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讀萬卷書，走萬里路”，路的行走是紙尾的文字，紙尾的文字成為歷史的記錄，歷史的記錄引導后世的歷史學家踏上了高師之旅。(威廉莎士比亞，溫斯頓。)他們在草原沙漠里觀察歷史的蹤跡，或在古城鄉(xiāng)村尋找過去的傳說。

在這次特輯中，我們邀請了羅信、王迪、謝西、胡星四位歷史學家跟隨他們的腳步。分別代表北、南、東、西沙方向，越過山，越過大海，走在歷史的高度上。

羅信以北京的建德門為起點，以終點內(nèi)蒙古錫林郭勒同盟鄭蘭期的明德門，走了元代皇帝往返和大部分兩者之間的土路。(威廉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威廉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王迪走遍成都的茶館，寫下了“炮哥”的歷史。四皇考察了浙江的島嶼，在明清之際發(fā)掘了島嶼社會的變化。胡成沿著西北古都收集了埋在歲月塵埃中的沉默故事。

這是與人達成時空的契約。懷著對過去的好奇心，懷著對歷史的敬畏和對真相的執(zhí)著，去山海之間的歷史旅行。

《新京報書評周刊》 10月29日主題《山海故人》的封面截圖

主題《山海故人》 B04-B05版

主題《山海故人》 B06-B07版

這篇文章來自《新京報書評周刊》 10月29日主題《山海故人》的B01-B03。謝西、羅信、王迪、胡星的采訪完整版將在未來幾天推出2個，今天推出2個，也就是謝西采訪的完整版，歡迎大家關注。(大衛(wèi)亞設)。

主題“B01，山海故人”

主題B02-B03 |散伙人：走在歷史的天地之間

“主題”B04，羅欣：走近長城地帶被無視的普通人。

題主“B05 |王迪：在成都古城發(fā)現(xiàn)了平民歷史的連續(xù)性。

《歷史》B06 |謝西：在浙江島上尋找日常和緊急情況

“主題”B07，呼城：在高度足跡下鋪設的西北往事。

文學》B08 | 《不安之夜》荷蘭90后的《震驚的現(xiàn)實主義》一書。

以前沒有遇見古人，

不見遲來的人。

懷念天地的悠悠，

一個人悲傷流淚！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

旅行由腳下的腳印組成，歷史建立在記憶的沙丘上。歷史旅行就像走在沙丘上，雙腳下意識地陷入記憶的沙子中，每一步都產(chǎn)生前進，散落四方。

公元670年，陳子昂站在柳州北城樓上時，他的心一定會生出古今慨嘆。他讀好史書，知道腳下的這座城堡，據(jù)說是在千年前戰(zhàn)國時代燕昭王著名的金帶遺址上建造的。戰(zhàn)國時代，對他來說，那是英雄豪士心向往的絢麗時代。依靠圖書管理員，縱橫討論乘客塵仆，電車樞紐在路上，各謀聰明把戲，賣給列國王子。燃燒王正是這些圖書公司主張客人丑態(tài)的歸宿之一。(威廉莎士比亞、溫斯頓、史書)富國強民的國王們吸引仙人的政策之一是在李秀濱建一座高塔，臺上保管黃金天融，認為仙人的資金將獲得連任。(威廉莎士比亞，溫斯頓李安) (溫斯頓李安)。不管是貪圖財富的莫莉，還是真的被燃燒王的千金難以買到的求賢心所感動，四方書生輻射燕國，燃燒王也急于成為一代人的霸業(yè)。(莎士比亞)。

《陳子昂登幽州臺圖》，很多畫把陳子昂畫成站在高高的大拿山峰上，其實陳子昂當時站在薊北城樓上。見見他的好朋友盧長勇為他寫的《陳氏別傳》。

事實上，燃燒王黃金時代的傳說并沒有記載在先秦典籍和《史記》中。陳大寶照片《放歌行》中首次出現(xiàn)“黃金臺”這個名字，指的還不是燃燒王的黃金臺，而是燕國最后一個太子團的黃金臺。直到隋代《上谷郡圖經(jīng)》中，才莫名其妙地首次出現(xiàn)了“黃金臺、李秀東南18里、燕昭王將千金放在舞臺上演繹天下仙人”的記錄，但對于生活在初唐時代的陳子昂來說，黃金臺已經(jīng)從東西收集的傳說變成了一封信。那么，他哭泣的地方不再是虛構(gòu)傳說之上建造的現(xiàn)在的建筑物，而是感嘆和緬懷的真正歷史，這段歷史對這里的陳子昂來說，進一步收緊了這一刻的心弦。大衛(wèi)亞設(David Assell)，Northern Exposure(美國電視新聞)。

