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瑞(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由于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2020年中國考古學的田野工作在時間和環(huán)境上都受到了不小的影響。

但考古人員積極復工，創(chuàng)造工作機會，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點頻出。

除了2020年全國十大考古發(fā)現之外，還有哪些考古成果同樣值得關注？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特別邀請9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者，撰寫總結性稿件，對過去一年中國的重大考古發(fā)現做全時段、全方位梳理，以饗讀者。

周邊地區(qū)

（一）東北

劉向東在《地域文化研究》發(fā)文指出，漢遼東郡屬縣呈“一橫兩縱”排列。從西境無慮縣到東南端番汗縣間，一條貫穿遼河平原向東延伸的橫線，連接著遼河平原和朝鮮半島；從北陲高顯縣到西南角沓氏縣間，一條位于遼河平原與遼東山地交接地帶的較長縱線貫穿南北，連接遼東北部邊塞和遼東半島；一條位于遼河沿岸的較短縱線，連接著由北至南交錯布列于遼河東西兩岸的望平、房縣等五屬縣，溝通著遼西遼東，成為遼東地區(qū)東西交通線上的樞要重鎮(zhèn)。通過三線的延長線和分支線，遼東與華北、山東半島和塞外玄菟郡、樂浪郡保持了緊密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聯系。

（二）西北

石城子城址北通奇臺、吉木薩爾等綠洲，向南穿越東天山至吐魯番盆地，是連接天山南北的重要孔道。2014年作為西域都護府址調查與發(fā)掘項目之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石城子遺址及周邊進行了全面調查、勘探和試掘，之后開展了多年發(fā)掘。2020年公布了石城子遺址城門的發(fā)掘資料，其保存較好，布局和構造清晰，為依靠夯土墻及排叉柱支撐的大過梁式單門洞結構。發(fā)掘者指出，石城子城址的年代在兩漢之際。（《考古》12）

新疆奇臺石城子遺址

高崇文探討了漢匈民族的文化交融，張玲對河西走廊漢關進行整理，王子今從絲綢之路史視角，進行了河西地區(qū)漢代兒童資料史料和考古資料的分析，楊誼時、陳國科、劉兵兵、康禹瀟對黑水國漢代墓葬的陶器進行分期，王永安對永昌水泉子漢墓的帛畫和葬俗進行探索。（《絲綢之路與秦漢文明》）

王建新、王茜在《西域研究》發(fā)文，對文獻所載漢武帝元狩二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兩次征伐匈奴的進軍目標、路線、過程、結果進行了探討，結合出土文獻、環(huán)境資料和考古資料，指出今祁連山非漢祁連山，漢祁連山當為東天山，月氏故鄉(xiāng)應在以東天山為中心的區(qū)域。潘玲、張振騰也對月支遺存展開研究。（《絲綢之路與秦漢文明》）

賈小軍在《敦煌研究》上對懸泉里程簡Ⅱ90DXT0214①：130A記述的驛置進行了梳理，指出西漢樂涫縣治在肅南明花鄉(xiāng)明海城遺址，綏彌縣治在下河清鄉(xiāng)皇城故城，玉門縣在今赤金綠洲之內低窩鋪以東、赤金鎮(zhèn)西北一帶，沙頭縣在今玉門鎮(zhèn)中渠村一帶（或即中渠村古城）?，F存“淵泉縣故城”或即漢乾齊縣城，淵泉為西漢敦煌郡屬縣，其故城不在三道溝鎮(zhèn)，當另外探尋。王蕾在《敦煌研究》發(fā)文，指出肩水金關關城是關嗇夫、關佐辦公場所，肩水候、東部候長、骍北亭長等辦公地點應分布在金關遺址北墻F6-9房間；烽燧方堡是金關官吏居所。

郭物對新疆焉耆黑圪垯、樂浪石巖里和遼寧大連營城子等地發(fā)現的龍形瑞獸紋金帶扣及相關玉、銀等材質瑞獸紋帶扣展開研究，指出這些高等級帶扣是漢中央生產后賜給邊疆首領的，也賜予漢晉王朝統治階級內部的高級貴族和官員，并導致后來中原王朝放棄“帶鉤”傳統，使用草原傳統和中原傳統融為一體的亞腰馬蹄形及前圓后方形的“帶扣”。（《故宮博物院館刊》7）張翠敏、譚盼盼、王智遠對營城子漢墓龍紋金帶扣研究后，也指出其為漢中央官辦作坊生產后的賞賜或饋贈之物。（《絲綢之路與秦漢文明》）

