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地圖和書都是指人文教化的根源，所謂的“江出圖、落出書、圣人是指它”。唐人“左斗右舍”沿襲了這個意思，有句話至今也是圖書館。

在這個視覺網(wǎng)絡方興未艾的讀圖時代，揭橥“圖”之本意而免其被快餐文化完全吞噬，本欄目愿做一點嘗試，作者關(guān)注的重點是古今中外各種圖畫中的文化信息，特別是歷史上的科學、技術(shù)與醫(yī)學，以及為之奉獻的知識英雄們。是為開篇詞。

——劉鈍

《賽先生》特邀中國科學技術(shù)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劉鈍教授開設《左圖右史》欄目。今日奉上本專欄的第一篇文章，我們從伽利略與他的望遠鏡說起。

撰文：劉鈍（中國科學技術(shù)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

上圖是17世紀佛蘭德斯（今比利時西部與荷蘭南部一帶）畫家薩斯特曼斯（Justus Sustermans，1597-1681）為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繪制的肖像，完成于1636年，當時伽利略已72歲，三年前被羅馬宗教裁判所判處有罪和終身監(jiān)禁，兩年后雙目失明。薩斯特曼斯是托斯卡納大公、美第奇家族的費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 II de'Medici，1610-1670）的宮廷畫師，伽利略則更早獲得這個家族的青睞，他與費迪南多二世的父親科西莫二世（Cosimo II de' Medici，1590-1621）有著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托斯卡納大公國是意大利北部最富庶的地區(qū)，從1434年起就由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統(tǒng)治。

薩斯特曼斯為伽利略作過多幅肖像，而以現(xiàn)今保存在英國格林尼治國家海事博物館的這一幅最為珍貴。畫中的伽利略神情嚴峻、目光堅毅、氣度不凡，扶在椅把上的左手無名指上戴著一枚鉆戒，似乎在彰顯主人的高貴身份和氣質(zhì)，更重要的是右手握著的器物，那是經(jīng)他改造后用來進行天文觀測的望遠鏡。

望遠鏡原名察諜鏡（spyglass）, 發(fā)明者是17世紀初荷蘭的眼鏡匠，詹森（Zacharias Jansen，1580-c.1638）、梅提烏斯（Jacob Metius，c.1571-c.1631）和利佩希（Hans Lippershey，1570-1619）都被認為是可能的候選人（注：盡管有個英國人迪格斯（Thomas Digges，1546-1595）聲稱他父親在1550年左右就造出了一種可以將遠處物體放大的“比例鏡”（proportional glass），但較少有人承認老迪格斯具有望遠鏡的發(fā)明權(quán)）?？梢韵胂?，他們或其他某位磨鏡匠偶然將一枚凸透鏡放在眼前的一枚凹透鏡前方，相隔一定的距離就獲得了遠處景物的放大圖像。1608年秋天，利佩希向荷蘭共和國的實際統(tǒng)治者奧倫治親王毛里斯（Maurice of Orange，1567-1625）贈送了一架察諜鏡并申請專利，后者責令海牙議會審議他的申請，議會組成的專門委員會決定給予利佩希一筆獎金，但是沒有授予其專利權(quán)，因為當時還有其他一些人聲稱自己能夠制造察諜鏡。

眼鏡的發(fā)明可以追溯到13世紀末的意大利。1306年，比薩的一位修道士在布道中提到：“從能讓人看得更清楚的眼鏡制造技術(shù)的確立到現(xiàn)在還不到20年的時間……我曾親眼見過發(fā)明并創(chuàng)立這項技術(shù)的人，而且和他交談過?！?4世紀以后，專門的磨鏡匠和眼鏡鋪出現(xiàn)了，下圖是另一位佛蘭德斯畫家斯特雷特（Jan Van Straet，1523-1605）為美第奇公爵設計的掛毯裝飾中的一件，作于1570年左右，后來被人鐫刻成銅版，原作則保存在佛羅倫薩的韋其奧宮（Vecchio）里。

