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校對諾貝爾獎得主的熱情追捧，一直備受爭議。
贊同者相信，諾貝爾獎得主不僅做出過杰出的科研成果，更擁有過人的科學遠見和科技資源，邀請諾貝爾獎得主加盟，對高校的師資力量、科研水平和國際交流都大有裨益。
反對者則認為，近年來的諾貝爾獎常常頒發(fā)給數(shù)十年前的重要科技成果的創(chuàng)造者，獲獎者的年齡普遍偏大，多數(shù)早已過了科研創(chuàng)新的頂峰時期；更重要的是，這些重金聘請來的諾貝爾獎得主，多數(shù)不會全職在國內(nèi)高校工作，有些甚至只有“虛職”“虛銜”。
那么，就讓我們來試著算一下中國高校引進諾貝爾獎得主的“性價比”吧。
以近期引入的這9位諾貝爾獎得主為例，他們的平均年齡約73歲，最年長的是2008年諾貝爾獎得主哈拉爾德·楚爾·豪森，83歲高齡，被天津醫(yī)科大學聘為名譽教授；最年輕的則是2014年諾貝爾獎得主愛德華·莫索爾，57歲，被山東大學聘為兼職講席教授。
國內(nèi)高校引進的諾貝爾獎得主普遍年齡偏大，倒不是因為不歡迎正值盛年的獲獎者，只是這樣的人選實在太少了。
2016年的一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已公布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平均年齡超過70歲，且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獲獎者的年齡呈現(xiàn)出一定的“增長”趨勢。這可能與近幾十年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成果的數(shù)量激增，一些成果“等待”獲獎的時間相應延長有關。
今年83歲的哈拉爾德·楚爾·豪森，首次提出宮頸癌可能由生殖器多瘤病毒引起，是在38歲那年；今年81歲、獲聘哈爾濱工程大學榮譽教授的野依良治，成功合成BINAP分子是在42歲那年。這與一些研究者提出的科學家最佳研究年齡基本相符——有人曾統(tǒng)計1901～1999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發(fā)現(xiàn)他們的創(chuàng)造高峰期大約在25歲到50歲之間。
同樣高齡的諾貝爾獎得主也可能處于不同的工作狀態(tài)。哈拉爾德·楚爾·豪森的課題組近年來保持了較為活躍的論文產(chǎn)出。2019年以來，他參與發(fā)表的論文有3篇，其中一篇是作為第一作者發(fā)表的。而野依良治在2016年到2019年間，只發(fā)表了一篇題為《融合并整合我們的知識以維持人類（Converging and Integrating Our Knowledge to Sustain Humanity）》的社論文章。
但即便是依然“高產(chǎn)”的諾貝爾獎得主，也很難說究竟是倚靠世界一流課題組的綜合水平，還是諾貝爾獎得主的個人實力；是整個團隊欣欣向榮，還是課題組長老驥伏櫪。
鑒于國內(nèi)高校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引進了諾貝爾獎得主本人，而非邀請整個團隊入駐，對這個問題應當慎思明辨。
縱覽諾貝爾獎得主的引進名單，不難發(fā)現(xiàn)，“名譽教授”“榮譽教授”“特聘教授”等字眼頻頻出現(xiàn)。這些“××教授”頭銜，通常是高校授予在學術界有突出貢獻學者的榮譽稱號，往往不存在合同約束。即便有合約性質(zhì)，很多也缺乏實質(zhì)性的約束措施。也就是說，諾貝爾獎得主作為某一高校的“名譽教授”“榮譽教授”或“特聘教授”，究竟應該為這所高校履行哪些義務，常常是沒有明確規(guī)定，或缺少制度保障的。
不過近年來，部分高校也與時俱進地為諾貝爾獎得主提供了一些創(chuàng)新職位。比如海南大學今年成立國際顧問委員會后，一次性聘請了4位諾貝爾獎得主作為委員會委員。據(jù)悉，該委員會的職責在于為海南大學制定與實現(xiàn)各項戰(zhàn)略目標提供建設性意見和建議，并為海南大學的發(fā)展提供幫助與支持。