（三）西南

楊勇以考古發(fā)現的青銅器為中心，從青銅技術和青銅藝術的視角，指出西南夷地區(qū)與東南亞出土的青銅器彼此間都有聯系，且互有影響，反映出西南夷與東南亞一直存在密切聯系。（《考古學報》3）李培聰對云南宜良紗帽山滇文化墓地開展的分析表明，該墓地代表的族群未形成明顯的社會分層，其絕大多數二次拾骨葬的情況也不見于其他典型滇文化墓地。（《絲綢之路與秦漢文明》）

顏全已、楊軍昌指出，夜郎區(qū)域的漆器和漆跡發(fā)現，表明最遲戰(zhàn)國晚期夜郎地區(qū)已開始使用漆器，到東漢漆器已普遍使用。因其來源乃是受周邊文化和中原文化影響，故出現時間稍后于四川、云南。（《黔南民族師范學院學報》5）

天津師范大學張子璇的額碩士論文開展了戰(zhàn)國秦漢時期巴族地區(qū)帶鉤研究，西北師范大學張恒瑞開展了西南地區(qū)出土漢代金銀器研究。

（四）南方

韋偉燕介紹了越南海陽省博物館收藏的8件菊浦遺址“萬歲”瓦當，指出其年代為東漢至三國，判斷菊浦遺址為交趾郡下轄某縣治所。從國內南方地區(qū)“萬歲”瓦當的發(fā)現情況看，菊浦遺址的等級可能應不止于縣治。（《文物春秋》2）

胡嘉麟通過物質與圖像、原料與技術、思想與信仰等方面，探討了秦漢南海文化交流的整體面貌，指出合浦等地出土的“陶燈模型”，過去認為是與佛教的傳入有關的“缽生蓮花器”，實際可能與火祆教有關。（《海交史研究》2）周仁琴、廖國一判斷合浦是最早接受佛教文化的區(qū)域。（《北部灣大學學報》1）

楊海蘭指出，漢代龜鈕琥珀印的出現是受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影響。（《美與時代》9）劉金諾指出，琥珀作為絲綢之路上極珍貴商品，戰(zhàn)國至東漢時作佩飾使用，三國孫吳中期其逐漸開始用來外傷治療，及至唐宋醫(yī)家對琥珀藥用療效有了更多應用。（《醫(yī)療社會史研究》1）孔義龍研究了合浦等地經絲綢之路傳播的音樂文化。（《藝術探索》1）

漢代龜鈕琥珀印

史明立認為，戰(zhàn)國晚期至西漢前期高等級墓葬中所出銀質器皿，應大多來自同一或有密切聯系的生產或使用中心，指出使用銀質器皿非古代中國傳統，可能是經由流動于歐亞草原的游牧人群傳至東方，通過秦的仿制、使用而流向各地。（《東南文化》6）蘇颯通過梧州市博物館藏東漢羽人銅燈，分析了甌駱社會乃至國家邊疆地區(qū)從自然崇拜到君權崇拜的發(fā)展。（《文物鑒定與鑒賞》8）

社會生活

（一）建筑

董雪迎將漢代家庭安全防御措施和手段分為3類，勾勒了漢代家庭安全防御的基本面貌。（《南方文物》2）王燦、凌峰以《徐州青山泉白集漢墓院落圖》為對象，對其體現的院落建筑加以解讀。（《城市建筑》11）何志國、王燁將長江下游地區(qū)漢晉流行的單層建筑和五聯罐進行了綜合研究，指出漢末三國初期北方移民南遷帶來的中原等地東漢流行的高層樓閣、雙闕（天門）和閉合式院落建筑模型，與當五聯罐和堆塑瓶融合形成魂瓶。（《中原文物》2）

尤悅指出襄陽樊城區(qū)菜越陶樓的形制屬東漢流行的高樓類建筑明器，其門扉上有翼童子在厄洛斯、扛花童子、西域有翼童子外形基礎上加入儒家及神仙信仰。其屋脊檐角闊葉裝飾是東漢晚期建筑明器裝飾的直接繼承，塔剎底部覆缽闊葉是佛塔受花前身。該陶樓體現了對佛教因素的借鑒和轉化，與江漢地區(qū)佛教傳播有關聯，但陶樓依然是建筑明器，與浮圖祠有別，非早期佛塔。（《文博學刊》2）

尚群昌在《中州學刊》發(fā)文，將秦漢中原地區(qū)水井按壘制差異加以區(qū)分，指出水井的發(fā)現以環(huán)嵩山地區(qū)、南陽盆地和黃淮平原西南部最集中，主要分布在農業(yè)經濟區(qū)和城市，及冶鐵、制陶手工業(yè)作坊區(qū)。

