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這一段英雄群起的歷史中，曹操、孫權與劉備能在從中崛起并各占據(jù)一方成一代超雄，都具有“能服于人”的杰出能力，但也表現(xiàn)出三種層次的境界。三人的出身與所處的政治處境不同，政治理想不同，以及東漢末年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影響，成為他們“能服于人”處于不同境界的基本原因。

曹操“能服于人”的方式，是以天子名義，號令天下。

曹操通過名利、地位來吸引眾多英雄加入他的旗下，這種方法看似太過利益化，但也表現(xiàn)出明顯的優(yōu)勢。在政治上，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從而獲得政權上的主導地位，利用天子的名義，吸引廣大英雄匯集其帳下。在經濟方面，曹操長年占領北方，而北方州郡富庶，多年來積累大量財富，有資本就能夠提供豐富的物質資源用于獎勵士兵及權臣。但這一方法，存在利益的交換與誘惑，難以取得真正的擁護與忠心，并且曹操本身多疑的本性，自負且自私，待人缺少真誠，未達到自己的目的，可以殘忍殺害無辜士兵。因此，曹操的“能服于人”，處于以利誘人的境界。

孫權“能服于人”的方式，是以情感人。

孫權通過情感交流，重用了武將周瑜、魯肅、呂蒙、陸遜以及文臣張昭、顧雍等一幫人才，獲得了他們的真心擁戴。孫權用情甚深，但同時也很重視官員們的物質待遇。在爭奪江東政權期間，孫權對部下表現(xiàn)出了極度的愛護，周瑜、魯肅等武將和文官都得到了他的重用和照顧。此外為了增進君臣之間的感情，給予部下優(yōu)厚的物質及政治待遇。但是，在江東政權穩(wěn)定之后，孫權對手下的功臣就產生了嚴重的猜忌，并利用校事監(jiān)視大臣的活動，說明他在用人存在猜忌，無法付出全部信任。從孫權的政治行為來看，早期儒家情懷相當濃厚，后期法家的冷 酷也相當突出。

劉備“能服于人”的方式，是以仁德服人。

劉備作為皇室宗親的后代，渴望恢復王室，由此擁有眾多追隨者，同時劉備堅持以仁待人，以仁德之名吸引眾多英雄。同時劉備待人以誠，劉備結交趙云，與之“同床眠臥”；劉備為請諸葛亮出山輔佐，三顧茅廬，更顯示出其以德服人。劉備臨死之時留給兒子的遺言，也強調了修德的重要意義。劉備“能服于人”的思想滲透著儒家的仁義與誠信，這是具有長久價值的品質，而劉備始終貫徹以仁待人，以德為標準的思想，由此贏得民心。由此可見，劉備的“能為他人服務”已經達到了講究誠信、仁義的境界。

在這三種“能服于人”的境界中，曹操所具有的外在條件最好，政治經濟上均存在巨大的優(yōu)勢。孫權的外在條件相次之，位于長江險要地位，占據(jù)地理優(yōu)勢；經濟上也足以生存。劉備的外在條件最差，無論是政治基礎、經濟還是人力上都不盡人意。但是劉備在這相對弱勢的環(huán)境中，眾多忠誠良才，最終建立蜀漢政權，與曹操、孫權三分天下，這些足以證明劉備“能服于人”的思想與行為，存在曹操孫權不具備的優(yōu)勢。

當然，曹操的“服人”也并非沒有任何真情實感，孫權的“服人”也并非完全因時而變。同理，劉備也并非政治上的完人，也有失德之處。曹操、孫權身邊匯集了一大批人才，正說明曹操、孫權在政治人格方面并非一無是處。由此可見英雄人格的復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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