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國和齊國打仗，連續(xù)打了三場戰(zhàn)役都戰(zhàn)敗了。

孔子就問那些逃回來的士兵為什么會這樣。

其中一個士兵回答說，“我家中還有老父親，如果我戰(zhàn)死了就沒人供養(yǎng)他，因此我才逃回來了?！笨鬃勇犃艘院?，很贊賞他的行為，認為他是個孝子。

當時孔子在魯國擔任司空，還提拔這位逃兵當了官。

這件事在魯國倒是沒有激起多少爭論，人們都認為孔子很仁德，認為這個逃兵很孝悌。但有一個后果就是，魯國從此再也沒打過勝仗了，這就是《韓非子》中所說的“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后半句是關于楚國的另一個典故。

楚國有一個很正直的人名叫直躬，有一天，他的父親犯了罪，兒子直躬就跑到官府那里告發(fā)。楚國令尹聽說后，派人將這個兒子抓了起來，并稟報給了楚王，楚王下令，“殺之！”

這件事很快就在楚國傳開，有的人支持楚王的做法，認為殺得好，原因是這個兒子竟然告發(fā)自己的至親，不孝；

也有人認為楚王的做法不對，覺得這個兒子很正直，應該獎賞。

總之兩派爭論不休，各執(zhí)一詞。

爭論歸爭論，但這件事卻有一個后果，那就是楚國之后發(fā)生的作奸犯科的罪行，人們都很少再去舉報了。

這兩則典故出自《韓非子·五蠹》篇里的“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

朋友們，你們聽完這兩個故事，會作何感想呢？

或者你們認為到底哪種做法是對的，到底該不該獎勵一個孝順的逃兵？我們來討論這件事。

在我們給他們判定是非之前，我認為，或許應該先回歸事情的本源。

比如第二個故事，首先我們應該撥開輿論的迷霧而將視線往回看，那就是他父親確實是犯法了。

我們最應該討論的是如何處理這樣一個犯了法的人，如何規(guī)避同樣的罪行再出現，然后再討論這個兒子的道德問題。

同樣，對于魯國這位逃兵，首先一個士兵的職責是勇敢地去戰(zhàn)斗，你的身份首先是一個國家的戰(zhàn)士，先保衛(wèi)好國家才能讓自己的小家更美好。

而這兩個故事卻都舍本逐末，沒有認真處理事情的本源，卻在事情衍生出來的是非上“爭論不休，亂施獎懲”。

至于到底要不要追究這個兒子的罪責，我覺得可以考慮兩個方面。

最本質的一面，還是事件的本源，那就是他父親到底犯了什么樣的罪行。如果是太過惡劣的，那么這個兒子就不應該受責，但也不至于獎賞。

如果他父親只是無奈或被迫地犯了一些小小的錯誤，比如因養(yǎng)不起家而去盜竊（當然，無論罪過大小他父親都是該罰的），那這個兒子的告發(fā)就略顯刻薄、薄情。

另一個考慮就是看處在一個怎樣的時代。如果是春秋戰(zhàn)國那樣的大爭之世中，那就應像《韓非子》所說的“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不攬轡而御悍馬，不知患也”，犯了罪的就嚴懲，告發(fā)的就獎賞，將標準定下之后不要亂更改，這樣就可以了。但如果是在盛世中，那么則更強調道德，這個兒子就應受到道德上的譴責。至于魯國這位受到了獎賞的逃兵，魯國就是因為這種風氣而亡了國，這也沒什么好說的了。

那么韓非為什么要在書中寫這兩個故事呢？

韓非是法家學派的集大成人物，而《韓非子》這本書則集中論述了如何在一個亂世之中，在紛繁復雜的世事中，怎樣衡量一件事的對錯，怎樣確定人們的行事準則，以及怎樣將一個國家治理好，怎樣將一個團體規(guī)范起來，使它發(fā)揮最大的效力。

所以，讀了《韓非子》這本書之后，至少有兩個好處，一是提升“領導力”，它給了你一整套思想體系，可以讓你從一個新瓜蛋子成長為一個懂得如何領導一個團體的人。

第二個就是“明辨是非”，它會提升你對“對錯”的判斷，讓你對“事物的本質”和“是非的內核”更有洞察力，從而使你不至于在波詭云譎的事務中成為一個烏合之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