在此題名為《新發(fā)現(xiàn)——眼鏡》（Nova Reperta-Conspicilla）的版畫中，街道右邊是書寫鋪和鞋鋪，左邊是眼鏡鋪，店主似乎可以根據(jù)顧客的視力情況提供不同類型的鏡片。畫面中的其他成年人全都戴著眼鏡，或書寫或閱讀或在試鏡，既有雙目鏡也有單目鏡，從店面伸出的招牌旗幟上還有個醒目的眼鏡圖案。在這條商業(yè)街的盡頭可以看見一座教堂，是否可以將它視作馬克斯?韋伯論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一個形象注腳呢？這一說法難免有點牽強，不過畫中傳達的信息是明確的：在16世紀末的尼德蘭，佩戴和制作眼鏡已經(jīng)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了。

斯特雷特《新發(fā)明——眼鏡》（c.1570），銅版（制版菲利普·加萊），范景中先生供圖。

西班牙畫家里貝拉（José de Ribera，1591-1652）1614年前后創(chuàng)作了一幅名為《視力的寓意》（Allegory of Sight）的油畫，畫中人雙手握著一架望遠鏡，而他面前的書案上還有一副眼鏡。畫家的寓意很明顯，望遠鏡的發(fā)明與眼鏡的普及有關(guān)，二者都是改善或提升人類視力的工具。

里貝拉《視力的寓意》（c.1614），現(xiàn)藏墨西哥Franz Mayer博物館。

大勃魯蓋爾（Jan Brueghelthe Elder，1568-1625）是與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差不多同時的荷蘭畫家（注：許多中文美術(shù)著作將此人與其父、風俗畫家Pieter Bruegel the Elder（1525-1569）搞混，此外他還有個畫家哥哥 Pieter Bruegel the Younger（1564-1638）先用了“小勃魯蓋爾”之名所以本文涉及的這位畫家仍像父親一樣在姓氏后面加上了“the Elder”，但其正確的譯名應該是大勃魯蓋爾而不是老勃魯蓋爾），下面的那幅《瑪麗蒙特城堡周邊的風景》大約完成于1611年。請注意畫面左下角有一個手持察諜鏡眺望遠方的人物，而大勃魯蓋爾創(chuàng)作此畫的時間與伽利略披露其天文新發(fā)現(xiàn)的《星際使者》（Sidereus Nuncius，1610）的出版幾乎同時。

大勃魯蓋爾《瑪麗蒙特城堡周邊的風景》（c.1611），現(xiàn)藏美國弗吉尼亞藝術(shù)博物館。

左圖：大勃魯蓋爾《瑪麗蒙特城堡周邊的風景》細部；右圖：魯本斯為大勃魯蓋爾全家所作肖像畫的局部（c.1613），現(xiàn)藏倫敦科陶德（Courtauld）藝術(shù)學院。

瑪麗蒙特城堡是神圣羅馬帝國在尼德蘭南部的領(lǐng)地和狩獵場，當時的主人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阿爾伯特七世和他的妻子伊薩貝拉，大勃魯蓋爾則是他們的宮廷畫師。除了這幅《瑪麗蒙特城堡周邊的風景》之外，他還留下了多幅與此城堡和察諜鏡有關(guān)的作品，例如下面這兩幅圖，其中后面那幅是與魯本斯合作的，畫中人的背景就是屬于她和丈夫阿爾伯特七世的瑪麗蒙特城堡。

大勃魯蓋爾《瑪麗蒙特城堡》（c.1612），現(xiàn)藏法國第戎美術(shù)館。

魯本斯與大勃魯蓋爾合作的《女公爵伊薩貝拉》（c.1615），現(xiàn)藏西班牙普拉多國家藝術(shù)館。

1609年前后，歐洲許多地方都獲悉荷蘭人發(fā)明察諜鏡的消息，還有人進行了仿制，例如倫敦的哈略特（Thomas Harriot，1560-1621）以及瑪麗蒙特城堡的主人所雇傭的工匠。據(jù)載，阿爾伯特七世曾將仿制的樣品送給神圣羅馬帝國皇帝魯?shù)婪蚨溃≧udolf II，1552-1612）和西班牙國王。在伽利略出場前，察諜鏡多被當作一件新奇玩具，或者有人意識到可以用于軍事目的——這從它的名字就可以推想出來。唯一的例外是哈略特，他曾用自制的察諜鏡觀測月亮，并據(jù)此畫出世界上第一幅月面圖，時間是1609年7月26日；不過他的月面圖相當粗糙，這與其制作的察諜鏡放大率不高有關(guān)。