南京大學謝珊珊的碩士論文對河南地區(qū)出土溷廁模型進行研究，內蒙古大學梁興祖的碩士論文從和林格爾漢墓壁畫開展?jié)h代建筑及建筑物研究。

（二）銅器

蘇奎對四靈柿蒂形銅棺飾的研究表明，其作為一種稀見的木棺裝飾，產生于視死如生觀念，為巫山工匠所作，屬東漢晚期巫山風格棺飾，無論流通何處，內涵始終如一。（《中國美術研究》4）

劉尊志研究了漢代銅染爐的發(fā)展。（《南方文物》2）王強、趙思穎分析了不同時間漢代豆形燈的造型特征和演變規(guī)律。（《美術大觀》7）宗椿理解析了從“錯轂勾殺”到“刺援合體”的關聯，探索了秦格斗兵器“戟”的設計定型。（《美術與設計》3）周亮從出土銅器開展了漢代楚國社會變遷的研究。（《淮海文博》2）

西北師范大學彭宇的碩士論文進行了戰(zhàn)國秦漢蒜頭壺研究，中央民族大學李亞碩士論文整理了湖南出土漢代兵器，西北師范大學馮旭蓉碩士論文開展?jié)h代釭燈研究，吉林大學田海霞碩士論文為出土兩漢雜器銘文研究。

（三）銅鏡

楊勇、白云翔分析了山東臨淄齊故城出土漢代陶質鏡范，對銅鏡鑄造中鏡范的制作和使用進行了重點研究，指出范制作時于泥料中羼入稻殼灰，大幅提高銅鏡生產效率。（《中原文物》1）韓茗以漢晉雙頭龍紋鏡為對象，梳理了其樣式演變，確定其與變形四葉鏡存在密切關聯，指出洛陽是位至三公鏡主產地，或此類鏡是漢末魏晉洛陽鑄鏡的重要產品，并對其的發(fā)展過程進行了探討。（《考古學報》1）時嘉藝指出，因政權更替和經濟中心遷移，鑄鏡地也多有變化。（《長江師范學院學報》6）

韓國河、趙小雨指出，漢代云雷紋鏡脫胎于戰(zhàn)國云雷地紋鏡，東漢早期開始，以云雷紋為主紋的云雷連弧鏡開始廣泛流行，其背景主要是光武帝崇尚讖緯神學，企圖借云雷紋來宣傳“始正火德”理念，維護東漢政權正統性和權威性。（《中原文物》4）

杜林淵、苑志鑫分析了兩漢銅鏡銘文中的儒學神化現象。（《延安大學學報》6）鄭倩、范淑英指出，陜北漢墓出土銅鏡不僅數量少、種類少，且出鏡率極低，是漢代陜北社會生活狀況的反映。（《榆林學院學報》5）

延安大學李澤悅的碩士論文探討了鏡銘所見兩漢社會生活，山東師范大學李延的碩士論文對漢代銅鏡美學展開研究。

（四）銅錢

徐勇捷指出“橫向茬口”半兩錢非西漢呂后“八銖錢”，乃是在秦代用翻模制范技術所鑄，出現或可早至戰(zhàn)國晚期。（《中國錢幣》1）

白云翔對新莽所鑄貨泉進行考古學梳理，指出錢徑2.20-2.40厘米的中型貨泉是法定標準錢型。新莽后期貨泉以官鑄為主，“盜鑄”盛行。東漢中晚期乃至魏晉墓葬中貨泉，是前朝錢幣的傳世使用。（《華夏考古》5）

鄭州墓葬中出土的王莽時期的“大泉五十”錢幣

徐龍國探討了王莽錢幣的正版與盜版錢范，黃娟對甘肅新莽鑄錢遺址的發(fā)現開展研究析。（《絲綢之路與秦漢文明》）畢洋、申歆夢、唐靜指出，過去判斷是墓中鎮(zhèn)墓辟邪“壓勝錢”的漢代帶柄方身器，更可能是作為“憑證”或“信符”的特殊喪葬用具，象征輔助升天，以便順利進入天國仙界，甚或持此“憑證”或“信符”而向仙界報到。（《邊疆考古研究》27）

廖國一指出，瀟賀古道沿線漢墓中出土的錢幣，與中原錢幣類型基本一致。（《賀州學院學報》1）

（五）手工業(yè)

劉逸鑫指出，漢晉中原與西北邊疆鐵器生產存在“鑄造”與“鍛造”不同傳統，“鍛造”傳統推動從韌性鑄造鐵器向鍛造鐵器的技術革新，體現出北方與歐亞草原深層次的互動。（《文物鑒定與鑒賞》5）四川大學陳思琪碩士論文開展了戰(zhàn)國秦漢時期蜀地鐵器與社會發(fā)展研究。