696年，契丹松沙漠隊長李忠和契丹部門公開，大英州長趙文毅因奴隸暴政不滿，在突厥默霍坎的支持下開始叛亂。吳澤天、陳子昂、吳玉都跟著軍事同事去禹州當參謀，一定要派侄子吳玉去平白。但是這場戰(zhàn)爭開始不利，全軍節(jié)節(jié)敗退，淪陷了。

武攸宜大為震動。陳子昂相信自己建功立業(yè)時機已至，因此主動進諫，請纓帶兵。但在主帥眼中，他不過是個體弱多疾的書生，因此不僅拒絕了他的請戰(zhàn)要求，更因為反感他的喋喋不休，將其改署軍曹閑職，掌管文書。因此，他登上薊北樓，自傷身世，而泫然流涕，放聲高歌這首《登幽州臺歌》。

陳子昂并非一位刻意追尋歷史記憶的旅行者，但歷史記憶卻會主動找上他。當他站在薊北樓上流淚詠唱《登幽州臺歌》時，已經(jīng)道破了歷史旅行的個中三昧——歷史之所以能與旅行連臂而行，正是因為歷史具有一種穿越時空俘獲心靈的魔力，它能讓旅行者的腳步跨入另一個時空，讓現(xiàn)實行走踏下的足印與歷史留下的印記在某一個時空交匯點上相合，從而讓旅行者當下的心靈與過去發(fā)生共振。

縱然是陳子昂含淚感慨“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但他內(nèi)心中分明清楚，他所向往的，正是那已經(jīng)不見的古人史事。他分明站在這段歷史發(fā)生的地點，但歷史卻沒有在他的身上重演。他想寄望于來者，但來者又非他所能逆料。他只能孤獨地站在現(xiàn)實之中，為歷史的逝去，為將來的未來而愴然泣下。

歷史旅行，正如走在一條崎嶇的山路上，左邊是歷史的幽谷，右邊是未來的深淵，而自己正走在現(xiàn)實的山脊上，時時左顧右盼。

史與文

前可見故人

馬第伯正在山路上跋涉，但“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于是他只好“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直到上到半山腰，馬無法再向上攀爬，他只得將馬留下，繼續(xù)步行攀登。此時，他已經(jīng)距離平地二十里之高，向南極目眺望，無所不睹：

“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云;其峻也，石壁窅，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端如桿升，或以為白石，或以為冰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p>

山的雄渾高峻，人自身的渺小，以及輕度恐高癥患者自下而上仰望時的那種眩暈感，都被馬第伯一一狀寫描述?？紤]到這是中國現(xiàn)存于世的第一篇以第一人稱敘述的真實旅行記錄（如果排除《穆天子傳》這樣充斥著怪力亂神的半真半假的游記，馬第伯的游記也是第一篇真人真事的真實旅行游記），不得不承認其寫物狀景的筆法之圓熟，使人如臨其境。

但馬第伯的這場旅行，也并非簡單的游山玩水，而是負有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一如這篇旅行記錄的標題《封禪儀記》，他所記述的，乃是東漢光武帝在公元56年封禪泰山時，他作為先行官登泰山進行準備的過程——他本身就是一個重大歷史時刻的參與者。為了籌備這場有漢一代最重要的歷史盛典之一，他必然也要留心前人舉行封禪大典的歷史，作為如今舉辦儀式典禮的歷史借鑒。雖然傳說中的三皇五帝都舉行過封禪儀式，但它們畢竟太過久遠，以至于久遠到不知是否真實存在。能夠從真實歷史中取材的，就只有前朝秦始皇與本朝漢武帝所舉行的兩次封禪。

秦始皇封泰山碑，北宋拓片

盡管從漢武帝時代到馬第伯所處的光武帝時代，中間經(jīng)歷了王莽新朝的中斷和兵連禍結(jié)的天下大亂，距離秦始皇時代的封禪，更增加了一重秦末大亂的破壞性因素，但馬第伯還是找到了當年武帝封禪時留存的一些古跡，包括一塊祭壇上的石頭，“狀博平，圓九尺”，因為“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從泰山天門郭東上一百余里，馬第伯又找到一個木質(zhì)烏龜，“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又向東北方行百余步，終于抵達封禪之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在正式封禪的祭壇上，馬第伯看見“酢、梨、酸棗狼藉，散錢處數(shù)百，幣帛具”，這些混亂狼藉地鋪在祭壇上的錢物，也被說成是“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庇玫奈锲?。

