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政府的模式

香港的混亂可以理解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最初堅持要通過《引渡逃犯條例》，但在6月15日突然擱置。在我看來，中美貿易談判可能需要避免另一場火災。

事實上，林鄭月娥對香港的泛民主派是有了解的。他原本就知道自己不應該屈服，否則只會被理解為示弱，讓對方坐冷板凳；與人民打交道多年的人，不難有這樣的理解:

香港的盤人是非常特殊的政治人物。一般搞政治的都知道，政治是妥協(xié)的藝術。尤其是在彼此強弱懸殊的情況下，稍有政治智慧，都懂得在自己太優(yōu)秀的時候接受的道理。否則，正如《韓··鄭》所言:“國小不下，力小而不畏強，無禮而辱大鄰，貪而笨拙，可死矣。

1997年香港回歸之初，連司徒華、等重量級人物都對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寬松政策感到驚訝。到2003年，第23項立法被撤銷，2012年，道德教育和國民教育司被撤銷。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都保持沉默，一次又一次地滿足對方的要求，但廣大人民群眾并不欣賞，只是得寸進尺。早期中英聯(lián)合聯(lián)絡辦公室主任姜恩柱有一句名言“香港是一本難懂的書”，應該算是對此的哀嘆。

今天，除了傳統(tǒng)的泛民眾之外，還有大量的大學生和中學生。他們普遍鄙視傳統(tǒng)的泛民眾，視其為枯木，只談空多年一事無成。他們之所以站在同一個戰(zhàn)線上，只是基于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反政府、反中國的。

雖然這些少年大部分只是參加和平示威的“講道理不講道理”的派別，但也有不少成了暴徒；他們非常擅長“獨立+思考”。獨立的人——他們根本不參考學者和智者的意見，他們不關心行動可能帶來的后果，他們不愿意去思考對方的立場，甚至忽略了如何與同行合作達成事情；思想者——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充分體現(xiàn)了2014年占領中環(huán)事件中的名言——你不代表我。

他們真的是烏合之眾，打扮的像烏鴉，通過隱蔽的電子通訊把人聚集起來搗亂，然后就散了。他們既沒有組織也沒有領導，沒有人能代表整體，談判并讓步？我不知道該和誰討論或向誰屈服。與虎謀皮可以見虎，用魅力謀皮完全是白費力氣！

今天的混亂是這樣的。聰明的女人沒有米飯真的很難做飯。幸運的是，警察部隊仍然可以避開困難和障礙，不怕惡言惡語，仍然堅守崗位，堅決執(zhí)法。

二、暴亂的內在原因

香港的動亂一般認為是由《引渡逃犯條例》引起的。是的，技術上正確，但這只是表象，不是本質，而是催化劑，不是本體。就像大火一樣，可以是火柴點火，但如果引起了一片火海，那肯定有很多易燃材料；吹滅火柴很容易，但只要可燃物還在，火就會繼續(xù)燃燒。就算這次把火滅了，再來一根火柴，再來一個煙頭，再來一次漏電，甚至再來一天的日常做飯燒水，總會一次次引起火災。

這就是今天香港的情況。《條例》先是在6月份擱置，然后在9月份撤回，但它們仍然在野火中從未相當消耗它們，它們一次又一次地誕生；因為當下已經擴大為“五大訴求”，尤其是“雙普選”，涉及到所謂“更深層次”的政治問題；但是，這個“深層次”到底有多深？

香港人一直是政治MoMo的經濟動物，舉世聞名；我整個教學生涯都在和年輕人打交道，其中對歷史、政治、國際事務了解不多，甚至對其感興趣的人也很少，這和我們六七十年代那種熱切的探索、思考、討論大相徑庭，也是我多年來的感受。

除了考前幾周，大學里的圖書館平日總是空空著，幾乎都是圖書館員；每次邀請外國學者演講，主辦方都挺傷腦筋，場面冷清，觀眾三兩個。你如何向演講者解釋？幸運的是，一些聽眾最終提出了問題，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說普通話，因為他們來自內地。香港本地學生在哪里？這種情況從今天開始就沒有出現(xiàn)過，十幾年來一直如此，而且不僅限于我們學校。說起這件事，各個學校的同齡人都相視一笑。

