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耶魯招生官揭露騰教學校的弊端，精英人才一律抄襲，高分低能。

2014年7月，耶魯大學前教授威廉·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告訴我，但事實上，絕不是這樣——這是我從我的許多學生身上看到的，也是近幾年來在校園里與我交談或給我寫信的數(shù)百名年輕人告訴我的。

是的，我們的精英教育體系造就了聰明、有才華、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但他們也焦慮、膽怯、迷茫，缺乏對知識的好奇心和健全的使命感:他們被困在特權的泡沫中，溫順地向同一個方向前進，非常擅長自己在做的事情，卻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做這些事情。

在常春藤盟校待了24年后，我開始思考這個制度對年輕人和我們的社會有什么影響，他們怎么能逃避這個制度，我們怎么能把它推倒。

另一所學校的一位年輕女子給我寫了一封關于她在耶魯?shù)哪信笥训男?“在他進入大學之前，他大部分時間都在閱讀和寫短篇小說。三年后，他變得極度不安和擔心，擔心我公立學校的朋友們連想都不會想的事情，比如一個人吃午飯很丟人，他是否在“人脈”上不夠努力。我是唯一一個知道他試圖假裝讀很多書的人:他的做法是快速瀏覽他讀過的書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他忍不住讀了很多書評而不是好好讀。他這樣做不是因為他缺乏好奇心，而是因為與他人交談比實際閱讀這些書能獲得更多的社會回報?！?/p>

在常春藤學校任教期間，我教會了很多優(yōu)秀的年輕人:他們聰明、懂事、有創(chuàng)造力，和他們交談、向他們學習是一種樂趣。然而，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似乎滿足于在他們所受教育的框架內玩耍。很少有人對想法充滿熱情，也很少有人將大學教育視為發(fā)現(xiàn)知識和發(fā)展智力的大計劃的一部分。

每個人都穿得好像隨時都要去面試。

表面上看，他們適應得很好，但內心往往充滿恐懼、焦慮、憂郁、空空虛、漫無目的、孤立無援。最近的一項大規(guī)模調查發(fā)現(xiàn)，新生自我報告的情緒健康水平已降至25年來的最低水平。

現(xiàn)在精英大學的錄取標準非常極端:成功的學生幾乎不可能有失敗的經(jīng)歷。失敗的可能性讓他們感到害怕和困惑。即使短時間達不到標準，他們也承擔不起。因此，他們極度厭惡風險。因為沒有犯錯的余地，所以他們盡量避免犯錯的可能性。

波莫納的一個學生曾經(jīng)告訴我，她想有機會思考她在學什么，但是她根本沒有時間。我問她有沒有想過不要每科都考A。她驚愕地看著我，好像我提了一個下流的建議。

如今，當人們談論大學教育時，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一個詞是“投資回報”。但似乎沒有人問:所謂的“獎勵”應該是什么？就為了多賺錢？教育的唯一目的是讓你找到工作嗎？大學存在的意義是什么？

大學的首要功能應該是教會你思考。這不僅僅是為了幫助你發(fā)展個別學科的智力。大學教育給你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你在接受了家庭教育傳授的正統(tǒng)觀念之后，面對工作的迫切需求之前，在與現(xiàn)實世界保持幾年距離的同時，對各種事情進行深入思考。

大學教育不是學習思考的唯一機會，但卻是最好的機會。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你本科畢業(yè)的時候還沒有開始學會思考，那你以后很可能就不會去做了。所以如果純粹是準備就業(yè)的話，基本上就是浪費四年時間。

至少精英大學的課程有嚴格的學術要求吧？不一定。理科一般都是，其他科目就沒那么嚴謹了。當然現(xiàn)實中也有一些例外，但教授和學生基本上達成了一些觀察家所說的“互不侵犯協(xié)議”:大學把學生當成“顧客”，學生必須迎接而不是挑戰(zhàn)。教授必須在研究上取得成功才能獲得獎勵，所以他們希望在教學上花盡可能少的時間。整個教學激勵體系都不鼓勵認真教學，學校聲譽越高，這種傾向越強。結果教學一般，但大家成績都不錯。