傳說與遺跡構(gòu)成的歷史記錄，與親身體驗所描摹的文學敘述，兩者同時存在于馬第伯的這篇旅行記錄中。盡管它純屬公務出差的記錄，但作為游記，它同時兼具文學與歷史兩個面向。而這兩個面向，也成為了后世中國旅行文學的兩條道路。文學用以狀寫景物，抒發(fā)心情，馳騁想象，展現(xiàn)的是遣詞用句的才華；歷史則著眼于精準地記錄，以及對蘊藏在路途與景觀之中的幽微史事的鉤沉汲隱，它所彰顯的是博覽群書的學識。

公元四世紀東晉高僧慧遠的名作《廬山記》就是一個典型范例，開篇一節(jié)：“山在江州潯陽南，南濱宮亭，北對九江。九江之南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余。左挾彭蠡，右傍通州，引三江之流而據(jù)其會?！渡胶＝?jīng)》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一曰天子障’，彭澤也，山在其西，故舊語以所濱為彭蠡。有匡續(xù)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續(xù)受道於仙人，而適游其巖，遂托室?guī)r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其所止為神仙之廬，而名焉”。描述地理形勢以定位其所在，引經(jīng)據(jù)典考證其來由，記述傳說以論證廬山得名之來源。精準、明晰，幾乎可以說完全是史家筆法，足顯慧遠的采摭書傳，博聞廣識。

接下來，慧遠卻筆鋒一轉(zhuǎn)：“風雨之所攄，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穿崖，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摶，而纓絡于山嶺下。及至觸石吐云，則倏忽而集?；虼箫L振巖，逸響動谷，群籟競奏，其聲駭人，此其化不可測者矣”——廬山氣勢撼人的雄渾氣象，躍然筆端，精心構(gòu)筑的辭章，如泄水排云般連貫而出，即使是聽到文言文就昏昏欲睡的今天讀者，如果能夠舌頭不打結(jié)地通讀一遍，也能感受到那種一吐胸襟的勃勃氣勢。這也是慧遠的《廬山記》千載之下，得以列名經(jīng)典的原因。

《玉山丹池：中國傳統(tǒng)游記文學》，作者：（美) 何瞻，譯者：馮乃希，版本：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

史與文的交匯，讓旅行文學兼具博學與辭章兩者之長?；圻h的《廬山記》還在不經(jīng)意間點出了游記與歷史之間的親緣關系。在講到廬山第三嶺時，他寫道：

“昔太史公東游，登其峰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登天庭焉。”

被奉為中國史學鼻祖的太史公司馬遷，也曾是一位旅行愛好者。一如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所坦陳的那樣：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xiāng)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于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p>

盡管沒有證據(jù)顯示司馬遷曾以史家筆法寫過游記，但他本身足跡踏遍天下，旅行中自然也會訪求故老，探聽傳說，記錄下來，成為撰寫史書的材料。就像他在《孟嘗君傳》的最末所寫的那樣：“吾嘗過薛，其俗間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余家矣?！乐畟髅蠂L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p>

司馬遷筆下的孟嘗君事跡，自然也有不少是他游歷當年孟嘗君封國薛地時探訪所得——他的目的明確，是為搜集史料，他訪問當?shù)毓世贤寥说姆椒ǎ瑤缀跸喈斢诮裉炜谑鍪返姆椒?。司馬遷雖然沒有寫下一篇歷史旅行的游記，但他本身已經(jīng)為未來的歷史旅行寫作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只是需要像馬第伯這樣的人，以他采擇史料，探訪故實的方法，完成這樣一篇游記，作為開山之作，歷史旅行書寫，就以這種方式，在烘焙許久之后，新鮮出爐了。

到慧遠撰寫《廬山記》的魏晉六朝時代，旅行文學的史與文兩種形式，幾乎已經(jīng)定型。五世紀謝靈運的《游名山志》雖然僅存三十余條，但也足以看出旅行文學的發(fā)展態(tài)勢：“泉山頂有大湖，中有孤巖獨立，皆露密房?！稘h史》朱買臣上書云：‘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p>

其中既有精心雕琢的辭句“孤巖獨立”，也有引經(jīng)據(jù)典的史料“《漢史》朱買臣上書云”，這些幾乎都成了未來游記的標準范本。前人的作品成為后世模范的典范，后世的作品中，也常常能看到前人的痕跡。就像陳子昂愴然泣下的《登幽州臺歌》，諳熟典籍的人，也會發(fā)現(xiàn)他是在“化”《楚辭》中的《遠游》一篇：“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兩者對讀，幾乎會誤以為陳子昂流淚的原因不是自傷身世的愴然，而是洗稿太過的羞愧。但“化用”前人本就是詩文創(chuàng)作靈感來源的公開秘密。詩文如此，游記自然也如此。因此，在閱讀明代游記時，經(jīng)常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比如徐世溥《游洪崖記》中“瀑奔流至此，則復沖激上山，左右噴薄，洗石壁，逆流同下矣”，就是在暗中學習慧遠《廬山記》的韻律與措辭，也就不足為奇。