左圖：無名氏繪制的據(jù)說是哈略特的畫像（c.1602），現(xiàn)存牛津大學三一學院；右圖：哈略特繪制的月面圖，圖上注明的日期是1609年7月26日，現(xiàn)存英國西塞克斯檔案館（MS HMC, 241/IX, fol. 20）。

伽利略用察諜鏡觀測月亮比哈略特晚了四個月，不過只有在他手中，這一發(fā)明才真正變成一種全面觀測星空、證實哥白尼學說、進而為近代科學革命奠定基礎的科學儀器。伽利略最早仍然使用“察諜鏡”（意大利文occhiale）這個詞，“望遠鏡”是1611年4月在羅馬誕生的——在歡迎伽利略加入靈采科學院（Accademia dei Lincei，亦稱山貓學會或猞猁學會，其會徽是一只猞猁，相傳這種動物能在黑暗中洞悉景物）成為其第六名院士的宴會上，出生于希臘的數(shù)學家和神學家德米西阿尼（Giovanni Demisiani，？-1614）提議用帶有希臘詞根“遙遠”（τ?λε）和“觀望”（σκοπε?ν）的組合來命名這種儀器，英文的對音就是我們現(xiàn)在使用的telescope。

左圖：靈采科學院院徽（1603年創(chuàng)建于羅馬）；右圖：靈采科學院贊助人切西。

1609年5月，伽利略從自己在巴黎的學生那里獲知望遠鏡的信息，立即意識到這一發(fā)明的意義。要知道伽利略可是一位動手能力超強的人，在此之前他已發(fā)明了基于單擺的計時器、溫度測量器以及液壓天平，改進了用于彈道學計算的炮規(guī)，又在比薩和帕多瓦開展多項力學實驗。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他全力投身于透鏡的磨制與望遠鏡的改良，到了8月中旬已經(jīng)制成一架放大率達八九倍的望遠鏡。8月23日，伽利略攜帶自己的儀器覲見威尼斯總督，當著總督和眾多議員的面，在議會高塔上用望遠鏡觀望遠方駛近港灣的海船。

兩天后他將自制的儀器贈送給威尼斯共和國，在附信中說明了望遠鏡的軍事意義。他得到的回報是在帕多瓦大學的教授聘約改為終身（也就是今日眾多大學青年教師夢寐以求、為之奮斗的tenure），薪酬則由每年400金幣增至1000金幣。實際上，伽利略對這一獎勵并不十分在意，因為不久他就找到了更好的位置和更強大的贊助人。

就在這一年的2月，科西莫二世成為托斯卡納大公，他若干年前曾向伽利略學習數(shù)學 ，所以不久之后伽利略就搬到佛羅倫薩去了。下圖是19世紀意大利畫家貝爾蒂尼（Giuseppe Bertini，1825-1898）在瓦雷澤市的彭蒂宮里繪制的一幅壁畫，表現(xiàn)伽利略向威尼斯總督演示望遠鏡功能的場景。

貝爾蒂尼《伽利略向威尼斯總督演示望遠鏡的用途》（c.1858），壁畫，現(xiàn)存意大利瓦雷澤市安德里亞·彭蒂宮。

伽利略1609-1610年間制作的望遠鏡，現(xiàn)存佛羅倫薩伽利略科學博物館。

左圖：伽利略望遠鏡之目鏡（圖片來源：Bucciantini et al, 2015）；右圖：伽利略望遠鏡之物鏡（圖片來源：Bucciantini et al, 2015）