張瀟、賀云翱指出，秦至東漢早期瓷器與秦以前原始瓷器無本質區(qū)別，稱其“高溫釉陶”“釉陶”甚至“陶器”與事實不符，秦漢原始瓷存在江東、嶺南、湘贛3個中心。（《東南文化》4）

董睿指出，漢代空心磚畫像的印模技術受戰(zhàn)國陶拍和璽印影響，畫像模印工具可能為木質。認為畫像模印工匠與制陶工匠不同，具有流動性，因此治陶作坊中很難發(fā)現模印工具。（《美與時代》1）

陳艷在《南方文物》著文，指出鹽業(yè)遺址主要分布在巫山縣城附近及大寧河沿岸，以漢代墓葬居多，證實鹽業(yè)在當地社會經濟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漢代巫縣女性在鹽業(yè)生產中的參與及在財富支配中均發(fā)揮著較大的作用。蘇俊林梳理了秦簡牘中的鹽業(yè)內容，指出秦設“縣鹽”“巴縣鹽”等鹽官，但可能秦尚未實行國家控制的“鹽鐵官營”。（《鹽業(yè)史研究》2）

陳彪指出，中國造紙術起源中的兩大爭議——出土紙狀物是否為紙及其斷代，均應在多學科專家的通力合作下方可逐步解決。（《中國造紙》7）

陳華峰以安徽天長紀莊漢墓出土漆樽為對象，發(fā)現其胎骨采用了西漢廣陵國成熟的薄木（順紋）卷制而成，凸顯出西漢揚州漆器的制作工藝。（《中國生漆》1）趙喆、劉學莘、王佳指出楚地家具制作細致，善于雕刻，花紋繁復，紋飾崇尚紅色；秦地家具制作簡約，善于整挖，更具實用性，崇尚黑色。（《藝術與設計》8）何清俊指出戰(zhàn)國漆器的針刻技法應是受各工藝門類影響下出現，多用于漆器銘文以體現“物勒工名”的生產制度。（《美術教育研究》12）劉芳芳對秦漢仿生漆器展開研究。（《南方文物》5）江南大學魏溥均的碩士論文開展了漢代飲食漆器具設計進行研究，他還開展了漢代漆耳杯裝飾紋樣主題內容與組合分析，指出其裝飾的特點是構圖上對稱均衡、裝飾技法上以線造型、圖形表現上變形夸張。（《設計》21）

（六）冠服履杖

夏保國、王興成指出，椎髻應分男、女兩系統，女性“椎髻”應歸于“垂髻”，男性“椎髻”則逐漸由發(fā)式實指轉變?yōu)閷ξ髂系貐^(qū)族群的貶抑性特稱。（《北方文物》2）

對羊紋金飾片多發(fā)現于戰(zhàn)國秦漢的高等級墓葬，左駿指出該種金飾應即文獻中戰(zhàn)國秦漢流行的“鵔鸃冠”、“惠文冠”上縫綴之飾，源自歐亞草原游牧族群的金飾“胡冠”。（《故宮博物院院刊》11）

王煊指出北大秦簡《制衣》是秦始皇時期記錄傳抄的秦國工匠制衣之術文獻，結合出土實物，厘清上衣包括衣、襦和襲3大服類14種，與中國傳統上衣下裳制、上衣下裳分裁連屬制和通裁制一脈相承。判斷《制衣》反映出秦服面貌，對秦俑服飾和古代服飾研究有重要價值。（《南方文物》4）

夏添、王鴻博、崔榮榮通過對16座楚漢墓出土鞋履的研究，指出鞋履外觀造型和編織工藝異同，指出鞋履系帶的存廢可能與征戰(zhàn)、燕居功能分化相關，裝飾鞋面可拆換出于節(jié)用目的，鞋幫的絞編組織適合足部曲線。指出先秦編織鞋履的生產分工為男性。（《絲綢》10）夏才藝對杖的發(fā)展進行研究，指出杖的權力意味有一個發(fā)展成熟到式微的過程。（《博物院》3）

全面梳理廣州漢代珠飾出土情況的《廣州出土漢代珠飾研究》，闡述了珠飾在漢代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重要地位。該書的出版，加上之前已出版的合浦珠飾、湖南珠飾研究專著，南方地區(qū)最主要珠飾出土的研究得以“圓滿”。

鄺桂榮對廣州漢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進行了分類研究。（《美成在久》5）陳洪對關隴地區(qū)秦墓出土蜻蜓眼式珠的研究表明，來自西方的玻璃器在戰(zhàn)國晚期已適應秦人習俗，由本土生產，并趨于平民化。王小迎、汪勃、范東日對揚州漢墓出土串飾中的外來文化因素也進行了分析。（《絲綢之路與秦漢文明》）