但這里還有一個關鍵問題，雖然最優(yōu)秀的旅行文學是文史兼?zhèn)涞淖髌?。但在書寫游記時，指針是向文偏一些，還是向史偏一些，卻是個值得忖思的問題。文史之間的旅行者，就像是在大漠中行走，前后左右，四面茫然似乎到處是路，也似乎無路可走，只能憑借直覺向前走去。

記與訪

后可見來者

沙海之中，四顧茫茫，但就在迷惘不知該往何處前行之時，遠處一座閃光的崖壁，卻像烈日下的燈塔一樣，指引旅行者在沙海中投奔而去。熱浪漸漸被視線中的青蔥綠色撥開，崖壁上的閃光也凝聚成一尊實像，那是一尊在崖壁上開鑿的巨大佛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寶飾煥爛”。旅行者長出一口氣，他知道，自己到了梵衍那國。

劉拓拍攝的巴米揚大佛石窟，出自他所撰寫的《阿富汗訪古行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版。

公元629年，玄奘從長安出發(fā)，踏上了前往西方天竺的求法之旅。梵衍那國是他西行途中的一站。在他的西行旅行記錄《大唐西域記》中，他如此描述這個國家：

“梵衍那國東西二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勢邑居。國大都城據(jù)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宿麥，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獷，多衣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睹貨邏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鄰國。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敬。商估往來者，天神現(xiàn)征祥，示祟變，求福德。伽藍數(shù)十所，僧徒數(shù)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部?！?/p>

玄奘對梵衍那國的記述毫不拖泥帶水，用詞精準，幾乎沒有任何文學上的修飾。提到那尊崖壁上的著名巨佛，也僅在必要時才加上“金色晃曜，寶飾煥爛”這樣淺白得毫不夸張的描述。考慮到玄奘所看到的這尊巨佛，就是在2001年被塔利班武裝組織毀滅的那尊巴米揚大佛，今天的讀者也許會抱怨玄奘為何不能多花些筆墨，更細致地描述這尊大佛外觀的衣著紋飾和細節(jié)，以至于單憑他筆下的寥寥幾句，都無法確定這尊佛像究竟塑造的是哪一位神佛的形象。

《阿富汗訪古行記》，作者：劉拓，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

但玄奘不會在意今天讀者的看法，就像他不會在意游記中這些細節(jié)的描述。事實上，他并不認為自己是在完成一部游記，其目的也不是為了給讀者帶來心馳神往的異域體驗，他是在撰寫一部西域的地理志書，就像史書中常見的《輿地志》《地理志》一樣。他追求的是歷史的簡約與精準，而不是華麗的辭藻與抒發(fā)個人感受——那樣帶不來任何信息上的增量。

信息的增量，這是歷史與文學之間最大的區(qū)別。歷史可以使用文學筆法來講述故事，但關鍵還是提供真實有效的歷史信息，而文學則不然，它可以用盡各種華美繁復的辭藻來描述一件事物，但這些文辭本身抒發(fā)情感，給人增加閱讀的快感與歡愉之外，并不能為故事素材本身提供更多的增量。游記一旦使用歷史的筆法，就會盡可能地將文學色彩或是作為渣滓剔除出去，或者高度濃縮提煉，只留下最精準的一兩個字的描述。游記越是偏向文的一方，就越是辭藻華麗，踵事增華；越是偏向史的一方，就越是不加點染，精煉提純。

那么，什么樣的游記適合用文的方法，什么樣的游記又適合用史的方法呢？對短途旅行的作者來說，他要狀寫山川秀美，河海泱泱，他完全不需要窮究歷史，只要用四五百字的華麗辭藻撐起這個短篇游記就足夠了。他們的旅行是無目的也無計劃的，只是為了抒發(fā)身心。游記對他們來說是文辭炫技的飾品，靚麗閃耀但徒有其表。然而，對那些預先設定了目標，并且需要長途跋涉來達成這一目標的旅行者來說，他們一路上要搜集資料，記錄見聞，他們要保證自己的記述真實可信，而不是虛有其名的夸夸其談。

