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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魏晉，世人都有名人的風流，但很少有人注意那場盛況空前的哲學玄學大討論。從正音到東晉，余音仍然縈繞著。

它不僅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饋，在當時，更與廟堂之上的政治斗爭息息相關(guān)。在這場大討論中，四本論是至關(guān)重要的一環(huán)，陳寅恪甚至將魏晉清談分為“四本論”和“竹林七賢”兩個問題，其地位可見一斑。

何謂四本？《魏志》曰：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所謂才，望文生義，自然是指人的才能；所謂性，是指人的道德品質(zhì)。質(zhì)言之，四本論問題，討論的是人的才能和道德品質(zhì)的關(guān)系，才性同與才性合相對應(yīng)，才性異與才性離相對應(yīng)，所以問題的核心便是：人的才能和道德品質(zhì)是否統(tǒng)一的問題。

在魏晉之交，四本論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哲學問題，更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因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直接決定了統(tǒng)治階層選舉和任用人才的方式，更決定了士大夫們在司馬氏奪權(quán)斗爭中站在哪一隊。持才性離觀點的，都是曹氏一黨；執(zhí)才性合之論的，自然站在司馬氏一邊。

如此問題便出現(xiàn)了。公元249年，司馬懿發(fā)動高平陵之變，殺魏大將軍曹爽；公元260年，司馬昭殺高貴鄉(xiāng)公曹髦，以下克上；公元266年，司馬炎逼魏元帝禪位，篡魏建晉。以上是司馬氏奪權(quán)的幾個關(guān)鍵節(jié)點，在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觀念中，有德首先要守名教，而名教之大者，莫若君臣，毫無疑問，司馬氏以臣弒君，其所作所為是無論如何也與才性合沾不上邊的。那為什么依靠篡魏建立政權(quán)的司馬氏要極力主張才性合呢？

這還要從曹操頒布的求才三令說起，公元210年、214年和217年，曹操三次頒布求才令，史稱求才三令，三令大旨是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負不仁不孝的污名，這顯然是才性離的觀點，相應(yīng)地，求才三令的原則便是唯才是舉。因此直觀地看，司馬氏所持才性合觀點正好與曹氏的才性離觀點相悖，意圖在思想上否定曹氏政權(quán)，為其奪權(quán)斗爭服務(wù)。

但問題真的就這么簡單嗎？當然不是，因為如果單純?yōu)榱朔磳Σ芪翰判噪x的觀點，并不足以讓司馬氏堅定地奉行與其篡魏行為相悖的論點，這無異于自欺欺人。司馬氏之所以堅稱才性合，更深層的原因，隱藏在魏晉時期更為宏觀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之下。

眾所周知，東晉向來以門閥政治著稱，終其一朝，皇族司馬氏始終與高門大族“共天下”，原因在于司馬氏南遷渡江之后根基不穩(wěn)，需依靠門閥士族來鞏固政權(quán)，但這并不等于門閥士族的勢力是在東晉時期才建立并強大起來，《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寫道：“服膺儒教的豪族的出現(xiàn)，在東漢時代，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xiàn)象，非止河內(nèi)司馬氏而已。”因此，在漢室衰微的情況下，能否得到地方豪族或士族的支持，便已經(jīng)成為關(guān)系著地方政權(quán)強弱與存續(xù)的問題。

以出身而論，曹操的祖父曹騰為東漢末年中常侍，宦官出身，父親曹嵩為曹騰養(yǎng)子，陳琳檄文曾諷其為“乞匄攜養(yǎng)”，閹宦之人，在儒家思想中斷沒有政治上的地位，曹操可算是非儒家寒族出身。反觀司馬氏，自戰(zhàn)國時期趙國將軍司馬卬開始，世居河間，又自東漢司馬鈞開始，世代為將軍、守、尹，是正宗的地方士族，可歸于儒家豪族一類。

出身的不同所涉甚多，儒家豪族之間盤根錯節(jié)，多有歷史、血緣和利益方面的關(guān)系，且都奉儒家學說為正統(tǒng)，與非儒家寒族之間壁壘分明。所謂“上品無寒士，下品無士族”的現(xiàn)象，魏晉之交便已現(xiàn)端倪。因此，出身寒門的曹氏建立的曹魏政權(quán)，即便深知爭取儒家豪族的支持至關(guān)重要，也并不一定能真正得到他們的支持，更遑論曹操做出通過求才三令等一系列政策來打壓儒家豪族勢力的舉措了。

當然，站在曹魏的立場，曹操是斷不可能去爭取儒家豪族支持的，因為儒家學說是東漢賴以立國的指導(dǎo)思想，地方豪族又奉儒家思想為圭臬，曹操若是誠心拉攏他們，豈不是否定曹魏政權(quán)的合法性？因此，寒門出身的曹操，若要取劉漢皇位而代之，必然要顛覆儒家思想這一東漢政權(quán)的精神根基，這才有了求才三令的頒行。除此之外，他還厲行節(jié)儉，規(guī)定衣繡要處死，甚至曹植的妻子也不能幸免；再者，《晉書·傅玄傳》記載傅玄說“魏武好法術(shù)而天下貴刑名”，這些都是曹操對儒家思想的顛覆。

《左傳》有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多年之后，歷史上演了一出黑色幽默。曹操頒布求才三令的時候一定不會想到，司馬氏有朝一日會持才性合的觀點，將整個天下從曹魏手中奪過來。綜上所述，司馬氏之所以持才性合的觀點，原因有三：

1、上文已述，河間司馬氏為典型的儒家地方豪族，而才性合，本就屬儒家教義和華夏正統(tǒng)思想，此外從長遠來看，可保證篡魏后建立的政權(quán)具有合法性，而非囿于眼前的篡權(quán)行為本身是否與才性合的主張相悖，這一點，我們只需想想兩晉國祚能有155年，且東晉雖偏安江南一隅仍被天下人奉為正朔便可明了；

2、由于才性合暗合儒家正統(tǒng)思想推論，司馬氏與其余儒家豪族處于同一文化場域，可得儒家豪族支持；

3、在直觀上反對曹魏政權(quán)的指導(dǎo)思想，否定其政權(quán)合法性，與非儒家寒族劃清界限，以為奪權(quán)之便。

由此觀之，才性離和才性合這對看似簡單的問題，不僅涉及萬分兇險的政治斗爭和改朝換代，背后更有歷史大勢、正統(tǒng)學說等宏觀因素。所以，不論是曹氏還是司馬氏，都絕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梟雄謀事，可謂所慮甚遠。

不過也許有人會說，即便如此，司馬昭殺高貴鄉(xiāng)公曹髦，依然是最為直接的與才性合相悖的行為，這無異于自我否定，使其才性合的觀點不攻自破。其實不然，遍觀古往今來之政治斗爭，名實之間，正當其謀。拿曹髦身死一事來說，以實論，路人皆知是司馬昭殺曹髦；但以名論，下令的是賈充，動手的是成濟，事后司馬昭誅成濟九族，哭曹髦，著實是大忠之臣，天下又有誰能說是他殺的曹髦呢？當然，篡終究是不光彩的，政治斗爭自來都鮮血淋漓，要不然，晉元帝司馬紹在聽王導(dǎo)介紹完祖先“創(chuàng)業(yè)史”之后，也不會羞愧地以被蒙頭，嘆一聲“若如公言，祚安得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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