甘肅平涼市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

劉云輝、劉思哲將漢代圓雕玉器在分為人物和動物兩類后，探討了其高度的藝術成就。（《河南博物院院刊》2）蘇奎認為，過去判斷是“麒麟”或“獬豸”的獨角山羊，當為源自西亞、中亞的高山動物羱羊，其圖像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見證，也是南方漢文化區(qū)和北方匈奴文化交流的見證。（《考古與文物》2）

張維慎指出，“跽坐”就是“危坐”，與“安坐”對應，秦漢時“跽坐”使用的場合：一是某人對另一人表敬時，二是某人應付突發(fā)狀況時，三是馭手策馬時。（《文博》2）

（七）農牧食飲

趙昊、劉海旺指出，粉食粟是漢代農戶的重要消費方式，粒食向粉食的轉變不能簡單等同于食粟向食麥轉變，旋轉磨更多應視為一種多功能糧食加工平臺。（《考古與文物》2）趙昊指出，粟淀粉和小麥淀粉在三楊莊遺址各庭院出土糧食加工工具上的比例始終維持均勢，這是當地粟麥并重二元糧食消費和兩類作物基本對等的體現。（《鄭州大學學報》5）

張宣逸指出漢代是“牛耕”的普及發(fā)展期，壁畫和畫像石中“牛耕”圖像包括“二牛三人”“二牛二人”“二牛一人”式犁耕，“一牛一馬并耕”及“一牛挽耕”等多種形式，是漢代農業(yè)發(fā)展的反映。（《農業(yè)考古》4）

陳星宇指出，岳麓秦簡所見秦始皇三十五年洞庭郡畝產是遷陵縣1.53石、啟陵鄉(xiāng)1.29石，為簡牘所見最低量。青島土山屯《堂邑元壽二年要具簿》顯示畝產為2.58石，走馬樓西漢簡《都鄉(xiāng)七年墾田租簿》中畝產3.98石。東漢時產量標準有所下降，《昌言》所見畝產為3石。（《中國農史》1）張夢晗指出，西漢后期堂邑縣不論人口規(guī)模、戶均人數，還是墾田面積及其占土地資源比重、平均畝產量，都達到當時農業(yè)經濟的較高水平。判斷漢代墾田存在應收田租墾田面積和實際征收田租墾田面積之分。（《中國農史》6）

顏全已、楊軍昌梳理夜郎地區(qū)考古資料后，指出兩漢時夜郎業(yè)已形成農業(yè)定居的生活生產方式。鐵制農具和牛耕的使用提高了耕作效率，灌溉技術提高、育秧播種采用使稻作經濟有了較快發(fā)展，為夜郎地區(qū)政治文化發(fā)展奠定了物質基礎。（《農業(yè)考古》4）

宋艷波、王青等通過對山東邾國故城遺址發(fā)掘動物遺存的鑒定分析，指出其構成以家養(yǎng)哺乳動物（豬、牛和狗）為主，飼養(yǎng)家畜的目的多樣。（《考古與文物》1）

陳相龍、袁靖等通過對血池遺址北斗坊祭祀坑出土的馬牲的研究，指出馬牲食物來源的多樣可能與飼養(yǎng)馬牲的苑廄散布于不同地域有關。（《考古與文物》6）

洪波指出，在漢代雕塑藝術中“馬式”既是良馬標準，也是馬造型藝術品創(chuàng)作的重要依據。（《文化學刊》6）

山西最北端蒼頭河流域背靠大同盆地，面向敕勒川草原，屬典型的農牧交錯帶，現當地的生產經營方式為農業(yè)與畜牧兼營。趙志軍在《農業(yè)考古》根據蒼頭河流域區(qū)域考古調查采集浮選樣品，指出戰(zhàn)國和漢魏時期，農業(yè)是蒼頭河流域地區(qū)物質生活資料的主要來源，小麥已取代粟和黍成為主體農作物品種。

內蒙古師范大學王亞妮針對內蒙古出土戰(zhàn)國秦漢時期農具進行碩士論文寫作。

李超、郭金龍、周率指出，秦銘文中的“莤府”應是管理秦王用“酒”的職官，負責釀酒和供酒，是少府之下“泰（大）官”的屬官，主管包括酒的生產與供應。（《農業(yè)考古》1）

李喜萍、翟榮、邰紫琳指出中國蒸餾技術的發(fā)展有兩個源頭，二者獨立發(fā)展又互相借鑒。（《文博》1）洪石以漆器為中心進行了據西漢飲酒器具型式及組合變化的研究。（《故宮博物院館刊》12）蔚東巍指出內蒙古秦漢酒容器的造型既有強烈的草原民族風格，又受中原文化影響。（《內蒙古電大學科》5）