那些浮夸華麗的辭句就像海綿中的水分，在沙漠真實烈日的炙烤下迅速脫水，只剩下真實本身。但真實也自有其力量，特別是當這種真實以一種殘酷的坦誠方式書寫出來時，尤為令人感同身受。玄奘的前輩法顯的《佛國記》就是這樣一部真實到令人痛苦的旅行著作。法顯對自己的寫作目的毫不諱飾，“將竹帛疏所經(jīng)歷，欲令賢者同其所見”，因此這部行記即使作為歷史文獻來讀，也毫無夸大之嫌。在寫到自己親歷的戈壁沙漠的環(huán)境時，他描述道：

“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

這段描述極富戲劇性，但也相當直白，正因為直白，因此令人毛骨悚然。因為法顯敘述的是沙河中真實的、不摻雜一絲幻想的鴉片，但其中絕望與希望之間天人交戰(zhàn)的纏斗，卻足以超越那些浮夸絢爛的文辭。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正是法顯《佛國記》忠實的追隨者。他也記述了可怖程度不亞于“沙河”的“大流沙”，其筆法與法顯如出一轍：

“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跡，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p>

法顯與玄奘的旅行記錄，可以說是歷史旅行文學的典范之作：精準、充實、真實而毫不夸張，但卻因其真實而帶給人感同身受的強烈震撼。

劉拓前往巴米揚路途中拍攝的村莊，他經(jīng)常會在中途停下，去拍攝那些古老的村莊與生活在那里的人。他認為這些生活在古老而艱困環(huán)境中的人，比旅游者趨之若鶩打卡的名勝古跡更值得尊敬。圖片出自《阿富汗訪古行記》。

這種震撼不是堆砌辭藻營造出的幻象，而是言簡意賅卻信息量巨大的真實的沖撞。這種真實感十足的歷史旅行記錄的風格，當然不會隨著玄奘、法顯的逝去而隨之消逝。但這種文字對寫作者提出的要求更高，它要求摒棄那種游山玩水式的褻玩心態(tài)，全身心地投入到觀察、搜集和探訪的領域之中。

古與今

念天地之悠悠

虬枝如蟹爪般的參天古木下，聳立著古老的碑碣。碑座的赑屃龜甲猶存，但碑刻的文字，卻已漫漶不清。然而，這并未妨礙騎驢的旅人在它面前駐足凝望，試圖從殘存的文字中，讀出被歲月風塵湮沒的那段歷史。

李成、王曉：《讀碑窠石圖》，現(xiàn)藏日本大阪市立美術(shù)館

《讀碑窠石圖》個中寓意眾說紛紜，或以為講述的是漢末名士蔡邕觀賞曹娥碑的故事，或以為是描繪唐代詩人賈島“古寺讀碑不下驢”的典故。但畫的作者李成與王曉，都曾經(jīng)歷過殘?zhí)莆宕碾x亂歲月。生活在那個時代，生活本身就是一場不亞于法顯與玄奘西行的歷險。半個世紀刀兵戰(zhàn)火的反復洗劫，讓現(xiàn)實與歷史都變得傷痕累累。而李唐本是李唐宗室之后，遭逢亡國之痛，回首大唐盛世，一如畫中古木下的古碑一樣，孤獨地矗立在那里，被歲月剝蝕，無言地訴說著早已不再的榮光。

歲月蹉跎，過往成塵，記錄歷史的碑碣埋沒古木荒草之中，但幸好有旅行者發(fā)現(xiàn)了它，并且愿意駐足停留，端詳記錄碑上被湮沒的歷史，沒準兒還會把它記錄下來，讓它重返世人眼前。李成雖然最終謝世于宋初，但他如果知道自己在《讀碑窠石圖》中描繪的騎驢訪碑的光景，在他身后的宋代會形成一股熱潮，想必會倍感欣慰。

劉敞就是宋代熱衷旅行訪碑的諸多文士之一。1061年，他出任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所長安正是漢唐故都，歷史古遠，因此常有古碑殘碣出土。劉敞對此特別加以留心，時時發(fā)掘有所獲，他“悉購而藏之”，也時常實地踏訪碑刻，撰成《先秦古器圖》。他的好友歐陽修，同樣有讀碑的癖好，“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于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歐陽修作為歷史學者，更著眼用古碑中的記載來糾正文字史料的錯漏?！端鍟分杏涊d郎茂“卒于京師”，但歐陽修發(fā)現(xiàn)的《隋郎茂碑》上卻刻著郎茂“從幸江都而卒”，故而“史氏之謬，當以碑為正”。他主持編修的《新唐書》中的《孔穎達傳》，曾因襲前人史書記載，將孔穎達的字記作“仲達”，但他后來訪查到唐代的《孔穎達碑》，雖“其文摩滅，然尚可讀”，從中，他不僅發(fā)現(xiàn)孔穎達的字不是“仲達”，而是“沖遠”，更找到了史書中未曾記載過的歷史，如孔穎達的生卒年月，以及他與魏征奉敕共修《隋書》的史實?！氨侄鄽埲?，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謬不疑。以‘沖遠’為‘仲達’，以此知文字轉(zhuǎn)易失其真者，何可勝數(shù)？”