在我們那個時代，看武俠小說就是半夜躲在被窩里拿手電筒偷，因為那樣會被認為是無心學習的偷懶行為；現(xiàn)在中學老師都知道學生看武俠小說，卻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最后，他們遇到了一個愿意看書的學生！還有的一看到字就頭疼，特別是大號的；和他們一起做閱讀理解練習，課文一定要短，內容一定要簡單，否則會有怨言。大學和中學是社會的縮影，“土壤肥沃的人沒有物質”。香港近幾十年的繁榮，已經讓社會充滿了一種膚淺的反智和享樂的氣氛。

那么，這么多政治覺悟高，愿意為“民主自由”而奮斗的青少年，怎么會突然冒出來呢？

10日，香港大學學生在座談會上封殺段崇智:文匯報

他們之所以突然熱衷于政治，特別是雙重普選，是因為他們接受了一套很簡單的說辭，所以根本不用思考就能被說服。今天的困境，是因為政府的施政偏向房地產和內地的利益，香港人成為受害者。只要實現(xiàn)雙重普選，代表香港人利益的行政長官便可以選出，問題便很容易解決。

好的。即使這種說辭起到了“覺醒”的作用，讓他們一下子“覺醒”，也無法解釋為什么鬧事者對對方有如此強烈的仇恨，這種仇恨已經極端到足以讓人擁有家庭隱私，從而可以犯罪嫁人！

為什么有些示威的參與者那么多，鬧事者那么暴力？我們必須理解真正的“深層次”原因:

示威者憤怒，暴徒暴力，與政治訴求和政治取向無關，只是一種情緒化的回應。通過各種常人做不到甚至無法理解的行為，發(fā)泄內心的焦慮、不安、挫敗和憤怒。

我的許多學生也是如此。他們在大學的時候是“正?！钡?，現(xiàn)在卻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雖然不暴力，但從來不稀罕；他們從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如果沒有房子，就很難擁有。只有孩子；工資可以維持現(xiàn)在的生活，每年去度假的人看起來都是中產階級，但實際上沒有太多積蓄，而且絕對不能失業(yè)，因為一旦失業(yè)就沒什么可干的了。

不幸的是，他們不禁擔心失業(yè)，因為職業(yè)穩(wěn)定正是現(xiàn)代社會所缺乏的，這是長期困擾他們的噩夢。

他們的世界與我們在60年代和70年代所知道的大不相同。那時候找到工作，試用期過了，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升職加薪退休，還能有不錯的退休金。然而，今天的終身雇傭制幾乎不存在。一般只有兩三年的合同，到期會根據各種指標進行考核。最壞的情況是，即使你沒什么問題，只要不夠好，你就得另找工作。

當然，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與60年代和70年代相比，現(xiàn)在的大學生不僅與他們的世界不同，而且與他們的能力不同，更重要的是，與他們的態(tài)度不同。但是，很少有人懂得自省，只對此心懷怨恨。為什么我們沒有你們這一代人喜歡的東西？

沒有房子，沒有存款，沒有工作保障，時不時還要擔心如何通過那些考核。父母實現(xiàn)不了那種生活，退休后的幾十年甚至想都不敢想。懸而未決，哪個“正常人”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焦慮、不安、沮喪或憤怒？

如何發(fā)泄憤怒？你可以吼空，但還不如把一個真正的妖怪弄出來，讓自己拳打腳踢。現(xiàn)成的妖怪有兩個(一般是一個):香港政府+大陸；這兩個妖怪，很多香港和西方媒體寫的，都是黑的。他們不僅是邪惡的化身，也是一切邪惡和各種苦難的根源。他們在罵的時候是最容易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他們很自信，很少受到挑戰(zhàn)。

在假裝下，大陸和香港政府成了示威者責難和謾罵的諾貝爾托辭，暴徒在沖撞和攻擊時仍能“心安理得”。哪里能找到這么容易的目標？自然是最好的選擇。

有人指出，大陸這十幾二十年發(fā)展得越來越好，但香港人對大陸的接受程度卻越來越差，令人費解；其實原因很簡單。，不是內地，而是香港人自己。，他們的生活條件越來越差，不滿越來越大。，預計他們越來越討厭妖怪，越來越生氣。