1609年11月，伽利略把望遠鏡的放大率提高到20倍，這時他才真正將鏡頭轉(zhuǎn)向星空，觀測的第一個對象是離地球最近的天體——月球。從11月30日到12月18日，伽利略用望遠鏡持續(xù)觀測月球表面和月相的變化，并親手繪制了至少八幅月面圖，他在一年后出版的《星際使者》中引用了其中的五幅圖。著名藝術(shù)史家和圖像解釋學大師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曾認真研究過伽利略繪制的月面及其他圖像，認為他具有很高的藝術(shù)鑒賞力。

居住在羅馬的畫家兼建筑師卡爾迪（Lodovico Cardi，1559-1613）是伽利略的好友，經(jīng)常給他寫信通報羅馬政界和學界的近況。晚年的卡爾迪還曾借助伽利略設計的望遠鏡觀察太陽黑子，他與伽利略的通信以及本人繪制的太陽黑子圖也被保存下來，伽利略則努力說服靈采學院的庇護人切西（Federico Angelo Cesi，1585-1630）發(fā)表卡爾迪的研究成果。

更為有趣的是，1610年10月卡爾迪接到教皇保羅五世（Pope Paul V，1550-1621）的訂單，要求他為正在建設中的圣母瑪利亞大教堂保羅廳的穹頂繪制壁畫。這項工作極大地損害了卡爾迪的健康，他在1611年7月1日寫給伽利略的信中說：“我需要攀爬150級臺階抵達圣母瑪利亞大教堂的穹頂處，在那些令他人疲憊不堪的炎熱夏天，沒有一絲風——哪怕是空氣的輕微流動，只有濕與熱，而我將在那里度過整個夏天。”

經(jīng)過整整兩年的艱苦勞作，壁畫于1612年10月完工，畫面的中心部分是表現(xiàn)“圣靈感孕”（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這一題材的圣母升天圖。卡爾迪則于8個月后去世。

羅馬圣母瑪麗亞大教堂保羅廳穹頂，卡爾迪繪制的圣母在右圖中由紅圈標出。

卡爾迪《圣母升天》（c.1612），穹頂壁畫，現(xiàn)存羅馬圣母瑪利亞大教堂。

上圖是卡爾迪筆下正在升上天堂的圣母，身邊被小天使和仙女環(huán)繞，寬大的衣袍和左手的位置都暗示她已懷胎，圣母頭頂著12顆星星，而腳下踏著一彎新月。仔細辨認可以發(fā)現(xiàn)，卡爾迪是按照伽利略在《星際使者》中的圖像繪制月亮的。

左圖：伽利略繪制的月面圖，水彩畫，現(xiàn)存意大利國家圖書館（Ms. Gali. 48, c. 28r）；右圖：卡爾迪《圣靈感孕》局部，穹頂壁畫，現(xiàn)存羅馬圣瑪麗亞大教堂。

這一驚世駭俗的舉止沒有引起教廷的注意和干涉真是藝術(shù)的幸運，在傳統(tǒng)的西方人士眼中，月亮是晶瑩皎潔的天體，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認為天界是完美無缺的，其組成與地上的元素完全不同，后者甚至將月亮所在的球面視作天上人間的分界；希臘-羅馬神話中的月神阿爾忒彌斯或黛安娜在藝術(shù)家的作品中也都是圣潔無暇的形象，而在這件以圣母為主題的教皇“訂貨”中，卡爾迪竟敢偷偷塞進伽利略通過望遠鏡獲得的月亮的真實面貌。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將月亮的實際形象在藝術(shù)作品中表現(xiàn)出來的偉大案例。

當伽利略把望遠鏡指向另一個明亮的天體木星時，更驚人的發(fā)現(xiàn)到來了。1610年1月7日，他通過30倍放大率的望遠鏡觀察木星，發(fā)現(xiàn)它旁邊有兩顆小星，之后又發(fā)現(xiàn)了兩顆。它們都規(guī)律地出現(xiàn)在木星的兩側(cè)，有時又隱沒不見，將近兩個月的連續(xù)觀測，使他確信看到的是木星的衛(wèi)星。