宋代才女李清照與他的丈夫趙明誠，可以說是歐陽修訪碑考史的忠實擁躉。在他的《金石錄》自序中，趙明誠坦言自己對金石碑銘的愛好，就發(fā)端于歐陽修的《集古錄》。待其成年仕宦后，他便“益訪求，藏蓄凡二十年，而后粗備。上自三代，下訖隋唐五季，內(nèi)自京師達于四方，遐邦絕域夷狄所傳，倉史以來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隸行草之書，鐘鼎簠簋尊敦甗盤杅之銘，詞人墨客詩歌賦頌碑志敘記之文章，名卿賢士之功烈行治。至于浮屠、老子之說，凡古物奇器豐碑巨刻所載，與夫殘章斷畫磨滅僅存者，略無遺矣”。

光緒刊本《金石錄》書影。

他的妻子李清照在多年后，回憶起當年丈夫在京師太學里當一個窮學生，那年他才二十一歲，就對金石碑刻有著深深的迷戀，每每到當鋪里把衣服當?shù)?，換得五百余錢，到大相國寺前的市場上去購買碑文拓片，“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兩年后，他們又出京到外地做官，雖然身處窮遐絕域的荒僻之地，仍不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最終整理出兩千卷金石銘文，又特意編纂了三十卷《金石錄》：

“嗚呼！自三代以來，圣賢遺跡著于金石者多矣，蓋其風雨侵蝕與夫樵夫牧童毀傷淪棄之余，幸而存者止此耳。是金石之固，猶不足恃。然則所謂二千卷者，終歸于磨滅，而余之是書，有時而或傳也。”

他猜得一點不錯。1127年，北宋在金人鐵蹄下淪亡，他與妻子李清照也不得不踏上逃亡之路，昔日精心搜羅的碑銘拓片漸次佚散，故居積藏的金石古籍，也被金兵燒劫一空。唯有三十卷《金石錄》流傳后世。但這一劫火遺存，一如李成筆下的《讀碑窠石圖》一樣，足以激發(fā)起后來者的步追踵繼的向往之心。五百年后的明末學者趙崡就是《金石錄》的忠實讀者，他自己踏訪碑刻的行止，宛如一幅活脫脫的《讀碑窠石圖》：

“深心嗜古，博求遠購，時跨一蹇（即瘸腿的毛驢），掛偏提，注濃醖，童子負錦囊，拓工攜楮墨從，周畿漢甸，足跡迨遍。每得一碑，親為拭洗，椎拓精致，內(nèi)之行簏?！?/p>

在他之后的清代金石學名家黃易，則將自己在嵩洛之間訪碑的經(jīng)歷，繪成《嵩洛訪碑圖》，淡淡數(shù)筆墨痕，勾勒出兩三個米粒大小的人物，站在一方古碑前，細細琢磨。

黃易：《嵩洛訪碑圖》冊頁之《晉碑》

盡管《嵩洛訪碑圖》與《讀碑窠石圖》精細的筆法迥然不同，但人在面對碑石上鐫刻的古老歷史時那種冷逸蒼涼之氣，卻是古今同一。他的《嵩洛訪碑日記》，筆法猶如當年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一般，精準、充實、真實而毫不夸張：

“九月初七日，至鄭州開元寺，殿圮重葺，小構(gòu)僅蔽風雨。存兩石佛：一天授二年，侯文衍造彌勒像；一開元八年，王元度造蒲臺像。殿后尊勝經(jīng)幢，中和五年僧祖愿書經(jīng)，篆額天成二年重修。幢上層四面鏤佛，邊欄復刻書畫，題字有：天福五年僧敬璋及上柱國楊璋等名。秋陽曝紙，施拓殊艱，寺旁東里書院學徒，見獵心喜，閑來按紙助力，俄頃拓全?！?/p>

文士探訪碑銘古跡的好奇心與增長識見的求知欲交疊在一起，他們相信真知是通過對世界的觀察才能最終獲取的。一如玄奘與法顯求取真經(jīng)而踏上旅途，他們也為求取真知而跋山涉水。只是比起兩位僧人旅行家，他們更愿意自稱是司馬遷的門徒。宋代享譽天下的文士蘇轍就如此自勉：“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豪俊交游，故其文舒蕩，頗有奇氣……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xiāng)黨之人；所見不過數(shù)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跡，不足以激發(fā)其志氣?？炙煦闆]，故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杰。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麗?！蹦纤沃麑W者呂祖謙也寫道：“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其志意，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fā)之也?！泵髂W者顧炎武也贊賞司馬遷：“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后代書生之所能幾也。”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幾乎可以說是對司馬遷《史記·食貨志》的致敬之作。

