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

世凱恰當?shù)娜穗H關(guān)系使他迅速受到各方的關(guān)注，成為練兵的兩個人。(莎士比亞)。

在地方上，在議定練兵人選時，實力派地方督撫李鴻章、劉坤一和張之洞等人都給予袁世凱以支持；

在清廷內(nèi)部，以翁同龢、李鴻藻為首的清流派也給予了袁世凱莫大的提攜；

在獲得清流領(lǐng)袖認可的同時，袁世凱也獲得了督辦軍務處另外一位重要大臣——榮祿的支持和援引，甚至通過李蓮英獲得了慈禧太后的認同。

袁世凱

本文將和大家一起，盤點袁世凱遇到的七位貴人。

一、李鴻章——仕途的引路人

李鴻章是淮軍領(lǐng)袖，在晚清時期長達二十年時間任職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是袁世凱的知遇恩人和仕途領(lǐng)路人，對他多有提拔和重用。袁世凱的父祖輩與李鴻章和淮系都有聯(lián)系，而袁也從不否認自己出身淮系。

李鴻章

在朝鮮擔任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凱的才能得到了充分施展和歷練，積累了行政、外交和處理復雜事務的經(jīng)驗。李鴻章是他名副其實的直接領(lǐng)導，他的作為很大程度上是接受李的指示。李鴻章對袁世凱愛護有加，將他作為淮系的才俊培養(yǎng)，而且評價很高，并時常點撥指導。

“膽略兼優(yōu)，能持大體，足智多謀；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力持大局，獨為其難”。

袁世凱也對李鴻章知遇之恩大為感激，事事稟報請示李鴻章。他在寫給二姐的信中說到，

“弟年少識淺，不料蒙太后留意，諸親王、軍機大臣、中堂（即李鴻章）推重，如此知遇，更有何言！”

甲午戰(zhàn)后，朝野上下有很多人認為戰(zhàn)爭是袁世凱任性妄為闖下的大禍，要追究甲午戰(zhàn)爭的始禍之人，恭親王奕?曾追問李鴻章，“吾聞此次兵釁，悉由袁世凱鼓蕩而成，信否？”，李鴻章仍然保護袁世凱，“事已過去，請王爺不必追究，橫豎皆鴻章之過耳”。

李鴻章

李鴻章將戰(zhàn)敗的責任完全攬在自己的身上，為袁世凱開脫。這時候正是戰(zhàn)后練兵自強的高潮，袁世凱正在積極謀取練兵權(quán)，李鴻章如此做法，無疑是將袁世凱從旋渦中心抽出，給他最大的支持。

因此雖然袁世凱在甲午戰(zhàn)后謀求新的出路，尋求新的靠山，但李鴻章“終于遴才之一念，而仍是愛護成全他。所以世凱回國以后的發(fā)展，與鴻章還是有關(guān)系”。

翁同龢與李鴻章素來不睦，即使后來袁世凱為翁做說客，勸李致仕，被認為是勸他為翁提供遞補協(xié)辦大學士的位置，李還痛斥了袁世凱，但他為了國家大局和淮系利益，還是支持了袁世凱，并將淮系的資深可靠將官推薦到小站兵營，最終袁世凱憑借練兵在清末崛起，成為北洋集團的核心。

二、劉坤一——純粹無私的薦賢舉能者

劉坤一是湘軍宿將和后期領(lǐng)袖，清末長期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袁世凱甲午戰(zhàn)前奉調(diào)回國后，被李鴻章任命為總理前敵營務處周馥的副手，辦理糧食、武器補給等后勤工作。后來周馥被調(diào)回直隸，袁世凱便全權(quán)管理前敵營務。

劉坤一

淮軍陸上潰敗之后，清廷便派劉坤一督師，率湘軍抵御日軍。袁世凱與劉坤一本不相識，但此時劉坤一是袁世凱的頂頭上司，二者就此有了交集。他立即致函劉坤一，在信中自稱門生，表達敬意的同時匯報前線戰(zhàn)況，順便談了西法練兵主張。劉坤一回信：

“仆自慚老拙，何敢抗顏為師？……惟豪杰之士，能轉(zhuǎn)移風俗，不以風俗為轉(zhuǎn)移耳。世兄受特達之知，手握重兵，恩至渥而任至重，知必振刷精神，力圖報稱，以副中外之望”。