廖薇指出觶、卮共存且器形有別，觶附三足，卮為平底，觶的等級高于卮。之前判斷為玉卮者應為玉觶，樽與觶的區(qū)分是容器徑高比差異，樽口大腹淺，便于盛取液體，而觶口小腹深，便于飲用液體。（《華夏考古》2）王文斌對天水出土的沐浴時搓澡陶?進行了梳理。（《文物鑒定與鑒賞》12）

劉尊志從絲綢之路角度開展了漢代日常生活的考古學研究，李銀德指出深腹杯的源頭可能應來自西亞和中亞。（《絲綢之路與秦漢文明》）

宋蓉指出銅枝燈源自戰(zhàn)國，在墓內與青銅禮樂同類。西漢武帝之后逐漸變?yōu)榉铕B(yǎng)墓主生活起居，兩漢之際出現在邊疆豪族墓葬之中；陶枝燈是東漢時流行于黃河中下游地區(qū)的隨葬明器，A型燈仿銅枝燈，在魯西幽冀一帶官紳表達身后富貴，B型燈模擬神山仙界，是魂神升天觀念影響下的產物，興于兩京后東傳幽冀。（《考古學輯刊》23）

（八）圖像

顧穎、岳凱追述了張道一先生的漢畫像石研究。（《美術與設計》3）劉曉達梳理了民國時陜北、晉西北東漢畫像石發(fā)掘與研究的過程。（《文化學刊》6）徐呈瑞對魯迅藏畫像石文獻與圖像加以梳理。（《淮海文博》2）

郎咸東指出沂南畫像石墓為“東漢晚期”的推斷當可成立，其墓主為年俸二千石以上官吏的認為當可確定。（《博物院》4）霍宏偉指出大英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漢人像空心畫像磚柱應出自鄭州以南周口、許昌一帶，磚柱上的人像是存亡人之魂的“其頁頭”。它不僅具有承托墻磚的實用性，且起著鎮(zhèn)墓辟邪、保墓安寧等思想觀念方面的作用。（《故宮博物院院刊》2）

王煜指出雖從圖像看人們對駱駝的了解要多于大象，但大象畫像反多于駱駝。漢代大象與駱駝畫像出現的場景并不反映現實生活，而是充滿神仙色彩，當時一般將它們一起作為西域之獸。（《考古》3）王煜還對漢代西王母圖像的出現和發(fā)展進行了探討。（《絲綢之路與秦漢文明》）

郭靜云、王洪祥認為翅膀并非仙獸的必需特征，有翼造型基本限于本是先秦文化中地位等級最高的神獸龍虎。漢畫像中帶翼老虎要高于龍，從翼虎、翼龍、翼獅等衍生出辟邪。（《宗教學研究》2）王倩認為蘇魯豫皖四省漢石槨墓上的三角形抽象樹形圖像是宇宙樹的象征，描繪的是與漢代神話文本《淮南子》《山海經》等表述相同的時空混同的神話宇宙論。（《民族藝術研究》3）

王媛探討了美術史與考古學關系，指出美術史與考古學互為交叉學科，側重點不同，探討了沒有文字資料作佐證時美術史該如何解讀發(fā)揮作用。（《中國民族博覽》14）后曉榮、平曉倩指出漢畫像石表現的董永盡心服侍父親孝行，與文獻中的董永形象有別。畫像石中董永“鹿車載父”的“生養(yǎng)”孝親，系該故事的早期版本，凸顯“孝”，與后世以“愛”為主題的董永故事有別。（《河北學刊》5）

趙超梳理了漢畫像石中榜題，指出畫像石中圖像布局是當時宇宙觀、人生觀的體現，題榜的記載是理解漢代人思想意思的重要資料。（《中國書法》12）

劉冠對米脂縣漢畫像石中樂舞百戲與相關圖像展開分析。（《北京舞蹈學院學報》1）牛向陽研究了南陽麒麟崗漢畫像石墓祥瑞圖像藝術。（《焦作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3）劉永麗分析了南陽漢畫像石（磚）中虎舞的功能與文化內涵。（《鄭州輕工業(yè)學院學報》4）包蕾探索了漢代文化、經濟對漢畫像石影響。（《西部學刊》7）武可對淮北地區(qū)漢代畫像石中鳥圖案展開研究。（《中國民族博覽》8）趙烷汝梳理了陜北畫像石中刻畫的樂舞和樂器資料，利用出土文物、文獻記載和圖像學研究方法，對陜北漢畫像石中音樂舞蹈形象進行了總結。（《天津音樂學報》3）