山東大學目前已聘請至少2位諾貝爾獎得主擔任“兼職講席教授”。校方的相關文件中，明確這一崗位的職責包括：指導學科建設和發(fā)展規(guī)劃，帶動學科排名明顯提升；指導和幫助本學科杰出人才獲得國家級科研獎勵；指導和幫助團隊成員入選國家級重點人才項目等。
引進國際高端人才，且有明確的“用人”目標，這是好事。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受聘的諾貝爾獎得主有不少是“多面手”。
就拿擔任海南大學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的其中兩位諾獎得主來說，邁克爾·萊維特同時也是浙江大學教授、西北工業(yè)大學名譽教授和復旦大學名譽教授；阿龍·切哈諾沃與中國的淵源更深，他不僅身兼西華師范大學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杰出教授、南京大學名譽教授等職，還是第一位擔任中國高校領導的諾貝爾獎得主——2015年起，他開始出任籌建中的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常務副校長。
不知道這些“不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的科學家們，是否還有精力對每一個籃子悉心裝點。
難道就沒有來中國做全職教授的諾貝爾獎得主嗎？還是有的。
2010年，因發(fā)現(xiàn)艾滋病病毒而獲諾貝爾獎的呂克·蒙塔尼被上海交通大學聘為全職教授，并帶領自己的研究團隊集體落戶。當時報道稱上海交通大學將成立蒙塔尼生物醫(yī)學研究所。但之后關于這個研究所的信息鮮有耳聞。在學術網(wǎng)站上查詢發(fā)現(xiàn)，呂克·蒙塔尼與上海交通大學蒙塔尼生物醫(yī)學研究所有關的研究成果發(fā)表，大多集中在2011年，2013年后便不再有新的產(chǎn)出。
2018年，呂克·蒙塔尼又與新成立的中國發(fā)明成果轉(zhuǎn)化研究院簽署了共建“呂克·蒙塔尼實驗室”的合作協(xié)議。報道稱“該實驗室將成為呂克·蒙塔尼在其祖國法國之外建立的首個國外實驗室”。不知這里提到的“首個”，是否有將多年前的“蒙塔尼生物醫(yī)學研究所”考慮在內(nèi)？
那么，這些諾貝爾獎得主是否一如坊間猜測的那樣，個個身價高昂呢？從有據(jù)可查的有限信息來看，不同機構和不同引進方式的差距還是比較顯著的。
據(jù)媒體報道，深圳市政府計劃到2020年，引進不少于10名自然科學領域諾貝爾獎科學家。符合條件的諾貝爾獎得主來深圳組建實驗室，最高可以得到1億元的建設資助。
而山東大學公示的兼職講席教授待遇，則為“聘期內(nèi)提供10萬元/年的崗位津貼；聘期內(nèi)根據(jù)學科特點提供科研活動經(jīng)費6萬元”。
其實，6萬也好，1億也罷，高校引進諾貝爾獎得主等高端人才的目的，歸根結底還是提升科研水平、建設學科團隊、培養(yǎng)優(yōu)質(zhì)人才、擴大社會影響力。如果這些目的達到了，那么誰也不能說這筆錢花得冤枉。問題的關鍵在于，每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引進”“受聘”“入駐”時，都有宣傳有喝彩，一番熱鬧景象；幾年下來，關于這些舉措取得了什么成果、起到了多大作用，卻總是靜悄悄的。
缺少了后續(xù)的產(chǎn)出報告，重金引入諾貝爾獎得主的“性價比”，難免成了一筆糊涂賬。
希望未來，這些來華工作的諾貝爾獎得主，都可以做出與諾貝爾獎背景相稱的貢獻，讓這些關于“性價比”的爭議，都化作一時笑談。（李晨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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