近年來，社會上的暴力氣氛、旺角騷亂、視內地為“蝗蟲”、尋求香港獨立等等，我們覺得瘋狂而荒謬，很大程度上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解釋。

看不到未來，絕望感導致憤世嫉俗的心態(tài)。極端的，我甚至想和妖怪“捉拿歸案，同歸于盡”(粵語版《尚書》“舍則亡”)。那些人做的不是冷靜思考后的理性行為，按照既定的邏輯進行規(guī)劃，而是心理停滯和非理性的強烈宣泄，所以設定事實和理由肯定是行不通的；有人建議，要建立一個交流平臺，開始真誠對話，只能局限在“言語”上。

第三，外部因素

另一方面，也有相應的合作條件:

1.喬治·奧威爾曾經說過，“消滅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否定和強制自己對自己歷史的認識”，一個群體能否凝聚成一個民族，取決于其成員是否有共同的歷史，在其中有共同的歸屬感，這是一個民族的根，消滅它的根最有利。

臺灣民進黨最早起步，竭盡全力，從教育入手，修改教科書，讓學生從小就把臺灣從中國分割出去；臺灣自稱臺灣，而中國和日本、韓國、越南一樣，只是亞洲國家之一，以示中國不是我自己的種族，所謂去中國化。

香港這一代人也見過類似的情況。他們充滿了民主、自由和普世價值，卻很少提及民族感情、文化傳統(tǒng)等等；上一代人也會致力于保釣運動，但如果和這一代人談釣魚，只會瞪眼，無知；他們是誰？很多人會說:“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有心人已經看到了這場危機。2012年，他們要求在學校實施“德育與國民教育科”，希望培養(yǎng)中華民族的團結意識；但立即遭到香港專業(yè)教育工作者協(xié)會等組織的反對，向家長宣稱國民教育就是洗腦教育。

其實，反對者要進行的是另一種洗腦，洗去內地和香港是一個共同體的意識，洗去內地人和香港人互相聯(lián)系、同甘共苦的感覺；但是那些聲稱保護孩子不被洗腦的家長，已經接受了這種洗腦。同時，很有可能他們是想反對妖怪來發(fā)泄生活壓力帶來的苦悶，所以他們從眾，你反對我。香港政府為了緩和矛盾，不敢堅持，一次又一次撤退，只有撤退。

這是香港版的去中國化。今天有“香港國民黨”、“香港獨立”這種反智反常識的怪胎，可以說是“初見成效”；從電視新聞中可以看出，很多示威者只有十五六歲，看起來很幼稚，遠遠感受不到生活的壓力。他們強烈的反華反政府情緒只能來自父母和老師。

中央政府意識到了這一點。港澳辦第二次新聞發(fā)布會發(fā)言人楊光指出，許多示威者和暴徒是年輕學生，是老師教他們這樣做的。其實這些老師很多都是前面說的那種充滿焦慮、不安、挫敗、憤怒的人，只是年紀大了一點，經常在家很累，職業(yè)習慣也比較理性，不像青少年那么莽撞。但看到學生為自己“伸張正義”，自然傾向于同情。在這種社會氛圍下，示威者和暴徒的供給自然是無止境的。

2.西方媒體的大力支持。西方媒體一直對中國抱有偏見，甚至敵視中國。當然，反華示威將是一筆財富。他們遵循一個簡單的邏輯——反對中國的人一定要公正，和中國有關系的人一定不可信。

就示威者人數(shù)而言，以往雙方公布的數(shù)字都是羅列出來的，讓讀者和聽眾自己判斷。然而，這一次，卻是一反常態(tài)。就連所謂的一流媒體機構也只列出了主辦方“公民人權陣線”的聲明，不僅完全無視警方的公告，還對《紐約時報》在AI中所做的統(tǒng)計視而不見。