這是兩人的首次交往，信中劉坤一雖然婉拒袁世凱自稱門生，但卻對他的才干很贊賞，似乎還未見面，便已經(jīng)認為袁世凱將來要編練新軍。由于袁世凱熟悉前線情況和軍隊弊端，劉坤一開始重視他，甚至奏調(diào)他進京，以備咨詢。

在抵達山海關(guān)之后，劉坤一將袁世凱從前線調(diào)回，詳細詢問前敵事情，二人配合得十分默契，這使得劉坤一逐漸地了解袁世凱和他的練兵思想，對他的評價很高，認為他膽識優(yōu)長，性情忠篤，辦事皆有條理，為方面中出色之員，確實是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說明袁世凱是很有才干的，因此在停戰(zhàn)后不遺余力地向清廷舉薦。

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初三日（1895年6月25日）劉坤一與李鴻章、王文韶聯(lián)名上折保奏袁世凱，后又附片密保賢員，奏請朝廷予以超擢重用。

“名家之子，于軍務及時務均肯留心講求，前在朝鮮多年，聲績懋著，……際此時局艱難，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凱者，年力正強”

劉坤一這一奏片是在自請嚴議折之后的，沒有因為袁欲叛淮投湘而進行打擊，而是多加贊許，用語懇切，認定他是杰出人才舉薦他，說明他在這件事上確實是一位純粹的舉賢薦能者，他的保薦也為袁獲得練兵權(quán)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劉坤一

除此之外，劉坤一還在八月十七日（1895年10月5日）致函翁同龢，函中雖未明說，也可以看出是指袁世凱。

“以現(xiàn)在時勢，不能不破格用人，于名教無關(guān)，似可唯能是予，不必問其流品何如。務望我公主持，及早定議”。

雖然袁世凱在李鴻章失勢時，欲拜劉坤一為師，于道德和人品上確實招人非難，但在政治上來說，在當時也是司空見慣的事。后來袁督練新建陸軍之后，劉坤一再次上疏保舉他率勁旅拱衛(wèi)畿輔，可見他二人雖然接觸時間不長，但劉確是真心被袁的才干所折服。

“應請將袁世凱一軍，調(diào)札城外，以資拱衛(wèi)，總期有備無患”

三、張之洞——志趣相投的練兵自強者

張之洞在清末長期任湖廣總督，人稱“張香帥”。袁世凱與張之洞的交往日益緊密是袁署理山東巡撫之后，此時兩人并無過多聯(lián)系。

張之洞

但作為封疆大帥的張之洞與袁世凱一樣，也看到了舊有軍隊的弊端，也主張改革軍事，高呼練兵自強，他說，“非認真仿照西法急練勁旅，不足以為御侮之資”。在署理兩江總督時，他已經(jīng)開始按照西法編練自強軍，二人有共同的訴求和目標因而惺惺相惜。

但與袁不同的是，張之洞將編練軍隊的權(quán)力都交給了外國軍官，中國人僅任副職，造成外國軍官專橫跋扈的局面，產(chǎn)生了諸多弊端，袁世凱也聘任外國教習，但將軍隊的權(quán)力牢牢掌握在中國人手中，實際上后來張之洞也回到了袁的練兵道路上來，這也便有了二人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共同內(nèi)調(diào)為軍機大臣之后，張向袁請教練兵一事。

張之洞雖遠在南京，但對袁世凱的軍事能力和練兵思想也有所耳聞，而且十分敬佩，因此奉上諭保薦人才的奏折中就有袁世凱，與劉坤一的看法基本類似，希望任用袁世凱專門練兵。

“該員志氣英銳，任事果敢，于兵事最為相宜。雖其氣稍近于伉，辦事稍偏于猛，然較之世俗因循怯懦之流，固遠勝之。今日武備方亟，儲才為先，文員知兵者尤少，若使該員專意練習兵事，他日有所成就，必能裨益時局”。

直隸總督是疆臣領(lǐng)袖，兩江總督和湖廣總督的重要性僅次于直隸總督，在甲午戰(zhàn)爭前后，因派系權(quán)力斗爭而彼此矛盾很深的三大總督幾乎同時舉薦袁世凱這個三品道員作為戰(zhàn)后練兵自強的首選人物，說明袁世凱的軍事才能在當時是被各方所認同的，同時說明袁的人際交往在這中間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用自己的真實才能得到了這些實力派地方督撫的認可。

