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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從960年到1279年,從趙元允改建國到宋朝滅亡,經(jīng)歷了十八制、三百一十九年。
其中的興衰,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趙匡胤“陳橋兵變”過后,也沒辜負擁戴他為帝的人的期望,平叛亂,改國制,興民生,抵御外敵,強國體。盡到了一個開宗立派的皇帝的責任,但他也給大宋留下了不可遏制的衰敗隱患。趙匡胤立國的都城設在開封,四面開闊,一馬平川,如遇強敵,讓它基本上算是無險可守。趙匡胤定國穩(wěn)邦過后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是以有遷都洛陽的想法,洛陽的地理條件是進可攻,退可守。但在趙光義的一句話里,趙匡胤的這個想法就擱淺了。趙光義說:“在德不在險?!币幌蛐膽汛蠖龋瑢捯源说乃J了這一點。
趙匡胤的情懷,可以從他基本沒有無事找事屠殺功臣可以看出來,但一個事實也不容忽視。趙匡胤采取“收起精兵,削奪其權(quán),制其錢谷”的三大綱領,進而“杯酒釋兵權(quán)”“文以靖國”“右文抑武”,這些理念的誕生是有原因的。趙匡胤自己能坐上皇帝這把交椅,就是自己武功加身,手握國之重兵換來的。他怕他創(chuàng)建起來的王朝,會遭遇與自己一樣的取而代之的事發(fā)生,所以坐不住了。你看他在“杯酒釋兵權(quán)”里對擁戴他坐上皇位的人說,“爾等雖無異心,然爾等部下,以黃袍加之,爾雖不想,能棄焉?”那些“結(jié)社兄弟”沒有不嚇得離席叩頭的,不得不向他求“可生之途”。后來趙匡胤的“削弱相權(quán)”、“罷黜支郡”、“強干弱枝”、“內(nèi)外相維”、“三年一易”、“設置通判”、“差遣制度”等一系列穩(wěn)固江山的舉措也相對來說削弱了國力。
當然,這里的國力說的是武功。而在文治上宋朝還是相當鼎盛的,在歷史也稱得上是一個富庶之國。文人大家,比比皆是,其樂融融。隨便拉出一個,都會是文學宗師,一代大儒。我們可以隨手列出一大堆的名字。如:陸游、楊萬里、蘇軾、梅堯臣、黃庭堅、蘇轍、范成大、王安石、司馬光、歐陽修、辛棄疾、陳師道、秦觀、晏幾道、周邦彥等等,我們是不是數(shù)都數(shù)不過來。
宋朝歷代的皇帝似乎都遵循了趙匡胤的那一套準則——崇文抑武。但防衛(wèi)又不能不要武。這就是重文輕武的典型事態(tài)。打天下用武,坐天下用文。尊卑立分。試想,從文能得到尊崇,誰還去苦命地練習武功之精要?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里,宋朝算是國富民強,在國內(nèi),基本沒有民間起義事件發(fā)生,而亂了朝綱。但是在國之防衛(wèi)能力的下降的情況下,列強虎視眈眈,時不時都會來進犯你。就是有一個可以振威國力的將帥,又受文臣打壓排擠。而當朝皇帝又猜忌害怕,怕武將一旦得勢,擁有不容小覷的兵權(quán),自己的江山好似就不穩(wěn)當了,于是文臣的只言片語的中傷,都可能讓將帥很受傷,空有忠肝義膽,也僅能落個含恨九泉。如楊家、如呼家、如岳家。這樣的境況能不?。磕懿皇ヌ煜??
有人說,宋亡主要是沒有遷都洛陽,不該長期定都于一馬平川的開封。其實,你要細致地考究一下,如果國力陰柔,哪能有力拒抗勇武,你連話語權(quán)也沒有。就算你遷都洛陽,思想觀念不改,其結(jié)果也沒有多大的區(qū)別。
常說奸臣當?shù)?,大多奸臣都是文臣,而奸臣的誕生在于皇權(quán)的滋養(yǎng)。宋朝在皇權(quán)的抑制下,成就了文學藝術的高峰,也給覬覦大宋江山的蒙古忽必烈大軍制造了不可小視的機會。
老話說,文可安邦,武可定國,這兩樣一樣都不能弱。換一句話也可這樣說,武不能定國,文豈可有安邦的機會?趙氏江山除了趙匡胤自身軍事能力的強大,在之后就無出其右之人,在這種情況下,趙匡胤“遺傳”下來的心疾和病,不得不讓宋朝后來的皇帝在受盡列強的侮辱后滅亡。這也是一種因果關系。
(泥文: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勇哥讀史工作室專欄作家,著有《泥人歌》《我多想停下來》等多本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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