南陽麒麟崗漢畫像石墓前室頂部透視圖

黃劍華通過畫像研究了漢代成都的社會生活。（《地方文化研究輯刊》15）馬雪翎對四川、重慶漢畫像石中的“人物半啟門”題材進行了研究。（《秦漢研究》）張露勝對山東蒼山城前村漢墓石刻題記和畫像石展開分析。（《大眾考古》3）劉文思通過對52座徐州畫像石墓的研究，將墓葬內部不同位置出土的畫像石題材加以歸納，在墓葬整體中分析畫像石。（《淮海文博》2）劉姝姝對徐州賈汪青山泉水泥廠M1的畫像石圖像進行研究。（《淮海文博》2）

顧穎在指出東漢墓葬中解注瓶上星象中，北斗圖像和符號是早期道徒用來鎮(zhèn)壓各種兇邪鬼魅的重要神物。（《陶瓷研究》2）于欣露認為洛陽地區(qū)兩漢墓壁畫無一不體現著濃厚的神仙思想。在察舉制影響下，漢代社會形成的忠孝仁德風氣深刻影響了漢墓壁畫題材。（《文藝觀察》17）任暢也以洛陽地區(qū)為例，探討了漢墓壁畫題材的演變。（《文物鑒定與鑒賞》24）

邱雅暄對陜西靖邊楊橋畔渠樹壕東漢中晚期壁畫墓中的司命、司祿圖像進行研究。（《文博》4）王煜指出，楊橋畔渠樹壕東漢壁畫墓中的星象圖應有較經典的粉本和來源，但作為喪葬文化服務的墓室星象，其反映的更多是時人關于天文的思想和觀念。（《美術研究》5）

西北師范學院袁瑤以漢畫像中方相圖案研究為題進行了碩士論文寫作，四川師范大學王杰的碩士論文研究了漢代列女圖像，蘭州大學王乙稀的碩士論文對漢代盤鼓舞圖像展開研究。

簡牘

秦進才認為《肩水金關漢簡（壹）》“田卒趙國尉文翟里韓□”中的“尉文”在《史記》《漢書》有記，趙國尉文應在趙孝成王十五年以前的趙國疆域內尋找，西漢趙國尉文應在漢景帝中五年以后趙國轄區(qū)內尋找，從簡文看，“趙國尉”與“文翟里”似可點開。（《邯鄲學院學報》1）湯勤福指出，里是基層管理機構也是封閉式聚落，西漢末年有軍事防御性質塢堡壘壁的大量出現，使國家難對其中居眾如既往般管控。西北沿邊民眾不僅居住在聚、里，也依附于烽燧塢堡。漢西北沿邊的戶籍格式與里居形式密切相關。（《人文雜志》10）

劉自穩(wěn)指出，司空、少內等官府的位置當靠近縣廷，分布在縣廷周邊二十里范圍之內。（《國學學刊》3）張新超判斷秦無縣屬游徼，到漢文帝時的出現與《周禮》“野廬氏”有關?？h屬游徼先后演化出縣游徼、部游徼和門下游徼。（《古代文明》2）

謝坤探討了秦代地方稟食在用糧類型、稟食標準、減停發(fā)放等方面的基本原則。（《中國農史》5）吳方基據里耶秦簡，探討了秦代的鄉(xiāng)倉。（《湖南社會科學》1）

何有祖對湖南益陽兔子山９號井所出秦二世詔書加以解讀，對毋以、擾、令等字詞做出新釋，指出《史記·秦始皇本紀》《新書·過秦》的斷句問題，對二世詔書公布后影響開展文獻學考察。（《文獻》1）秦一鳴對秦漢公文結構、書寫、內容組成及政務處理方式進行研究。（《蘭臺世界》9）董飛對里耶秦簡中“笥牌”進行討論。（《寶雞文理學院學報》6）張嘯東開展了兩漢簡牘署書與碑刻所存字體間演變的研究。（《中國書法藝術》6）

史黨社分析了清華簡《系年》“奴盧之戎”，指出其可與秦封泥中“奴盧”、《漢書》所記河西“羅虜”對讀，指出其本為西北羌系人群，先秦到秦代“奴盧”、漢代“羅虜”，到唐代作為彝族先民的西南烏蠻一部“盧鹿”，及近代“羅羅”（彝族）可能存在源流關系，“奴盧之戎”是秦奴婢的重要來源。（《中華文化論壇》1）

