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這個字在中國文化中內(nèi)涵很深，有時代表身份，有時代表職業(yè)，有時代表風度，有時代表精神形態(tài)。

士之謂始于西周，是貴族階層的最后一級，也就是“王、諸侯、卿、大夫、士”里面的士。春秋時，士大多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以俸祿為生，有的有食田。但士這個貴族身份比較勉強，《禮記·玉藻》：“士佩瓀玟而缊組綬”。瓀玟乃石次玉者，也就是今天考古學所說的“假玉”們，就是松石、水晶、玉髓之類。士比之真正的貴族要差一級，所以只能佩戴用黃色絲帶系起的“假玉 ”。

在其所在階層中，士的地位、身份確乎略顯尷尬?！栋谆⑼ㄊ枳C·卷一·爵》明確稱：“士非爵”而“以大夫知卿亦爵也”。士身處統(tǒng)治階層中但卻被排除于貴族爵位體系外，則至少其就不可能有“封建”身份和“裂土”資格，因此他就絕不可能稱為“某君”，只能是“某君”之下的部屬。《白虎通疏證·卷一·爵》：

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

士這種部屬就是最早的一批專業(yè)的行政或技術(shù)官僚。但我們知道，一個穩(wěn)定政治體的運行，特別是中國這種很早就形成的以自上而下集權(quán)治理體系為主的社會形制下，這些技術(shù)官僚才是日常社會管理的主力，是政權(quán)穩(wěn)固的基礎(chǔ)。所以身份雖尷尬，重要性卻毫不含糊，如何培養(yǎng)并選拔他們就進而成為國家制度體系中很關(guān)鍵的部分。也因此，士即是中國古代大一統(tǒng)集權(quán)體系的基礎(chǔ)，選士制度亦是選官制度發(fā)展的源頭。以其為源頭而最終不斷發(fā)展了三千多年的這一體系，直接構(gòu)造了歷史興替的部分邏輯。

因其重要性，所以選士制度在三禮的《周禮》與《禮記》中都有明確記載，并在《禮記》中直接記入《王制》篇，其記載為：

命鄉(xiāng)，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xiāng)；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shù)，立四敎，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祿之。

這一《王制》所載的選士制度，從秀士而俊士、造士，最終經(jīng)考核而成為進士可授官。進士者，進而為士，更證明了“士”是官僚的資格本源。這一記載被認為是西周制度，現(xiàn)南京科舉博物館科舉源流說明文字開篇即此。但現(xiàn)行《禮記》來源可疑，早有論述應為西漢偽書。而從其選士制度描述看，比如由“鄉(xiāng)”而初選曰“論”；由鄉(xiāng)向上兩途：分由司徒與學者升者名目有別；之后入中樞考核，合格者授官。此一流程極符合西漢后期及東漢察舉制特征，唯其中的名詞有別耳。因此，此一選士制度極可能是漢儒托古而作的偽“周制”，其反應的更大概率是漢本朝的察舉制。是以，更多以漢代察舉制作為中國選官制度可考察的源頭更為合理。

到了戰(zhàn)國后期，貴族壟斷政治的局面被打破，一大批著名的草根達人登上核心政治舞臺，他們多被稱為卿士，“士”開始成為有政治地位的知識階層的稱呼，其中最為博學的被稱為“博士”。同時，“士”這個稱呼也開始有了泛指余地，一些專注于某種技能和事務的人被稱為士，如“游士”、“辯士”、“俠士”等?！墩f文解字》：

士，事也。數(shù)始于一終于十?？鬃釉?，推十合一為士。

《說文解字》成書于東漢早期，這里對于“士”的解釋還比較接近于戰(zhàn)國之“士”的本相。也于此時起，士這一名詞開始有了除身份以外的其他文化意涵萌芽。

另外值得關(guān)注的是，此時士的身份進入一種半開放性的狀態(tài)：一方面，它確實還是統(tǒng)治階層，甚至依然被視為貴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開始向非貴族階層開放了部分入口?？梢哉f，在這一階段，士背后的政治內(nèi)涵開始向社會階層流動的通道轉(zhuǎn)化。這一點，此時的“士”與歐洲封建社會早期所謂“騎士”群體有一定的類似性。歐洲此時的“騎士”亦是一個新的概念，指大批無正式爵位、貴族資格模糊，以成為正式貴族武裝附庸來換取土地和職位的人。所不同的是，在漢武帝徹底結(jié)束“封建”時代之后，中國之“士”直接演進成了龐大而穩(wěn)固的官僚集團，而非歐洲“騎士”向貴族集團堅持不懈地融入。

從西漢早期起，選官（士）制度真正有據(jù)可查地登上歷史舞臺。

西漢的建立，是中國大一統(tǒng)中央集權(quán)王朝規(guī)律性更替的第一次。這個第一次就具有太多的試驗性，之后我們在歷史里看到的歷次興替中那些耳熟能詳?shù)牟僮?，于西漢初是不會必然存在的，比如改正朔、大赦、均田等等。甚至包括行政體系如何建立，于劉邦集團而言，都需要摸著石頭過河。

《通典·選舉一》：

漢高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我共安利之。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榮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德者，御史、中執(zhí)法、郡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置其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

以此詔觀之，三要點：

1、我太缺人了，天下的精英們，你們既然接受了我做皇帝，就得出來幫我治天下啊，出來吧，別再藏著了。

2、耽于秦之橫暴失政，漢王朝強調(diào)用人的標準核心是“德”，有明德者可用。

3、給現(xiàn)任官員下達選人的KPI，完不成的領(lǐng)責甚至免官。

此詔從行政和實操角度說，可稱只具大略而缺乏實際操作指導性，因為標準、流程皆無。但即使這樣一個大而無當?shù)脑t書，依然在政權(quán)建立的第十一年才頒布，可知漢的前十年在行政上如何艱難和一團亂麻。但無論如何，這樣一道詔書開啟了漢王朝乃至整個中國的選官制度史。

在高帝開始進行用人選官的制度探索后，至惠帝和高后有了一些進展，可統(tǒng)一視為高帝時代的成果，《通典·選舉一》：

惠帝四年，詔舉人孝悌力田者，復其身。
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

雖未給高帝之詔添加什么實質(zhì)性進展，但請注意，為“明德”的具體標準提出了第一個具象指標：孝。隨其后的是文、景時代，這個時代與高帝時代共同構(gòu)成漢代選官制度的序幕，《通典·選舉一》：

文帝因晁錯言，務農(nóng)貴粟，詔許人納粟得拜爵及贖罪。

至景帝后元二年，詔曰："有市籍貲多不得官，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官，貲少則不得官，朕甚愍之。減至四算得官。"

文帝始行黃老之術(shù)，文、景之治的實質(zhì)以掙錢、攢錢為務，既無尊儒之后的諸多道德羈絆，亦有盡量充實國庫的強烈沖動。因此，后世須被詬病的“有錢就當官”，于時堂皇國策毫無掛礙，甚至有理論依據(jù)，即：“時疾吏之貪，以為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萬乃得為吏?！?/p>

但其中還是為武帝時代創(chuàng)立察舉制做了一個貢獻，即認為廉者一寡欲二無錢，所以降低身價要求的標準以使廉者可入仕。則文、景時代為高帝定的用人“明德”原則又添加一個可具象的標準：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