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稷”與稷山

　　——試論羲和與后稷在社稷形成中的作用

　　樊喜慶 黃建中

　　人們常把“社稷”比做國家、江山。什么是社稷?《辭?！飞险f：“古代帝王、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最近我們從網(wǎng)上查得鄉(xiāng)寧縣閻金柱、李林兩位先生的文章《“中國”和“中華”名源試說》稱：“中國”源自古人在晉南平原稷山北部的西社豎立高榘、面向北頂觀斗建定分至時所形成的宇宙觀。他們認為：“社”是古代祭天地的神圣臺壇、國家象征、世人溝通天神地衹的地方。

　　而今在中國，爭先人、爭名人者多如牛毛，如陜西有黃帝陵，河南有軒轅墓;河南和湖北都爭諸葛亮隱居地隆中……。然而這兩位鄉(xiāng)寧人把稷山的西社一帶稱為古代的“中國”、“中華”，我們覺得他們的說法比較客觀公正，是有道理的。

　　我們認為“社稷”的源頭在稷山。其理由如下：

　　一、對“社”的考證

　　“社”與“羲和”：《辭海》上說“社”是祭祀土神的場所。我們認為“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不同的內涵。在文字出現(xiàn)之前，我們更贊同閻、李二先生的觀點，即“社”是古代祭天地的神圣臺壇、國家象征、世人溝通天神地衹的地方。古代對天地和神靈的祭祀，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時代對圖騰的崇拜。但在農耕出現(xiàn)之前，由于人類尚無固定的聚落，也就不可能有固定的祭祀場所。自從人類進入農耕時代，產生了“三農”，有了固定的居住地，才能產生固定的“社”。那時的人們不光祭地，也祭天，還祭各種神靈。

　　現(xiàn)在史學界已經公認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堯舜時代，在我國黃河中下游的先民率先進入了農耕時代，成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這一時期必然要有一位懂歷法和氣象的專家，這個人是誰呢?今臨汾堯廟供奉著堯和他的四位輔臣：后稷、羲和、四岳和皋陶。而前兩位傳說都是古代稷山人?，F(xiàn)在有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后稷是堯的“農官”，但很少有人知道羲和是堯的“歷官”?！渡袝虻洹分幸欢渭s200字的記述，大意是：堯任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觀察星象、氣象和物候等變化，確定了仲春、仲夏、仲秋、仲冬等時令，使民眾能根據(jù)季節(jié)變化來安排農事活動和生活。最后有兩句：“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

　　萬里黃河，只有稷山縣曾有一座規(guī)模宏大的羲和廟，1958年被拆毀蓋了學校。這座古廟舊時每年農歷三月十五日是祭祀大典，屆時歷代朝廷都要派員前來祭祀。

　　對當?shù)貛讉€村名的考證：原來的羲和廟前有三個村落，分別叫東社、中社、西社。我們不敢說這“三社一線”在中國是絕無僅有，也許其他地方也有，哪怕它還有南社、北社，但他們不可能有一位可以稱做是中國歷法的奠基者的羲和和這么一座古廟。

　　在西社之北、隔街相望有個高渠村。過去這里的人們都不知道其村名是怎么來的。多虧鄉(xiāng)寧人指點迷津，說古人在這里“豎立高榘、面向北頂觀斗建定分至”。我們非常贊同這種說法?！伴啊本褪窃诟吒叩哪緱U上橫插一根“矢”，很像今日天安門前的華表。我們查得，也有人說華表是“古代觀天測地的儀器”。顯然，利用觀測高桿影子長短的方法來確定四立和兩分兩至是最科學的。“北頂”是鄉(xiāng)寧縣的一個地名，很可能是古人在高渠、西社一帶夜觀星象，發(fā)現(xiàn)北極星正對著北面山頭上的一個點，就好像是“天頂”，因而稱其為“北頂”。找到這么一點作參照，便有利于白天觀測。后來隨著“榘”的功能的消亡，它已經成為一個生僻字，于是人們把“榘”改為“渠”。這種情形古今常見，如陜西的“郿縣”“鄠縣”現(xiàn)在已經改為眉縣、戶縣。