以七一游為例。民陣說是55萬，警察說不到20萬，AI算26.5萬。民陣人數(shù)增加了一倍，遠低于警察的實際人數(shù)；至于所謂香港空之前的近200萬人(190萬)，有人用當時的路空來計算，近200萬人連站都站不??；但是，這些所謂一流的傳媒機構，仍然說個不停(警方數(shù)字分別是二十多萬和三十多萬)。

此外，民陣人物的不可靠性早已被清楚地教導過。在2014年的占領中環(huán)事件中，當時很多學術機構都做了獨立統(tǒng)計。結果顯示，民陣曾經夸張過兩三次，大部分警察都遇到了七八成；西方媒體一直要求消息來源可靠，但在這場風波中，連媒體的基本規(guī)則都被拋棄了，完全忽略了民陣來源的不可靠性！

6月26日，BBC中國記者李在《香港游行人數(shù)與輿論之爭》一文中對西方媒體的這種態(tài)度做了很好的總結:

「香港嶺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注意到，很多傳媒在報道六月十六日游行時，傾向使用『民陣』公布的近二百萬人游行的數(shù)字...該數(shù)字將用于“實現(xiàn)特定目標”...說出他們想說的話。.....查一下報道，大多數(shù)報道6月16日香港游行的國際媒體都引用了“FNL”提到的近“200萬人游行”的數(shù)字，包括英國《衛(wèi)報》、美國《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

更不要說示威暴動的報道，他們只是在示威者口中重復“保衛(wèi)香港”、“爭取民主自由”等口號，卻對暴徒的狂轟濫炸和瘋狂破壞掉以輕心。

前英國工黨議員喬治·加洛威在《香港恐懼癥》中寫道:你喜歡虛偽嗎？”文章痛斥英國媒體在報道法國和香港騷亂時表現(xiàn)出虛偽和雙重標準；去年法國的“黃背心”運動中，有三名死者失去了眼睛和四肢，造成數(shù)百人受傷。英國和法國相距僅29英里。附近的英國媒體沒有對暴徒表示太多同情，并譴責了法國的警察暴力事件。香港離這里有5992英里。英國媒體反而立即站到了反政府分子一邊，“大義凜然”地攻擊了只有孩子的警棍和催淚彈。事實上，這種態(tài)度并不僅限于英國媒體，在大多數(shù)西方媒體中也可以找到。

喬治·加洛威在俄羅斯媒體RT上批評英國媒體。

香港很多媒體都沒有放過。最近集中報道所謂警察暴力、警察權力過大等等；是的，視頻里好像有些警察很沒禮貌，但是我們首先要明白那些被粗暴對待的人以前都做過什么，也要明白為什么警察對這些人很沒禮貌，而不是對別人。

在過去的很多年里，7月1日都有示威游行。警察只負責開路和維持秩序。他們從未使用警棍或催淚瓦斯。為什么這幾個月如此不同？示威隊伍和平游行的時候，警察突然沖上來打大家？還是有人用傘把它宰了，用磚頭扔，用鐵柵欄砸，用燃燒彈襲擊，逼警察采取行動？

即使香港很多記者不認同暴徒的行為，但他們可能會有一種同情的態(tài)度。原因很簡單。和父母老師一樣，很多人都充滿了焦慮、不安、挫敗和憤怒?？纯醇议L和老師對示威游行和暴亂的態(tài)度，就能理解這些記者為何如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么日本很多公務員，醫(yī)務人員，各種只對吃喝逛街感興趣的人突然變了。

在西方媒體、香港媒體和社會各界的支持下，鬧事者自然有強大的聲勢，認為真相在我，目的可以自圓其說，手段當然更肆無忌憚。

3.外國勢力正在火上澆油。眾所周知，當今世界的總體形勢是中美之間的對抗。美國為了維護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對中國進行了秘密鎮(zhèn)壓，并且明顯地在軍事上有所牽制，在科技上有所克制，在經濟上有所限制。黑暗的是讓中國后院起火，照顧好自己，在新疆、西藏、臺灣、香港等問題上燃起戰(zhàn)火，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進攻，從而在國際輿論上對中國施加壓力；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美國領事館駐有數(shù)百人，真是司馬昭的心臟，路人皆見；現(xiàn)在香港硝煙彌漫，美方當然喜歡。