歐揚討論了岳麓秦簡中秦定陶郡、隴西郡、泰山郡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張韶光指出秦實行的“關中本位”制度以中縣道為中心，新地、故徼地區(qū)以及徼中普通縣道等邊緣地區(qū)與中縣道間人口往來都受限制，對邊緣地區(qū)實行區(qū)別對待政策。（《史學月刊》8）

張忠煒、張春龍對首次出現的律名，如告律、行書律、臘律、祠律、治水律等等進行梳理疏證，重新分析了“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的可能含義。（《西域研究》3）凌文超據四川渠縣城壩遺址出土“爰書”簡，指出西漢戶籍的格式和內容與秦代戶籍不同，與東漢戶籍相近，西漢戶籍已有算賦等賦役注記。（《出土文獻》4）

陳亮認為東漢鎮(zhèn)墓符箓與道教“三尸”信仰無直接關聯，其所用符箓模塊都可還原為漢代星宿，與《史記·天官書》中天界結構相符，非屬道教特有的知識建構，可能是民間術士將知識階層共享的天文學知識擇取與攘除不祥相關部分，創(chuàng)造性地將其加以符箓化結果。東漢鎮(zhèn)墓符箓與木片人偶的使用，是有強大群眾基礎的民間信仰的產物。與源遠流長的詛咒巫術的木片人偶不同，鎮(zhèn)墓符箓在東漢中晚期的出現體現出墓葬解除術士職業(yè)化進展，與當時社會結構的變化和文化中心的葬俗改變密不可分。（《中國美術學院學報》12）

何有祖、劉盼、蔣魯敬根據胡家草場M12出土簡牘，重新探討了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賜律》的簡序。（《文物》8）

學術史

王巍梳理介紹了包括秦漢考古在內的十三五期間中國考古學重要成就與主要學術成果。（《中國文物報》12月4日）吳曉彤、談金卓、馬江波在開展的冶金考古綜述中，對秦漢時期冶金考古的進展進行了整理。（《有色金屬》5）

劉瑞從蘇秉琦《戰(zhàn)國秦漢考古》出發(fā)，對秦漢考古學科的建立和發(fā)展過程進行了梳理。在標明蘇秉琦先生對秦漢考古學科建立所作巨大貢獻后，闡述了蘇秉琦先生從已知到未知、從秦漢溯及遠古的學術道路。（《絲綢之路與秦漢文明》）

張榮芳回憶了與麥英豪交往的過程、中山大學考古專業(yè)秦漢考古專業(yè)教學歷史。（《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6）劉瑞通過麥英豪致蘇秉琦的5封信，梳理了蘇秉琦先生對考古資料整理和考古資料發(fā)表的相關意見。（《廣州文博》13）山西大學張越的碩士論文探討了考古報告編撰體例的發(fā)展歷程與范式變化。

鄭巖指出考古學對美術史的意義一是提供材料，二是考古學的理論、方法和思維方式為美術史研究提供最切近的參照系統。他認為考古學在進行大數據分析時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會被排除，但這種具個性的東西卻需要美術史研究格外注意。（《藝術學研究》6）長期從事美術考古研究的李淞，也進行了藝術史學與考古學關系的探索，指出藝術史不應是考古學的“補充文本”，也不是歷史學的延長線。（《美術觀察》10）

霍巍指出，歷史時期考古還遠遠不能跟史前考古做出的貢獻想比擬，就在于我們有這么多思想上的禁錮、理論和方法上的停滯不前。西方的理論，尤其是英美的理論，包括新考古學、后現代主義考古學，往往研究的對象，都不是古典時代的，而是主要集中在史前時期，針對沒有文字記載的考古現象。因此目前在中國考古學的研究體系中，要警惕一切唯西方馬首是瞻的情況，應當非?？陀^、冷靜地去看待差異，既要吸納從西方傳入的現代考古學，或者叫田野考古學的科學基因；但另一方面，還要從我們自身的古典主義傳統中，繼承并發(fā)揚光大我們自身獨有的文化基因，這樣才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用以指導中國大地上的考古實踐。（《南方文物》1）

作為兩千年統一時代開端的秦漢考古，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家國一體的形成發(fā)展過程”中的關鍵時期，由于長期以來各地考古工作和發(fā)表的資料、研究成果，多是分散開展，系統化不強，全局性整合的空間巨大。因此，如何揭示“中國社會賴以生存發(fā)展的價值觀和中華民族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基因”，如何從秦漢帝國四百多年的發(fā)展層面，從秦漢帝國如何完成、鞏固和完善統一多民族中央集權國家的角度進行整合，通過考古學上回答秦漢為什么統一、如何加強和鞏固統一、不同區(qū)域如何協調發(fā)展、如何長時間穩(wěn)定發(fā)展等等問題，都意義重大。但任重道遠，需不斷努力。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