　　正如人有學名和乳名，許多村名也有書面語名稱和口語名稱，而這種乳名更具有原始性。在西社村正西五里，有個村子學名叫“仁義村”，俗名“人村”，而且“人”字非“仁”更非“任”。1993年河北廣宗縣有賈氏二兄弟來稷山尋根訪祖，言其先祖于明永樂2年從稷山“人里村”遷去。1999年該村發(fā)現(xiàn)一塊明嘉靖年間的修廟古碑，碑文開頭就是“稷之北有人義里，里之中有武安王廟”。由此可見，該村名在600年前只有一個“人”字，因本村群眾崇拜關羽，400年前才加了個“義”。再后來又發(fā)現(xiàn)一塊扇形石匾，刻有“仁義里”三字，這顯然是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書面語名稱?，F(xiàn)在的村名為“仁義村”，但在群眾口語中，從來都只說“人村”。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究竟有幾個村子僅以“人”命名?

　　在西社村南五里，毗連著兩個較小的村子，學名分別叫“桐上村”“桐下村”，俗名則分別叫“窯溝”“桐哇村”。這兩個村的東邊有一條溝，本來叫西社河，今已成為干溝，但溝里根本沒有窯洞，這里也沒有挖窯洞的條件。兩村之間從來沒有聽說有一棵高大的桐樹或桐樹林，為什么叫桐上、桐下?我們猜想，很可能這個“桐”字原來為“洞”。在晉南方言中“洞”一般讀為tun或tong，這跟“洪洞縣”的“洞”只能讀tong很類似。因此，“桐哇村”，很可能是“洞啊村”。其中的“哇”或“啊”，只是“洞”的尾音延長的轉化音，不能算是獨立的音節(jié)。這兩個小村的俗名，一個有“窯”，一個有“洞”。我們認為遠古時代的人類是穴居，后來到半穴居時仍把那時的“房屋”稱為“窯”或“洞”。

　　在西社正北二十余里，有個小山村，名叫“中土地”。不但叫“土地”，而且還冠以“中”，在中國又有幾個村名叫“中土地”?

　　這些村名都顯得很古老。如果它們零星散布在全縣各地，我們東拉西扯硬把它們拼湊在一起，這難免有些牽強附會;但它們在方圓十里竟連成一片，這就不能看成是一種偶然現(xiàn)象。“中土地”雖然距離西社遠一點，但又跟鄉(xiāng)寧縣的“北頂”毗鄰。

　　地理環(huán)境考察：晉南地處北溫帶的中部，黃河中游，氣候溫和，四季分明。西社一帶又依山傍水，土地肥沃，很適宜開發(fā)農業(yè)。但此處卻北不靠山，南不濱水，既無山洪肆虐之虞，又無河水泛濫之憂，很適宜建立一個比較固定的、便于長期觀測的“中央天文臺”。雖然堯都在臨汾，舜都在永濟，禹都在夏縣，但我們估計這個“天文臺”不宜隨“都”搬遷。否則，“高榘”這個地名就很難保留至今。

　　中國的農歷又名“夏歷”，是夏代基本定型的。但羲和已經確定了“四立”“兩分”和“兩至”，把“年”的日數(shù)準確到366天，又研究出“以閏月正四時”的方法。這是他的偉大貢獻。我們考察后來逐漸形成的廿四節(jié)氣，其中以氣候和物候命名的節(jié)氣名稱如雨水、驚蟄等，跟這里的氣候完全吻合。因此，我們十分肯定中國最早并比較成熟的歷法產生在這里。

　　對年俗的考察：世界上不可能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新年有中國年這么熱鬧、紅火、年味農、民族傳統(tǒng)文化內涵豐富。

