夏侯徽察覺到丈夫“非魏之純臣”，有自己的小心思，司馬師就毫不猶豫地“鴆殺之”。

一、白手起家放牛娃

胡雪巖生于道光年間，是安徽省一戶農(nóng)民的兒子。胡雪巖的家庭是中國典型的小農(nóng)家庭，沒有多余的錢供胡雪巖讀書，反而經(jīng)常讓他幫家里面放牛。誰能料想到，一個放牛娃在將來竟然會成為風頭無幾的大商人。

父親在胡雪巖剛剛12歲的時候就去世了，這對于胡雪巖的家庭來說是一個晴天霹靂，他們的生活更加缺少了保護，為此其不得不走出去闖蕩社會，在糧鋪、火腿商行、錢莊等都干過。盡管胡雪巖從事過的行業(yè)不勝枚舉，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商界。

胡雪巖度過了三年的學徒期，在16歲時正式成為一名錢莊伙計，此時的胡雪巖也正式從斟茶倒水的下等員工晉升到管理賬本的手藝人。不久后，杭州阜康錢莊的掌柜將胡雪巖收入囊中，專門傳授經(jīng)營技巧。胡雪巖沒想到，這將是他第一個貴人。

于掌柜雖有妻子但膝下無子，胡雪巖的出現(xiàn)填補了這一缺憾。胡雪巖保持著一貫的靈活和賣力，給于掌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者一度將其視為親生兒子，更是在去世前將自己的錢莊留給了他。

胡雪巖憑借著這個錢莊結(jié)識了湖州知府王有齡（后變成杭州知府），這是他的第二個貴人，正是王有齡讓胡雪巖開始接觸到官場。

二、鋪建帝國紅頂商

得到王有齡的支持，胡雪巖成為了湖州公庫的代理人，憑借這一優(yōu)勢，胡雪巖做起了的生意，他的方法就是用公庫的錢財扶助農(nóng)民養(yǎng)蠶抽絲，再統(tǒng)一收購這些絲，將其轉(zhuǎn)運到浙江，期間不需要支付任何的關(guān)稅和利息，大大縮減了成本。

此外，胡雪巖還將目光鎖定在了藥店生意，他憑借三寸不爛之舌說服浙江巡撫黃宗漢入股藥店，利用運糧的道路和人員暗中交易供藥業(yè)務，使得藥店規(guī)模迅速膨脹。

在商海馳騁良久，胡雪巖成為了一名小有名氣的徽商。其后更是在庚申之變中向軍界拋出了橄欖枝，使得自家的錢莊變成了軍費的落戶地，胡雪巖聲名鵲起。

太平天國時期，杭州成為太平軍攻打的目標，胡雪巖利用上海和寧波的物資協(xié)助杭州抵御太平軍，不料杭州城仍然失陷，胡雪巖慌了，但上天很快為他送來了第三個貴人，那就是左宗棠。

曾國藩為了迅速解決太平軍問題，緊急派遣左宗棠任浙江巡撫，專理對太平天國的軍事行動。左宗棠到任后立馬招募當?shù)氐拿耍r就這樣進入了他的視野，胡雪巖被委以重任。杭州城解圍后，胡雪巖全權(quán)管理后續(xù)事宜，這為阜康錢莊搭上了快車。

太平天國運動成就了胡雪巖，既為他送來了左宗棠這個大靠山，又讓他的商人內(nèi)核披上了一件官吏的外衣，從此刻開始，胡雪巖正式成為了一名的紅頂商人。

此后，胡雪巖穩(wěn)定操盤，組織結(jié)成了絲商聯(lián)盟、創(chuàng)辦了大名鼎鼎的“胡慶余堂”藥號，手下的錢莊也是存款無數(shù)。風光過后，胡雪巖的終結(jié)者來了。

三、一山還有一山高

對于胡雪巖在1885年的郁郁而終，世人眾說紛紜，首當其沖的是李鴻章。當時外國勢力企圖進一步吞噬中國，朝廷出現(xiàn)了以左宗棠為核心的邊防說與以李鴻章為核心的海防說，而胡雪巖肯定是站在左宗棠一邊的，這是為何世人猜測是李鴻章制裁了胡雪巖。

盛宣懷是清末洋務運動的著名官吏。事實上，盛宣懷的頂頭上司是李鴻章，與其要說盛宣懷針對李鴻章，倒不如說是李鴻章針對胡雪巖，從根本上看是李鴻章針對左宗棠，因此這和上述說法一樣都是有爭議的。

深究歷史我們發(fā)現(xiàn)，打壓胡雪巖的真正操作者是中國最大的買辦商人席正甫。席正甫何許人也？

當時，中國商人只分兩類，一類是本土商人，一類是買辦商人，二者最大的區(qū)別就是有無外國資本做后盾。盡管胡雪巖名聲大噪，卻抵不過匯豐銀行的最高買辦席正甫。

胡雪巖最初組織絲商聯(lián)盟的目的是爭奪中國絲織市場上的定價權(quán)，而這恰恰觸及到了外商的底線，一旦外商的盈利情況出現(xiàn)了問題，洋買辦的分紅和保證金都會受到影響，這勢必會引起買辦階層的反撲。

憑借匯豐銀行強大的資金實力，席正甫壟斷了上海的金融業(yè)。當胡雪巖的生絲大業(yè)即將塵埃落定時，歐洲的生絲突然豐收，外加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這使得胡雪巖的周轉(zhuǎn)資金出現(xiàn)了問題。此時，席正甫向全上海的錢莊和典當鋪施壓，胡雪巖無力回天。