3月12日，伽利略出版了報告其用望遠鏡觀測月亮、木星以及其他天體的《星際使者》，第一版500冊一經(jīng)推出即告售罄，伽利略也名聲大噪。在此之前的2月13日，伽利略還曾致信科西莫二世，透露自己的新發(fā)現(xiàn)并詢問可否以“科西莫”或“美第奇”來命名木星的衛(wèi)星。因為美第奇家族這一代正好有四位兄弟，最后決定把四顆星統(tǒng)稱為“美第奇星”（Medician Stars）。下面是伽利略描述木星及其衛(wèi)星的親筆信和《星際使者》第一版的封面，該書用“新拉丁文”即當時流行的意大利文寫成，右面的譯文主要參考徐光臺的中文譯本。

伽利略致友人信，報告其1610年1月7-15日間觀察木星衛(wèi)星的結(jié)果，信中可見多個木星及其衛(wèi)星相對位置的圖示（圖片來源：Bucciantini et al, 2015）。

《星際使者》原版封面及相關(guān)譯文

也就是在1610年的春天，伽利略辭去帕多瓦大學教職，接受科西莫二世的邀請，擔任托斯卡納大公國的宮廷首席數(shù)學家和哲學家，這是一份酬金不菲而相對清閑的差事，從此他可以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純科學研究上了。

伽利略一生結(jié)交過許多權(quán)貴，他在不同時期的庇護人與贊助者包括大學校長、總督、王子、大公爵、侯爵夫人、紅衣主教，甚至一度獲得教皇的青睞。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二世無疑是伽利略的第一貴人，熱愛科學與藝術(shù)的這位大公自然也十分欣賞后者的天賦并高興地享受其奉獻的榮耀。

在《星際使者》發(fā)行的當年，伽利略的一位朋友、威尼斯玻璃制造商和詩人馬伽格納提（Girolamo Magagnati）出版了一本奉獻給科西莫二世的詩集，封面上有意將“科西莫”（Cosimo）印成“宇宙”（Cosmo），又在美第奇家族的紋章上面加了一頂王冠，其上有五顆星星，代表木星和它的四顆衛(wèi)星（見下右圖）。1610年5月21日，伽利略將此書寄給科西莫二世的秘書威塔（Belisario Vinta），不久他就被召喚到佛羅倫薩的托斯卡納大公府。

左圖：薩斯特曼斯《托斯卡納大公科西莫二世像》（局部）（圖片來源：Wiki）；右圖：伽利略寄給科西莫二世秘書的友人詩集（圖片來源：Bucciantini et al, 2015）

在此之后，伽利略還利用望遠鏡觀察了金星、水星、土星和其他星體，為哥白尼學說提供了更多的證據(jù)。1610年12月11日，他在給托斯卡納大公國駐布拉格大使的信中留下了一個字謎，希望自己的競爭對手開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能夠看到它。這是當時歐洲學術(shù)界為確保學術(shù)優(yōu)先權(quán)而又能贏得時間進一步核實自己成果的普遍做法。

兩個星期之后，伽利略公布了謎底——“愛情之母模仿月亮的形狀”（Cynthiae figures aemulatur mater amorum）；“愛情之母”指金星，因為其拉丁名稱就是羅馬神話中的愛神維納斯，整句的意思是說金星如同月亮一樣具有位相變化。他在給自己的學生卡斯泰利（Benedetto Castelli，1578-1643）的信中詳細介紹了這一支持哥白尼學說的有力證據(jù)。按照托勒密的地心說也可解釋內(nèi)行星的位相變化，但是不符合伽利略的觀測結(jié)果（參見下圖）。