　　究竟什么是“年”?“年”的篆書是“禾”下一個“千”字，《說文解字》上說：“谷孰也”。又說“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在堯舜之前，古人對“年”或“載”的概念還很模糊，還弄不清一年有多少天。只有羲和才研究出“載”有366天。載，應該是莊稼熟了要用車拉。我們有理由認為在中國最早的“年”誕生在稷山。因此，稷山人過年的習俗應該比其他地方保留著較古老的遺風。本文只探討舊時過年祭祀什么神和年節(jié)究竟有多長。

　　魯迅在《祝?！分袑懙溃骸棒旀?zhèn)年終的大典，致敬盡禮，迎接福神”。但，祭祀什么神，沒有說。只是說祥林嫂第二次來到魯家，祭祀時什么也不讓她沾手，“否則，不干不凈，祖宗是不吃的”。在電影里似乎魯四老爺是在室內祭祀的。不過，魯迅的文章并非專論。老舍的《北京的春節(jié)》就是專門介紹年俗文化的，但關于敬神卻只有寥寥數(shù)語：臘月二十三送灶王;外出人員回家祭祖;除夕接神;大年初二祭財神。

　　稷山人管“神”叫“爺”。把“祭祀”叫做“獻”。在舊時，即使家窮買不起鞭炮，貼不起對聯(lián)，一般至少要買三張木版年畫“爺”，即灶爺、財神爺和天地爺。天地爺?shù)娜Q是“天地三界十方萬靈真宰之神位”。這里面囊括了一切神鬼，萬萬得罪不得，因此，獻天地爺是頭等大事。天地爺貼在北墻上，全家人在院子里向北敬獻。祭品則因貧富不同而有懸殊。時間是除夕交過子夜。解放后，由于破除迷信，雖然還要獻爺，但時間逐漸推移至黎明時分。又由于買不到“爺”，只好望空祭拜。

　　過去這里絕大多數(shù)人家還要獻“全堂爺”。 “全堂”顧名思義，也是各路神仙都要邀請，不過只是在紅紙上寫一個代表。一般多寫關公，也有人寫姜太公。其寫法是中間寫“奉請武圣帝君關夫子老爺之神位”，兩邊分別寫“和合二仙”與“牛馬二王”。位置貼在中堂，在室內敬獻。似乎這兩路神仙有些雷同，實際上二者的職能有所區(qū)別：前者每年只獻一次，平時僅限于結婚拜天地，好比一年一屆的“神大全體會議”;后者平時家中有個大災小難，都來求告它，則是平時的“神大常務會議”。

　　灶爺，可能全國大體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去，初一五更來”。財神是在初一。另外，過去稷山家家院子里都有一個“土地爺窯”，常年供奉著土地爺。過年時一般只燒兩炷香，貼一副小對聯(lián)：“土能生萬物，地可發(fā)千祥”。這似乎有些慢待，其實，在天地爺中它就是主角，這里則是份外的“特供”。

　　稷山人雖然祭祀祖先比其他“爺”頻繁，但遠不如對天地爺鄭重。祖先的神位設在堂屋的偏位，俗稱“神子”。除了有祠堂的大家族集體祭祀外，一般家祭都是吃飯前的餃子、火鍋等先得獻神子，然后人才能吃。這里的人拜年磕頭都是朝著神子磕，不像某些地方是照著本人磕。

　　大概全國各地到正月十五便是春節(jié)的終點，但在稷山只算是半程。稷山人還要過十六，這一天早晨人們要到郊外踏青，俗稱“游病”，烤篝火，蕩秋千。據(jù)說這樣全年就能少生病。晚上家家都點一種長明燈，俗稱“夜油”，成對擺放在大門兩邊。

