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huán)球時報赴印度特派記者 王天迷 趙瑜莎 褚大業(yè)】 編者的話：60年前的3月，達賴集團發(fā)動叛亂失敗后裹挾數萬藏民出逃至印度。上世紀60年代初，他們在達蘭薩拉成立所謂的“流亡政府”。60年來，南亞地區(qū)成為被蠱惑出逃藏人的主要聚居點：印度達蘭薩拉被視為他們的“大本營”之一;與中印相鄰的尼泊爾也成為偷渡者的中轉站與避難所。近日，《環(huán)球時報》記者分兩路前往印度與尼泊爾。生活在那里的藏人向記者講述了他們面對艱難生活的無奈與進退兩難的尷尬，流露出對所謂“流亡政府”的失望與強烈不滿。

旅游小城的另外一面

達蘭薩拉位于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背靠喜馬拉雅山。這座小城分為上下兩部分。下達蘭薩拉為主城區(qū)，居民多為印度人;上達蘭薩拉被當地人稱為“麥羅甘吉”，位于主城區(qū)旁的山腰上，是流亡藏人的聚居區(qū)，人口1萬余。

走進上達蘭薩拉，《環(huán)球時報》記者眼前滿是紀念品商店、餐廳、咖啡館、旅行社、書店等等。僧侶、各國游客的身影與當地商販的攬客聲交織在一起，看上去與其他旅游小城并無二致。只是隨處可見的達賴畫像、“流亡政府”各類機構的招牌等，提醒著人們這里并沒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簡單。

上達蘭薩拉狹窄雜亂的街道 趙瑜莎攝

狹窄的小城主要街道為單行車道。乍看之下，這里沒有想象中那么臟亂差，五顏六色的房屋在藍天白云的映襯下，景色倒顯得頗為別致。然而，這里經不起細細觀察。一到下雨天，路邊的水溝就有臟水混合著垃圾流過。從位于主要街道的小屋正面繞到背后，能看到成堆的垃圾、雜亂無章的水管、纏繞在一起的電纜、隨意堆放的建筑材料。記者這才明白，為何達蘭薩拉交警部門擺放在上達蘭薩拉入口的路障上寫有“營造干凈達蘭薩拉，不要亂丟垃圾”的字樣。

生活在上達蘭薩拉的藏人多為出生于印度的二三代藏人，他們的印地語往往好于英語。然而從身份上來說，這里的大多數藏人并非“印度公民”。印度尼赫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謝鋼告訴《環(huán)球時報》記者，在印度生活的藏人可獲得“注冊證”，但他們無法在當地購置土地與房產，也不能在公共領域找工作，只能從事私營經濟活動。“注冊證”給予他們的身份不是“公民”，也非“難民”，而是“外國人”。

上達蘭薩拉街道與房屋 王天迷攝

《環(huán)球時報》記者在小城結識了藏人次仁。40歲的他至今未婚，在一家醫(yī)療機構打工，月薪1.5萬盧比(1盧比約合0.1元人民幣)，沒有存款。記者到次仁的住處坐了坐，不足10平方米的房間只擺放著一張床、兩個柜子，廁所沒有安裝電燈，馬桶是壞的。房間外的樓道漆黑一片，能聞到垃圾的臭味。次仁告訴記者，他的房租是每月4000盧比。

“當我還是個‘壞男孩’時，曾跟朋友一起去過新德里、班加羅爾等城市短暫生活?！贝稳蕦Α董h(huán)球時報》記者說，“那時候我看到印度人生活得很好，感覺很迷茫，失意之下開始吸食毒品。”所幸，次仁后來戒毒成功。

記者到次仁住處時，他的一個朋友也在。次仁介紹說，他的朋友是為“流亡政府”工作的攝影師。“那他的收入應該挺高吧？”記者問?！安唬瘺]什么錢，全靠外國機構資助?！贝稳蚀稹?/p>

一名生活在北京、去過達蘭薩拉多次的藏人學者對《環(huán)球時報》記者表示，“流亡政府”沒有什么就業(yè)機會能提供給藏人，達蘭薩拉經濟也不怎么樣，因此當地藏人失業(yè)率比較高。記者看到上達蘭薩拉的多數旅館、餐廳等都是由藏人經營。這名學者說，生活在南亞地區(qū)的藏人的主要就業(yè)市場是在服務業(yè)。不過，擁有運營酒店、餐廳等能力的人僅占整個南亞藏人社區(qū)8%左右。

“在這里一點兒都不自由”

3月10日，“流亡政府”舉行所謂的“起義60周年紀念會”，并組織游行活動。那兩天，達蘭薩拉各處貼著10日活動的宣傳海報。當天確實有不少藏人關閉店鋪、暫停營業(yè)，去參加活動。

但也有人并不買賬?！董h(huán)球時報》記者在嘎瑪的住處附近遇到了她，“我是不會參加的，因為我想回中國”。2009年，來自青海的80后藏族姑娘嘎瑪為了“上大學”來到印度，她之前在新德里念書，如今，已經畢業(yè)的她正在達蘭薩拉做研究，目前沒有穩(wěn)定收入來源，現在借住于熟人的房子里。