左圖：托勒密體系預測之金星位相變化（圖片來源：伽利略，2004）；右圖：哥白尼體系預測之金星位相變化（圖片來源：伽利略，2004）

1623年，伽利略在羅馬出版了《試金者》（The Assayer，意大利文Il Saggiatore），系統(tǒng)地闡述了他的哲學觀和方法論。他質(zhì)疑亞里士多德學派的權(quán)威，認為要把結(jié)論建立在實驗與觀察的基礎上，又提出“大自然這本書是用數(shù)學語言寫成的”，從而極大地促進了科學從形而上學和宗教中解放出來。

該書封面的上方有一個帶有三只蜜蜂的圖案，那是伽利略過去的贊助人和朋友、新當選為教皇的烏爾班八世（Pope Urban VIII，1568-1644）家族的紋章；而在下方則有靈采科學院的院徽，烏爾班八世也是該院的贊助者之一。同時，伽利略也沒有忘記老東家，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了“托斯卡納大公府首席哲學家與數(shù)學家”的頭銜。

伽利略《試金者》1623年初版的封面（圖片來源：Wiki）

受到《試金者》成功的鼓舞，1632年，伽利略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關(guān)于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意大利文Dialogo s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 del mondo），以三位學者在四天內(nèi)所作對話的形式，系統(tǒng)表述了他對哥白尼日心說的贊許，這一立場當然是基于他對天體進行長期觀察所得到的結(jié)論之上的。

下圖是該書初版的卷頭插圖與封面，可以看到：作者仍然沿用“托斯卡納大公府首席哲學家與數(shù)學家”的頭銜，而將此書題獻給科西莫二世的繼承人費迪南多二世。插圖中有三個人物：薩爾維阿蒂（Salviati）代表哥白尼和伽利略本人，沙格列陀（Sagredo）主要扮演對話協(xié)調(diào)人的角色，但時而表現(xiàn)出對前者的袒護，這兩個名字都來自伽利略的真實朋友；第三人是一個代表亞里士多德觀點的辛普利邱（Simplicio），這是個虛擬的名字，含有“簡單”或“愚蠢”的意思。正是這本書導致伽利略攤上宗教裁判所的官司，不過那是另一個故事，本文就不贅述了。

伽利略《關(guān)于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封面及扉頁（圖片來源：Wiki）

概言之，通過使用望遠鏡這一科學儀器，伽利略發(fā)現(xiàn)：

1. 月球表面并不平滑，“月上世界”的陳說是無稽之談；

2. 相比于整個宇宙，人們了解的行星和太陽系微不足道，恒星距地球無限遙遠；

3. 銀河與整個星空的星體不可勝數(shù)；

4. 木星有四顆衛(wèi)星，如同月球環(huán)繞地球一樣，圍繞著木星作周期運動，由此可見地球并不是一個特殊的天體，宇宙中不存在唯一的旋轉(zhuǎn)中心；

5. 金星、水星都呈現(xiàn)跟月亮一樣的位相變化；

6. 太陽表面有黑子，雖然不曉其機理，卻足以說明古希臘人關(guān)于“完美天界”的思想是值得懷疑的；

7. 彗星、新星的發(fā)現(xiàn)同樣質(zhì)疑“天體不朽”的陳腐觀念；

8. 土星周圍有奇怪的附屬物（后來惠更斯利用更高倍的望遠鏡發(fā)現(xiàn)了土星環(huán)與眾多衛(wèi)星）。

所有這一切，都為哥白尼的日心說提供了直觀而有說服力的證據(jù)，而哥白尼《天球運行論》在1543年的出版，被認為是科學革命的雛鳳初啼，這也是伽利略被后人尊奉為近代科學之父的原因之一。

下圖是波蘭歷史題材畫家馬泰伊科（Jan Matejko，1838-1893）的《天文學家哥白尼與上帝對話》，畫面中的哥白尼正在教堂屋頂上從事天文觀測，弗洛恩堡的夜空星漢燦爛，地上的一盞提燈照亮了哥白尼的臉龐和身邊的物件：紙張、書籍、圓規(guī)、比例規(guī)和一幅顯示日心說的圖板，他身前是一架類似六分儀的測量儀器。哥白尼大概不會想到，再過70年左右，他的偉大學說將由伽利略通過實際觀測得到證明和發(fā)揚光大，而后者手中的利器就是由荷蘭眼鏡匠們發(fā)明的望遠鏡。