在左宗棠病逝后，胡雪巖也郁郁而終。一代傳奇，就此隕落。

小結(jié):

在晚清傾頹的這幾十年里，悲劇層出不窮，胡雪巖的失敗不過是中國近代愛國商人的一個縮影罷了。眼看他的高樓平地而起。眼看他的高樓轟然倒塌，這是救國心的悲涼。

左宗棠也好，李鴻章也罷，盛宣懷又如何，擊敗胡雪巖的難道不是卑鄙的外國侵略者嗎？倘若國人擰成一股繩，鞏固好本國的工商業(yè)基礎(chǔ)，局面當然會有所不同。

一、胡朱之交

故事仍是從朱元璋棄廟從軍開始，在軍隊中，朱元璋由于表現(xiàn)英勇以及圓滑世故，很快便闖出了名堂，至少手中已經(jīng)掌握了一支軍隊，不需要再像以往一般寄人籬下了，而胡惟庸與朱元璋的緣分得從永州時期說起。

當時，朱元璋率領(lǐng)部隊駐扎在永州，其全軍上下之兵力在所有起義軍中算不得數(shù)一數(shù)二，但值得稱贊的是朱元璋在起義軍之中的威望。胡惟庸沒有武功卻有文治，興起之下投到了朱元璋帳下，可是胡惟庸卻沒有直接和朱元璋取得聯(lián)系。

據(jù)史料記載，胡惟庸之所以能進入朱元璋一方，全靠自己的老鄉(xiāng)李善長。李善長何許人也？就像蕭何之于劉邦，李善長每次都在后勤部門打點一切。

一開始，胡惟庸不過是元帥府中的一個普通文職，在李善長的提攜下，胡惟庸躍居的知縣一位，自然成為了當時黨爭中的湘西集團，與以劉基劉伯溫為核心的浙東集團對立。在斗爭中，胡惟庸?jié)u漸意識到了權(quán)力的美妙，心智已經(jīng)開始迷失。

后來朱元璋稱帝，李善長也到了該告老的年歲，于是便將手中的大權(quán)交付給胡惟庸，胡惟庸雖名為左丞相，但實際上已經(jīng)兼任右丞相一職，利用職務之便，胡惟庸設計陷害劉伯溫，將浙東集團鬧得雞犬不寧，一時間權(quán)傾朝野。

人沒有野心是不容易上進的，但野心過大便容易吞噬了自我，胡惟庸明顯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丞相權(quán)重，但金字塔尖的皇帝之位豈不更美哉？當歷史的車輪滾滾而過，胡惟庸的未來迎來了一絲變化。朱元璋察覺了。

二、胡惟庸案

朱元璋出身于草根，知道權(quán)力的重要性，因此每每涉及皇權(quán)興衰，朱元璋便異常警惕，除掉一切異于自己的勢力的欲望像編碼似的刻進了朱元璋的每個細胞。好戲已準備完畢，胡惟庸先敲了鑼。

據(jù)明史記載，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丞相的名義向朱元璋上奏，稱自己舊宅子里的水井有美酒涌出，其味鮮美醇香，這必然是皇帝的圣明使得上天降祥瑞于人間，大明王朝光明無限，于是順勢提出請邀請朱元璋到家中共飲，朱元璋欣然答應。

穿戴整齊后，朱元璋在侍衛(wèi)的保護下出宮，準備到胡惟庸府中，不曾想被一個太監(jiān)攔于門下，他就是云奇。朱元璋不解，便命令手下將云奇趕走，不料云奇一言不發(fā)地緊握住韁繩，左右侍衛(wèi)擔心云奇有所圖謀，便以護駕之名毆打云奇。

云奇雙拳難敵四手，瞬間被打倒在地，盡管如此，云奇仍目不轉(zhuǎn)睛地看向胡惟庸舊宅，并用手指死死指著同一方向。朱元璋發(fā)現(xiàn)不妥，便登上城樓往云奇所指的方向望去，原來胡惟庸舊宅附近修建了夾墻，里面埋伏著若干士兵。

朱元璋大怒，原來胡惟庸所說的一切不過都是為了哄騙自己，其真正意圖竟然是為了弒君。當天，盛怒之下的朱元璋以“枉法誣賢”、“蠹害政治”為名處死了胡惟庸，之后更是牽連了陳寧、李善長等人。

胡惟庸后，朱元璋廢丞相制，封建王朝再無丞相。

三、事有蹊蹺

歷史的真相是不斷貼近事實。隨著后代歷史學家對于胡惟庸案的重構(gòu)，人們發(fā)現(xiàn)這出明君誅奸臣的好戲不過是一場勝利者的謊言罷了。為何？

明代的官方史書為《明史》，而書中關(guān)于胡惟庸案的記載簡直是微乎其微、含糊不已，這正是歷史學家們感興趣的地方，稗官野史豈能為信？

經(jīng)歷史學家考證，云奇只是一個小小的西華門內(nèi)使，其工作范圍與胡惟庸扯不上半點關(guān)系，他又是怎么知道連錦衣衛(wèi)都覺察不出的機密呢？難道皇宮上下的錦衣衛(wèi)都被胡惟庸收買了嗎？這顯然是不大可能的。

另外，關(guān)于朱元璋登城墻洞破一切一事也是難以令人信服。胡惟庸作為一個多年進出皇宮的老臣，豈會不了解城墻之人可以清楚地看見自己家里的動靜？倘若連這一點都意識不到，胡惟庸不可能平步青云，位居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