四、李鴻藻——提攜后學的太夫子

李鴻藻是同治帝師，北清流領(lǐng)袖，軍機大臣、督辦軍務處大臣。袁世凱的叔父袁保恒、袁保齡都與李鴻藻有極為密切的關(guān)系，尤其是袁保齡，是李鴻藻任河南學政時的得意弟子。憑借父輩的關(guān)系網(wǎng)，袁世凱便在致李的信中自稱“小門生”，尊稱李為“太夫子大人”，李鴻藻是帝師、清流領(lǐng)袖、傳統(tǒng)文人，對這些禮節(jié)極為重視。

李鴻藻

“袁世凱經(jīng)徐世昌介紹于李鴻藻后，袁就對李拜門，并和李鴻藻子焜瀛往還極密，通過種種關(guān)系使李逐漸相信袁知兵”。 《夢蕉亭雜記》

袁世凱一面將自己視為再傳弟子，把對朝鮮、對戰(zhàn)爭的看法向李鴻藻匯報，暢所欲言；一面將李鴻藻抬高到孔夫子的高度，極力表示自己的謙卑，得到了李鴻藻的贊賞，最終成為袁世凱督練新軍最有力的薦主之一。

李的表侄趙學治在朝鮮得袁世凱關(guān)照甚多，時時致信表叔夸贊袁。在遼東戰(zhàn)場時袁世凱便認識到雖然清軍大都使用了洋槍洋炮，但訓練方法陳舊，作戰(zhàn)能力低下，軍官指揮能力差，且軍紀敗壞，為此多次致函李鴻藻，雖未收到回信，但他依然堅持匯報極盡詳細的軍情戰(zhàn)況。

“小門生抵石兩旬，始為收集潰勇，繼因各軍退扎，接濟糧餉、子彈，又各處函電紛雜，日夜忙碌，毫無暇晷，至未能及時稟陳情形，并恭叩起居，殊切罪悚！……”

這樣的毅力，李鴻藻不會感覺不到，所以他對袁世凱的印象是很深的也是很好的，認為他是一個難得的軍事人才，因此李鴻藻首先推薦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完全是出于愛才之心。

徹底將李鴻藻折服的是袁世凱在回京后寫的《致督辦軍務大臣李鴻藻函》，深入分析了清軍戰(zhàn)敗之因，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關(guān)鍵是提出戰(zhàn)后應該另謀富國強兵之途和重新振作之策，即以西法練兵。他不僅對馬關(guān)定約痛心，而且開篇就為清軍存在的問題和國家命運擔憂：

“練兵諸將多未得人；津上將吏嘻嘻相慶，意若和局已定，可冀幸免。”毫無危機意識，只圖一時安穩(wěn)，“我之將吏似此幸免，移時必相率泄沓，行見軍政又日就廢減”，認為長此以往，“敵則酣睡同榻，咫尺相逼；不但奉、吉、閩、浙非我所有，即燕、齊各省恐亦保全無術(shù)；三數(shù)年后，大局之危必有大甚與今日者”。

在戰(zhàn)敗之因中，袁世凱認為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無術(shù)。其尤足患者，在于軍制冗雜，事權(quán)分歧，紀律廢弛，這是他在前線得出的真實結(jié)論，因此他提出整頓軍務的方案是：汰冗兵，節(jié)縻費，退庸將，以肅軍政。

一是挑選將領(lǐng)，“優(yōu)以事權(quán)，厚以餉糈，予以專責（練兵）”；

二是“延募西人，分配各營”，按照西法練兵，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三是廣設軍事學堂，選聘西人為武備教習；

四是選派將領(lǐng)出洋游歷學習。

其中最關(guān)鍵的便是第一條，袁世凱在信中著重強調(diào)應速派明練公正、真實知兵大員，很明顯是毛遂自薦，但又說得十分含蓄，因為在信的最后，他說因為母病要請假回鄉(xiāng)省親。這使得李更加欣賞袁，因為自古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門。