馬泰伊科《天文學家哥白尼與上帝對話》（c.1872），現(xiàn)藏波蘭克拉科夫雅蓋隆大學博物館。

伽利略的事跡在其生前就由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士傳到中國，1615年葡萄牙人陽瑪諾（Emmanuel Diaz，1574-1659）在《天問略》中提到“近世西洋精于歷法一名士”的若干天文發(fā)現(xiàn)，包括“木星其四圍恒有四小星”以及土星旁有兩小星“其或與本星聯(lián)體否”的猜測，但是沒有提到該“名士”的名字，也沒有介紹望遠鏡。1626年，德國人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出版《遠鏡說》，是為最早論述望遠鏡的中文著作。之后不久，伽利略在靈采科學院的同事、德國人鄧玉函（Johannes Schreck，1576-1630）在《測天約說》中介紹金星的位相變化，湯若望在《新法歷引》中介紹利用望遠鏡詳測日食分秒，也都未提伽利略的大名。直到1640年，湯若望在《歷法西傳》中言及伽利略的貢獻，首次提到“加利勒阿”之名，其文曰：

第谷沒后，望遠鏡出，天象徹妙盡著。于是有加利勒阿，于三十年前，創(chuàng)有新圖，發(fā)千古星學所未發(fā)，著書一部。自后明賢繼起，著作轉(zhuǎn)多。乃知木星旁有小星四，其行甚疾，土星旁亦有小星二，金星有上下弦等象，皆前此所未聞。

彼時伽利略尚在人世，但被宗教裁判所判為“異端”而遭終身監(jiān)禁，作為他曾經(jīng)激烈批評過的耶穌會在北京的領(lǐng)袖，湯若望屢次介紹他的成就是值得稱道的。自此以后，伽利略的大名漸為國人知曉，清代學者的譯名則有“加利婁”“默爵”“嘉利珂”“格里留”“伽離略”等多種。

左圖：陽馬諾《天問略》書影；右圖：湯若望《遠鏡說》書影

伽利略的生平是豐富多彩的，他的科學成就也令人嘆為觀止，這里講述的僅僅是他借助望遠鏡獲得天文學發(fā)現(xiàn)從而證實哥白尼學說的一些片斷；而在伽利略的科學實踐活動當中，與權(quán)貴人物的交往也引出學者們不盡的感慨與爭辯。

1993年美國出版了一本頗有影響的著作，書名足夠吸睛——《朝臣伽利略：專制主義文化下的科學實踐》（Galileo, Courtier: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in the Culture of Absolutism）。由于關(guān)鍵詞courtier又有“諂媚者”的意思，各種“反英雄”形象的小品和文藝節(jié)目也紛至沓來，伽利略被塑造成了一個自私、貪婪、好吃、好色、猥瑣與善于鉆營的屑小之徒。從本文可以看出，伽利略非常重視托斯卡納大公國“首席哲學家和數(shù)學家”的頭銜，因此筆者認為“朝臣”更適合原書作者的本意。

《朝臣》一書的作者比亞焦里（Mario Biagioli）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法學教授和從事科學技術(shù)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學者，他的目標既不是寫一本新的伽利略傳記，也不是一般意義的科學史專題，而是采用科學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以伽利略與美第奇家族和梵蒂岡的復雜關(guān)系為例，揭示科學發(fā)展中權(quán)力、金錢、榮譽、贊助人、社會地位的重要作用。

科學與金錢和權(quán)力的關(guān)系，伽利略時代如是，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環(huán)境中的科學家難道不會遇到類似的問題嗎？

參考資料：

1. Biagioli, M. 1993. Galileo, Courtier: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in the Culture of Absolut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Bucciantini, M., Gamerota, M., and Giudice, F. 2015. Galileo’s Telescope: A European Story.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Galilei,G.1989.Sidereus Nuncius. English tran. by Albert Van Helden.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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