最負盛名的學校主要是通過“領導力”的概念傳達社會責任的理念。馬薩諸塞州劍橋的老生常談是“哈佛是領導的天下”。學校不斷督促優(yōu)秀學生把自己當成未來社會的領導者。但是，這些學校所說的“領導力”，只不過是指爬到頂層的位置:成為一家大律所的合伙人，成為一家公司的CEO，無論加入哪一條線，都要爬到“滑柱頂端”。我不認為精英大學的領導曾經(jīng)想過領導這個概念應該有更高的意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精英大學告訴精英學生，他們可以成為他們想要的任何人，但事實證明，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會做一些非常相似的工作。

2010年，包括哈佛、普林斯頓和康奈爾在內的幾所頂尖大學的畢業(yè)生中，約有三分之一選擇進入金融行業(yè)或咨詢行業(yè)。有些領域幾乎完全被唾棄:神職人員，軍人，競選政治，甚至學術職業(yè)。如果你因為想成為下一個扎克伯格而從名校退學，大家都覺得你很酷；但如果你名校畢業(yè)后去做社工，別人會覺得你很可笑。

記者埃茲拉·克萊因說:“華爾街發(fā)現(xiàn)大學正在培養(yǎng)大量非常聰明但完全困惑的畢業(yè)生。這些年輕人智力強，工作熱情高，卻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做?！?/p>

我們不要騙自己:高考這個游戲的關鍵不是中下層爭取向上的提升，甚至不是中上層試圖維持自己的地位。這個游戲的關鍵是確定中上層階級本身的確切地位水平。

在富裕的郊區(qū)和富裕的市區(qū)孤立區(qū)，也就是這個游戲的主要玩家生活的地方，問題不在于你上不上精英大學，而在于你上的是哪所精英大學: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vs塔夫茨，而不是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聰明的年輕人可以去俄亥俄州立大學，成為醫(yī)生，然后在代頓定居，過上好日子。但這不是中上層階級會考慮的事情:結果對他們來說是可怕的。

這種制度加劇了社會不平等，阻礙了社會流動，擴大了特權，并創(chuàng)造了與普通公眾極度疏遠的精英。相關數(shù)字不可否認。

1985年，錄取要求最嚴格的250所大學，46%的新生來自第一季度收入最高的家庭。到2000年，這一比例上升到55%。2006年，在最有競爭力的大學里，只有大約15%的學生來自收入只有他們一半的家庭。大學聲譽越高，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比例越高。公立大學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2004年，最嚴格的州立大學40%的新生來自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但僅在5年前，這一比例僅為32%。

這種趨勢背后的主要原因很明顯:不是學費上漲，而是需要越來越多的錢來培養(yǎng)能在高考游戲中競爭的孩子。進入精英大學的障礙越多，幫助孩子克服這些障礙的成本就越高。幾乎從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富裕家庭就開始花錢購買上精英大學的途徑:音樂課、運動器材、海外旅行，更重要的是私人學費和頂級公立中小學附近的生活費用。

高考重要的SAT考試理論上是衡量學生的才能，結果實際上是衡量家長的收入。如今，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高分學生不到一半就讀于四年制大學。

問題不在于沒有足夠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有資格進入好的大學。精英私立大學絕對不會允許自己學生的經(jīng)濟背景作為整個社會來分配。他們負擔不起這種情況——他們需要足夠的學生來支付全額學費，而且必須照顧主要捐贈者；他們甚至可能根本不想有太多的平民學生。

所以美國家庭收入不平等惡化到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程度，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幾乎是發(fā)達國家中最低的，這不是巧合。精英大學不僅無法扭轉社會不平等加劇的趨勢，其政策實際上也在加劇不平等。

改革不應止于錄取程序層面。入學程序的改革雖然可以處理平庸的問題，卻無法處理更大的不平等問題。問題是常春藤聯(lián)盟本身。我們把培養(yǎng)社會領袖的工作交給了一批私立大學。無論他們多么強調公益，實際上總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F(xiàn)在的制度對這些大學來說是好的，但是哈佛對校友捐贈的渴望是否是繼續(xù)現(xiàn)行班級制度的充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