上達蘭薩拉臟亂差的一面 王天迷攝

“我一年只在大年三十那天打電話給家人，主要是怕他們擔心?！备卢敻嬖V記者，她今年初剛到中國大使館申請回國的旅行證件。“聽說平時排隊的人很多，有人甚至排了兩三天，于是我們當天凌晨6時就過去了。”嘎瑪說，如果申請成功，快的話兩三個月就能下來，但已經有人申請了七八次，仍然沒有成功。

“萬一申請不下來怎么辦？”聽到記者的這句話，嘎瑪有些哽咽：“我不知道啊。印度企業(yè)一般都要求應聘者會印地語，但是我不會。打零工也沒那么容易，許多餐廳老板覺得女服務員麻煩，會招來性騷擾等問題?！?/p>

嘎瑪告訴記者，印度跟她來之前想象得完全不一樣，“其實當初一到新德里機場，我就后悔了”。她在這里生活得很不習慣，“剛過來時我有56公斤重，現在只有39公斤，吃的東西都很不合胃口”。一名在達蘭薩拉生活了13年的美國護士告訴《環(huán)球時報》記者，達蘭薩拉的水質不好，很多藏人都有腸胃病。

說起當地藏民與印度人之間的關系，嘎瑪說，“除了做生意，基本不相處”，很多印度人認為藏民“沒有靠山”，因此總是“欺負”他們。“我們在這里的身份證件需要定期更新，過期的話要交罰款。其他地方的難民交罰款以盧比算，我們則要以美元算，超過1個月要交大約100美元。”記者問她：“印度政府給你們提供補助嗎？”嘎瑪答得干脆：“你想得美!”

次仁則對記者提起一件事：有一天，他在街頭看印度人玩彈珠，其間有印度警察過來要求他離開，言語間說了臟話。次仁與他發(fā)生爭執(zhí)，被扇了一個耳光，兩人最后扭打了起來。

嘎瑪告訴記者，前段時間達蘭薩拉發(fā)生了一起藏民被印度人施暴的惡性事件，“事發(fā)時，周圍藏人感到害怕不敢管，印度人不想管，最后是一名外國游客將受害者送去醫(yī)院”。

在新德里西藏市場時，《環(huán)球時報》記者問一名59歲開書店的藏人大叔：“您喜歡在印度的生活嗎？”他無奈地回答：“我出生在這里，別無選擇。但事實上，我的心不屬于這里。從外貌看，我們和印度人就是不一樣的。我想回中國，去看看拉薩、北京與上海，聽說這些城市都非常美。”

“總是聽其他藏民說，到印度就自由了。但我覺得在這里一點兒都不自由——生活沒有保障，未來也沒有多少選擇。”談起自身經歷的嘎瑪不禁感嘆道。

來自中國的商品、電視節(jié)目已進入當地日常生活

《環(huán)球時報》記者在印度遇到的藏人，基本都有親人、朋友在國外。嘎瑪說，達蘭薩拉的藏人越來越少，小城對西方游客的吸引力因此正在下降，印度游客則越來越多。很多有錢的藏人家庭將剛上中學的孩子送出國，這些孩子大多已不太會說藏語。

次仁說，印度政府給予流亡藏人的旅行證件無法得到大部分國家承認，不少藏人只能“花錢”買印度護照出國，“價錢大約是15萬盧比”。記者在新德里西藏村時看到不少打著“護照服務”旗號的小廣告，上面寫著“擅長處理在印藏人案例”。據了解，離開印度的多數藏人選擇去歐美國家，然而他們往往只能從事出租車司機、月嫂、刷碗工等工作，即便是高學歷者也是如此。

達蘭薩拉對藏人吸引力下降的同時，祖國的影響力正滲透進在印藏人的日常生活。在達蘭薩拉，只要看一眼店鋪、攤位賣的產品基本就能判斷店主來自哪里——電子產品、新鮮的綠色蔬菜基本都是印度人在賣，商品較為齊全的小超市也是他們開的;藏民主要賣特色紀念商品，他們經營的小賣部相對于印度人開的規(guī)模較小、布置略簡陋，中國商品往往擺在最顯眼的位置。

達蘭薩拉河邊的僧人 趙瑜莎攝

老干媽、金鑼火腿腸、大紅袍火鍋底料、鎮(zhèn)江香醋、大白兔奶糖、粉條……來自中國的調味品、零食、干貨應有盡有。問起這些商品的來源，藏人店主們都說：“從西藏地區(qū)經尼泊爾運來的。”上述去過達蘭薩拉多次的藏人學者告訴《環(huán)球時報》記者，其實藏人賣的手串等紀念品很多也是“中國制造”，來自義烏。這位學者說，多年前，達蘭薩拉對中國影響力的抵制比較強烈：“流亡政府”禁止過進口中國商品，有人甚至因為在學校說了普通話而被罰款。如今情況發(fā)生了很大變化。

達蘭薩拉街頭OPPO與vivo的招牌十分醒目，記者遇到的藏人都使用微信作為通信工具。次仁還主動跟記者說起，他非常喜歡看《我是歌手》，“為此，我特地下載了芒果TV的手機App。”聊著天，次仁打開手機播放了一段節(jié)目，漢語不好的他模仿歌手的咬字與唱腔，跟著唱了起來。

在達蘭薩拉經營小茶館的堆巴告訴《環(huán)球時報》記者，幾十年前，這里的流亡藏人十分“敵視”從中國來的人，他們或多或少被長輩灌輸了一些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如今，藏人的看法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你們工作勤奮，也都非常友善、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