但是，一定要互相優(yōu)先。，香港今天出現(xiàn)混亂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剛才所說的社會矛盾，因為別人再怎么煽風點火，也只能是引火上身。，香港本身一定有很多易燃物質，才會引起一片火海。

4.香港鬧起來幾乎沒有“成本”，除了花點時間；如果你在千千萬萬人中，除非你是帶頭的那幾十個，最暴力的，只要你沖在后面，你就先走，會被打，會被抓，會被起訴，尤其是被法院重判的幾率不高。既能發(fā)泄生活中的不滿，又能與同齡人同呼吸，在同一個敵人下互相認同，甚至作為刻板生活中難得的體驗，真是“何樂而不為”！

第四，去哪里

示威者和暴徒口口聲聲說要保衛(wèi)香港，卻不知道最能保護香港的長城是什么。按照韓鄭的現(xiàn)實政治理論，當對方擁有絕對優(yōu)勢的時候，最好的保護就是讓自己成為對方眼中的明珠拱，并且多方保護以免失去；自我管理有三種策略:上、中、下:

1.使香港在中國國家安全和全面發(fā)展中發(fā)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2.使香港與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全面發(fā)展毫不相干，但又互不干涉

3.使香港成為中國國家安全和全面發(fā)展的隱患和腫瘤

常識告訴我們，只有在與全國最佳利益相協(xié)調的前提下，香港才能贏得自己的最佳利益，有些利益不能與整體利益相違背，而必須相輔相成；如果一定要把雙方的利益置于矛盾狀態(tài)，結果肯定是小利益被碾壓?？v觀香港70年的走勢，三大策略明顯是從上至中，再從中至下。

建國初期的30年，香港是內地賺取外匯的重要渠道，也是與西方接觸的唯一窗口，當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改革開放之初，香港的資金、技術、人才、經驗，就像長江之源一樣，從內地受益匪淺，香港也受益匪淺。這個時候，香港自然是上策。

之后內地的基礎逐漸穩(wěn)固，香港的重要性自然下降。香港科技大學用一句廣為引用的話來表彰雷鼎銘:1997年香港GDP是內地的20%，到2017年，經購買力調整，已經降到只有2%；時間變了。可以說，香港再怎么努力想通過法律，也只能贏。雖然缺一不可，但只要是“看不厭”，中國的政策總是可以維持的。

相反，一些香港人不僅日益反華，還呼吁英美，與臺灣聯(lián)系，擔心自己不會成為反共基地。大陸又怎么能視而不見呢？

中港兩地憲制關系和政治能量的對比，決定了反華勢力刻意忽略的一個事實，但這是無法改變的。要成功普選行政長官，首先要獲得內地的批準，并且要令內地相信香港人的選擇不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沒有威脅”是行政長官普選的前提和必要條件；在制定《基本法》時，這個條件已經具備。當時香港人對大陸普遍沒有反對意見。這也是基本法律制度可以逐步規(guī)定，最終實現(xiàn)行政長官普選的原因；今天行政長官普選被延遲，是因為這個條件改變了很多。既然沒有“順序”可循，就不可能再循序漸進地遵循“順序”。

一個顯而易見的邏輯是，香港人的反華情緒越強烈，聲音越大，內地對香港人的信心越低，行政長官普選的出現(xiàn)越晚。就像把球放在角落里一樣，最聰明的方法就是靠近墻，用手把球輕輕放下，這樣就可以把事情搞定，沒有任何麻煩；另一方面，如果一定要站的很遠，邊跑邊沖把球踢到墻上，球只會越彈越遠離目標。

現(xiàn)在，那些人的行動和言論會否令香港越來越近，還是會令他們離普選行政長官越來越遠？這正是孟子在最壞的情況下所說的——無用且有害！

有人整天說，大陸這些年對香港的政策逐年收緊；沒錯，沒有輸贏之道，人是自己招的。大陸對港政策本來就是吳金，城門大開；但是如果你自己決定了，你不僅會大驚小怪，還會開門破門，這就等于逼著別人對你嚴加防范，對審問設限！