當然，李鴻藻雖不知兵，但是積極支持按照西法練兵，此前他支持胡燏棻練兵便是明證，因此袁世凱的主張正合李意，即使這中間發(fā)生了張佩綸致函李鴻藻，認為“以天下其才目之（指袁世凱）萬萬不可”的小插曲，也沒有影響李的決定，最終他獲得了李鴻藻的大力支持，并向榮祿極力保薦。

“李相（鴻藻）激賞公（袁世凱），以公家世將才，嫻熟兵略，如令特練一軍，必能矯中國綠防各營之弊，亟言于朝。”

事實證明確實如此，袁編練新建陸軍后，仍時刻向李稟報練兵情況，并提出將新建陸軍歸榮祿節(jié)制，雖然后來出現(xiàn)了李鴻藻諷御史胡景桂奏參袁世凱營私蝕餉、辦事操切、擾害地方之事，但應是李聽信了天津官紳的蠱惑。

五、翁同龢——影響皇帝決策的帝師

翁同龢是同光兩朝帝師，南清流領(lǐng)袖，督辦軍務處大臣、軍機大臣，甚為光緒皇帝倚重。由于聲望和地位，翁同龢也是袁世凱為獲得練兵權(quán)而傾力結(jié)交的對象之一。

翁同龢

翁、袁首次產(chǎn)生交集是袁世凱甲午戰(zhàn)前回國后不愿籌辦糧餉后勤工作，希望率軍赴前線作戰(zhàn)，通過時任戶部員外郎的堂弟袁世勛活動戶部尚書翁同龢，這也給后來袁與李的交集添了另一層媒介。

“袁世勛敏孫為袁慰廷事來見，慰廷奉使高麗，頗得人望，今來津不得入國門，李相（李鴻章）保令赴平壤。欲求高陽（李鴻藻）主持，因作一札予高陽，即令敏孫持去”，

因此二人雖未謀面，但通過袁在朝鮮的作為和坊間議論，翁認為袁奉使高麗，頗得人望，翁同龢最初支持洋人漢納根為中國練兵，并因此與軍機處和督辦軍務處其他同僚矛盾很深，但因為漢納根練兵計劃失敗，對胡燏棻也有意見，最后同意了袁世凱練兵。

這中間過程復雜，袁世凱自身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首先，袁世凱在處理朝鮮甲申政變時結(jié)識了南清流健將吳大澂，并與之結(jié)成了兒女親家，他便通過這層特殊關(guān)系來結(jié)納翁同龢。

其次，結(jié)納之后他憑借自己的軍事能力和真誠打動了翁同龢。過程并不十分順利：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一（1895年7月22日），袁世凱首次拜訪翁同龢，但效果并不好，翁在日記中寫道，“溫處道袁世凱慰亭來見，此人開展而欠誠實”，導致后來督辦軍務處在討論是否委任他督練新軍時，“常熟（翁同龢）不甚謂然”。

但袁世凱并不泄氣，為了獲得翁同龢的支持，甚至不惜得罪昔日的恩人李鴻章。另一面仍然不斷拜訪、溝通，第三次拜訪時終于改變了翁同龢對自己的不良印象，“袁慰庭來辭，談洋隊事，點心去，此人不滑，可任也”，后來又將詳細的參用西法訓練洋隊計劃和章程拿給翁，最終也獲得了翁同龢的青睞。

六、榮祿——后黨心腹，政治卵翼

榮祿是清末時期為數(shù)不多的知兵滿人之一，甲午戰(zhàn)爭時期任步軍統(tǒng)領(lǐng)，督辦軍務處大臣，后為軍機大臣，后黨核心骨干。

榮祿

同光年間的軍機處中，李鴻藻受文祥器重，榮祿也深受文祥賞識，榮、李的結(jié)交源于文祥，三人政治關(guān)系非比尋常。由于袁世凱的軍事才能和練兵主張已經(jīng)打動了李鴻藻，因此榮祿也認可了袁的才能，因此“合詞奏保；推薦袁世凱者，系李鴻藻出面，榮祿則系從中極力支持者”。