雖然法顯與玄奘兩人被排斥在這一系譜之外，但回歸太史公司馬遷的史筆，倒也算是返璞歸真。因為法顯與玄奘自己，同樣也是太史公的門徒，在《大唐西域記》的記贊中，筆受玄奘口述的弟子辯機，特別稱道司馬遷“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大唐西域記》中所記述的列國，正是對司馬遷《朝鮮列傳》《貨殖列傳》真誠的模仿。

旅行使自己增長見識，磨礪筆鋒，用史筆來記述所見所聞，讓自己拋棄浮華文辭，歸于質(zhì)樸。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以辭藻見長的旅行文學會退出歷史舞臺，兩者之間的關系更多并非競爭或是一較高下，而是并行不悖。在不同的領域各擅其長。不同的作者可以因己所長，各取所需。

徐霞客像，畫像中的徐霞客總是一副長衣廣袖的儒士裝扮，但如果他旅行時穿著這樣的衣服，是無法跋山涉水的。

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記》，可以說是兼古今文史之長的典范之作。這位明末的旅行家的游記被贊為“其筆意似子厚（柳宗元），其敘事類龍門（司馬遷）”，不妨隨意翻看他的《粵西游日記》描寫自己探索武州百感巖巖洞的一則，便可知這一贊譽所言非虛：

“入洞前門，門南向，其穴高三尺五寸，闊二尺，僅容傴僂入。下丈許，中平，而石柱四環(huán)如一室，旁多纖穴，容光外爍，宿火種于中。爇炬由西北隙下，則窅然深陷，此乃洞之由明而暗處也。下處懸梯三十級，其底開夾而北，仰眺高峻。梯之下有小穴伏壁根。土人云：‘透而南出，亦有明室一圍，南向?！瘎t前門之下層，當懸棧之下者也。由夾北入，路西有穴平墜如井，其深不測。又入其西壁下，有洼穴斜傾西墜。土人云：‘深入下通水穴，可以取水?！涣魃驰転a。不能著足也。”

中國的旅行文學走到這一步，幾乎已經(jīng)抵達了它可以抵達的極限地帶。但在徐霞客身后三百年后，一位名叫楊鐘健的旅行者，在他的游記《西北的剖面》中，卻以如此筆法描述自己在山西大同附近發(fā)現(xiàn)的一座古代火山口：

“殘缺的火山，星散在灰白的大地以上，深黑色熔巖到處還可以看到，火山彈也還找到幾個……這些就地質(zhì)講來，不過還是很新的事，然而拿人類的標尺去比，就是很古很古的了。當這火山爆發(fā)的時候，真正的人類，或者還沒有，即有，還是很簡單而原始。戴上地球史的眼鏡去看人類歷史，真好像夏天在北方式的大廁所中看那悠游于糞漿中的蛆蟲一樣?！?/p>

這種以地球以及人類文明作為量度所撰寫的游記，顯然是中國先前歷代游記作者所無法想象的。他們無法超越自身的感受，以一種專業(yè)的理性去想象一個更大、更高的維度。哪怕是像陳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也只能從亙古永恒的懸想中回歸自身。中國的旅行文學要想再進行突破，需要來自外力的一臂之力。

盡管這外力的介入，并非一廂情愿。

過客匆匆

“被這經(jīng)久不息的佛教信仰標志所包圍，我想我應告訴王道士，我如何沿著玄奘的足跡從印度走了一萬英里，翻閱荒涼的山巒與大漠，如何在這一朝圣途中不管有多么艱難地去尋找現(xiàn)在的遺址，即玄奘曾虔誠地參觀并加以描述的那些圣地?！?/p>

這個風塵滿面的英國人用眼睛盯著面前這個身材矮小的中國道士，聽著翻譯將他所說的話，一字一句地轉(zhuǎn)達給他，他看到道士那“靦腆而不安”的眼睛中“浮現(xiàn)出一絲興趣”，他知道自己的計謀得逞了。因為他在來到這里不久之后，就注意到玄奘這個名字，在王道士的心中有著何等重要的分量，他發(fā)現(xiàn)這位道士不憚資財請畫師畫了關于玄奘師徒取經(jīng)的整幅壁畫：“這些壁畫表現(xiàn)了這位偉大的朝圣者冒險活動中的典型場面，那些奇異的傳說使中國民間信仰的玄奘竟成了一個道德高尚的吹牛大王?！谝环嬂?，這位令人崇敬的朝圣者被一個妖魔抓到了云里，而這個妖魔之后又成了他忠實的同伴。在另一幅畫里，一條兇猛的惡龍竟吞下了他的馬又吐了出來?！钡@位英國人最感興趣的，還是“畫中的玄奘站在激流的岸邊，他身邊的坐騎馱著一大捆經(jīng)卷”。這些經(jīng)卷正是他垂涎已久的獵物。