孔子在《論語》中對魯茲說:“你死而無憾，我不會無動于衷。”嚴格來說，你不能冒死不顧一切，但你必須“怕事情，做好計劃”，小心謹慎，仔細考慮利益，注意策略，才能成功。否則孔子永遠不會承認。

韋伯指出，政治家有兩種態(tài)度，一種是基于共謀的倫理，另一種是基于責任的倫理。前者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后者考慮社會的利弊，注意對他人的影響，以盡自己作為政治家的職責；韋伯絕對相信自己是自以為是的，并決心采取這種態(tài)度?？杀氖?，喬尼放棄的，韋伯沒有放棄的，就在現(xiàn)在！

今天，中國已經進入了全世界所有人的視野。他們在考慮自己的長遠發(fā)展方向的時候，也必須考慮自己是否能夠適應中國的長遠發(fā)展方向。只有香港人，在他們的視野里，香港就是全世界，中國根本不可能出現(xiàn)，說“700萬香港人要什么”“我們要什么”。我以為是七八十年代，幾乎沒想過比香港多近200倍的14億大陸人想要什么。他們還沒有形成用“我們”代替“我們”的習慣。

混亂之初，有“反華”學生告訴我，香港現(xiàn)在面臨嚴重威脅，必須奮起反抗；我說，是的，它面臨著嚴重的威脅，但這種威脅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香港人自己的片面和無知；十多年前香港談加強國際化時，有識之士已經說過，香港最需要的不是國際化，而是知識。知識是美德，無知是邪惡；示威過程中，那些中學生一臉憤怒，一臉神圣。天真與無知交織在一起。他們主演了香港自己的悲?。?/p>

最想燒掉的人是誰？第一，死忠大眾；第二，別有用心的外國勢力；第三，西方媒體。所羅門王兩位母親的奮斗故事很有啟發(fā)性。西方沒有大規(guī)模示威和暴亂。美國的黑白問題和法國的“黃馬甲”清晰可見。美英兩國政府和西方媒體一直只是為了協(xié)調雙方而互相勸導。他們從來不說正義站在哪一邊，主張斗爭到底。為什么？因為那是他自己的兒子。

“殺你馬的，必往旁走”，所以不用擔心別人的兒子。只要不在自己國家，就不考慮可能的反作用。你只是大聲歡呼，鼓吹戰(zhàn)斗，兩敗俱傷，民生凋零也沒關系。反正不是他親生兒子。反正沒有不流血的革命勝利者。為正義犧牲是多么光榮！去死，去死！

如果你想暴動，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局勢幾乎失控。如何收拾這個爛攤子？我真的不知道。我們只能靜觀其變。首先，我們希望暴亂者最終會感到無聊和疲憊。第二，我們希望公眾不能承受，會有更強的反作用力。目前普通人用黃絹和藍絹分別代表對立雙方，其實并不全面，因為這種劃分只適用于在街上示威的對立雙方。然而，事實上，香港仍然有很多人沒有上街，但仍然對暴徒的行為相當反感。當然很多是親中，但最突出的不是親中，而是反華；現(xiàn)在對立雙方的主體不是反中和親中，而是反中和反中。

香港現(xiàn)在勉強能做的，就是下大決心消除利益集團和環(huán)保人士的阻撓——尤其是那些環(huán)保人士，他們眼里只有幾條中華白海豚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而忽略了幾十萬人的生存環(huán)境，這簡直就是孟子所說的“引獸吃人”——立即進行大規(guī)模填海，解決最關鍵的住房問題，但這只是遠水；救近火，要用近水，催淚，水炮車等。，首先控制暴力，制止混亂，堅決執(zhí)法對付鬧事者，使他們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示威游行當然是可以的，但必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進行。襲擊、破壞和封鎖道路是絕對不能容忍的。至于“德育與國民教育科”要加強了解，必須大力再推；但是，最困難的任務不是課程的實施，而是如何恰當?shù)亟淌谡n程。

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說:“(歷史)只不過是人類犯罪、愚蠢和不幸的記錄。”

香港真的在重復歷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