此外，起初翁同龢支持漢納根練兵，但督辦處其他幾位大臣都不同意，尤以榮祿為甚，力爭不可，極力反對將練兵權(quán)交給洋人。

其時胡燏棻條陳練兵，榮祿雖不甚滿意，但作為妥協(xié)，督辦軍務處暫時任用他替代漢納根。后來經(jīng)過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三大總督上折密保和督辦軍務處三位大臣都認可了袁世凱的練兵才能之后，榮祿便向恭親王奕?和慶親王奕劻推薦，兩位王爺也很快同意了，于是便上奏光緒皇帝，請求召見袁世凱，委以練兵重任。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1895年8月2日），光緒皇帝下旨將袁世凱交督辦軍務處差委，并命他奏陳挽救時局之策。隨即榮祿囑托他于暇時擬練洋操各種方法上之，袁世凱立即組織著手撰寫，認為操法應參照德國，為清政府所接受，這一內(nèi)容保存在《新建陸軍兵略錄存》的《上督辦軍務處原稟營制餉章附》上。

七月初一日（1895年8月20日），袁世凱上《遵奉面諭條陳事件請代奏折》，頗得榮祿賞識和光緒皇帝認可。該折洋洋13000余言，其中有關(guān)練兵的就有十二條，這是袁比較系統(tǒng)的軍事改革思想，也是后來小站練兵的指導思想，獲得了光緒皇帝的賞識。

光緒皇帝

榮祿援引袁世凱編練新軍，一是袁的練兵經(jīng)驗和聘用洋將、西法練兵的見識都遠高于胡燏棻，且年富力強（此時袁36歲），有上進心；二是榮祿另有野心，他時隔多年重返樞垣，成為督辦軍務處實際的核心，需要網(wǎng)羅人才為己所用，而袁世凱是盟兄李鴻藻所薦，又有上述優(yōu)點，且積極向自己靠攏，因此他也就樂于援引，成為袁繼李鴻章之后的新的政治卵翼。

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袁世凱致函李鴻藻希望將新建陸軍歸榮祿節(jié)制，可見袁是看清了榮祿得慈禧太后圣眷日隆的趨勢。隨后胡景桂參劾袁世凱事件和戊戌政變時期，袁都在榮祿的保護之下安然度過，后一路升遷，成為榮祿最為親密的政治伙伴。

七、慈禧太后——最終的決策者

當時袁世凱自己也知道，要獲得練兵權(quán)，除了要得到皇帝的認可，最關(guān)鍵的還是要得到慈禧太后的首肯，畢竟她才是最終的決策者，因為在甲申政潮罷黜恭親王之后，慈禧太后獨斷專行。

慈禧太后

“僅有朝中大員對他的推薦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走內(nèi)線”，

當時以袁世凱的品級是無法見到慈禧太后的，因為慈禧太后并不熟悉袁世凱。慈禧太后最為信任的內(nèi)侍是李蓮英，在太后跟前很有發(fā)言權(quán)。而袁世凱早年在上海結(jié)識的老友阮忠樞，此時正在李國泰（李蓮英弟）家里做西席，深得信任。

袁世凱便通過這位老朋友搭上了李蓮英的線。李蓮英早有貪名，袁世凱應該是花了重金收買李蓮英的，否則他又怎能為之在慈禧太后面前美言呢？

“（袁）以資財結(jié)納李蓮英，李以袁本各大臣保薦之人才，簡在帝心，舟行順水，遂滿應之”。后來袁的女兒袁靜雪回憶說：“等到醇王（應為恭王）、慶王會同軍機大臣保舉他來訓練新軍的時候，西太后很快地就批準了。這件事，李蓮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結(jié)語：

袁世凱最終獲得練兵權(quán)是多種政治勢力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他奔走于多個政治派系之間，得到了各方的一致認同。他在與各派政治勢力交往的過 程中不僅是只靠陰謀、投機鉆營，還有真誠和才干。

他在與各派政治勢力交往的過程中不僅是只靠陰謀、投機鉆營，還有真誠、才干，從他入仕開始，分別在不太長的時間里獲得了張謇、吳長慶、吳大澂、盛宣懷、周馥、李鴻章等幾乎所有上司和前輩的賞識和提拔。

這些晚清主要政治人物都是袁的前輩，在政壇摸爬滾打了幾十年，只靠鉆營怕是難以打動的，說明袁世凱確實有過人之處，當然也有機緣在其中，而袁世凱在具有才干的基礎(chǔ)上尋求更多的依靠力量，抓住了稍縱即逝的機遇，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