斯坦因與他的探險隊員們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中一處沙丘上的合影。

1907年3月，英國人斯坦因抵達敦煌，在莫高窟的一座殘破的洞窟中，他與看守這里的道士王園箓做了一筆堪稱20世紀最大的投機買賣，他自稱是玄奘的外國信徒，用花言巧語從王園箓手中獲得了24箱文書寶藏。在他的探險筆記中，他直言不諱地描述自己是如何勸誘王道士交出這些珍貴經(jīng)卷文書的：

“把這些收藏運往英國一個有學問的地方，肯定是佛陀和羅漢們都會交口稱贊的虔誠善舉。我的師爺蔣孝琬還盡力主張：如果王園箓覺得敦煌太熱的話，可以用那筆我已經(jīng)準備好的錢（我暗示會付40個馬蹄銀，約合5000盧比。如果有必要，我會給他雙倍的價錢，這無論如何是超出我認可的經(jīng)費了），回老家過清閑日子……他的另一個主意是：為了讓王消除所有的顧慮和憂慮，他也可以將這筆錢盡數(shù)用于寺廟，等這些寺廟修葺好后，王依然可以將他后來得到的布施，連同其他所有人所共知和不為人知的布施，全部歸為己有。”

坦誠嗎？足夠坦誠。斯坦因沒有錯過任何一個細節(jié)，就像他在《西域考古圖記》中所拍攝的那些照片和繪制的那些圖紙一樣坦誠可靠。他并未刻意隱瞞自己的投機騙購行為，甚至還將它當成一項歷險經(jīng)歷詳盡記錄下來，一如他詳細地記述自己是如何以破壞性的方式取得了丹丹烏里克的壁畫和其他珍貴文物。他是如此坦誠，以至于后世的中國歷史學者一面對他盜取敦煌文書的行徑咬牙切齒，一面又不得不大段引用他的記述。

但意料之外的是，很少有人意識到，斯坦因等西洋探險家來華的探險，在帶走了大量文物的同時，也留下了歷史旅行的另一種寫作方式。一種像他們的探險筆記那樣真實感撲面而來卻又不乏文采和思考的寫作方式，一種精準到令人刺痛的寫作方式。既富有冷峻的專業(yè)理性，也不乏探險者個人的細微感受。同時兼顧了中國已經(jīng)成熟的歷史旅行的書寫方式。它在文與史之間，找到了另一種平衡。

斯坦因離開的37年后，中國學者夏鼐踏著他的足跡來到敦煌，在斯坦因的考古報告的指引下，他找到了一處烽火臺的遺址。夏鼐相信，“這是漢代的邊防要邑，所棄置的漢簡，決不僅僅斯氏撿去的那幾根”。1944年11月15日，夏鼐和他的同事在斯坦因考古報告中標注曾發(fā)掘出漢簡的深溝里，又連續(xù)找到了三枚漢簡。他激動地寫道：

“用手摩挲這些漢代遺留下來的木片，恍惚間打破二千年時間的隔離，自己似乎也回到漢代去，伴了漢代的戍兵在這里看守烽臺，遠處沙塵騰起，一匹飛騎送來故鄉(xiāng)家人的信牘，或京師返郡的公文。手里所持的漢簡，墨跡如新，幾令人不敢相信這是二千余年前的東西?！?/p>

夏鼐富于激情的記錄，充滿了羅曼司的想象，在瞬間拉近了與歷史之間的千年時空。在這里，能讀出司馬遷《史記》的余緒，能讀出慧遠《廬山記》的浪漫，也能讀出玄奘《大唐西域記》的真摯，當然還有劫掠敦煌瑰寶的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中那種精準的文學性的坦誠。

玉門關烽燧發(fā)現(xiàn)的漢代木簡，上面的墨書文字越兩千年，仍清晰可辨。

歷史與現(xiàn)實，就以這種方式交迭在這座充滿了記憶的沙海之中。

沙海之上，是現(xiàn)實，之下，是歷史。

撰文｜李夏恩

編輯｜徐悅東

校對｜賈寧、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