　　在稷山，幾乎各村都有一個賀年的藝術節(jié)，俗稱“時節(jié)兒”。每逢各村的“時節(jié)”，都要鬧社火、放焰火和唱戲，一般都是三天三夜。到時候，家家都要邀請親戚前來觀賞。同時，周圍友好鄰村還有社火助興。對外村的來賓，則分派到各家，跟親戚一樣，用火鍋、酒肉招待。由于各村的時節(jié)絕大多數(shù)都在正月，這樣，整個正月，幾乎天天都有紅火熱鬧。直到二月二，家家還要剩幾條麻花，叫做“咬蝎子尾巴”，算是春節(jié)的“掃尾工作”。也就是說，只有到了這一天，才算是春節(jié)的終點。

　　解放后，由于破除迷信和集體化，要抓生產，年俗文化的迷信成分淡化，時間有所縮短，同時換上了新的內容，如近些年來，出現(xiàn)一種三十六歲人捐資請劇團、管樂隊的風俗。

　　根據(jù)以上考察，我們認為稷山縣的年俗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有著明顯的古代“社祭”的遺風。

　　考古發(fā)現(xiàn)：到目前為止。稷山境內共發(fā)現(xiàn)仰韶文化遺址10處，龍山文化址7處。從整體分布，各遺址有共同點：它們大都集中在汾河兩岸高崖地帶和水源近的地域。這是因為一是要免于水災，二是便于取水。細石器的大量出現(xiàn)，說明已使用復合工具，生產力得到了很大發(fā)展，農業(yè)開始了新的飛躍。西社鎮(zhèn)周圍具體考古情況如下：

　　A、西社仰韶文化遺址：位于西社村西30米處，東西長500米，南北寬150米，剖面灰層厚1米左右。發(fā)現(xiàn)有石斧、石錛、石鋤等。還有盆罐等器具陶片。1977年由山西省考古所確定為仰韶文化遺址。

　　B、桐上仰韶文化遺址：位于桐上村東300米處，東西長300米，南北寬200米。地表暴露有陶片甚多。1977年由山西省考古所確定。

　　C、賈峪村東仰韶文化遺址：位于賈峪村東300米處，東西長500米，南北寬300米。地表暴露有紡輪、尖底瓶等陶片。1979年由李錫敬研究員考察確定。

　　D、賈峪村南仰韶文化遺址：位于賈峪村南500米處，東西長500米，南北長150米，文化層厚1米。出土文物有石鏟、泥質紅陶片和夾砂灰陶片等。賈峪村位于桐上村西2里，在仁義村正南5里。

　　二、對“稷”的考證

　　在全國的縣名中，只有稷山有個“稷”字，因此“稷”就無須考證。限于篇幅，下面只討論三點：

　　后稷究竟有無其人?“后稷”不是人名，而是一種封號。他姓姬名棄，是五帝之一帝嚳的元妃姜嫄所生，是堯的同父異母兄弟。堯拜他為農師，舜封其為后稷。后來“后稷”成為一種世襲的官職。陜西也有“后稷”，但那是第一代后稷的子孫。后來其后人姬昌、姬發(fā)建立了周朝，便尊他為始祖。后世人們尊奉他為“稷王”“稷神”或“五谷神”。

　　在上古人物中，后稷的出生最為神奇。根據(jù)《史記·周本紀》和《詩經·生民》，說他的母親踩了巨人的腳印便懷了孕;又說他出生后先是被“棄”掉，后來受到鳥獸等的保護又被揀了回來，因此有人就以為后稷是神話傳說中的人物，純屬虛構。

　　我們認為后稷必有其人。最有說服力的，正是他的名字叫“棄”。春秋時鄭莊公名叫“寤生”，就是因為他出生時是難產，后來便發(fā)生了“克段于鄢”和“黃泉相見”的手足相殘、母子反目的故事?，F(xiàn)在有些人叫“路生”“車生”，這正反映了他們特殊的出生情況。我們推測后稷可能屬于“假死”。嬰兒“假死”本來是一種比較常見的現(xiàn)象，即小兒出生時呼吸道沒有打開，發(fā)生了窒息。過去由于人們不懂衛(wèi)生常識，往往把這種孩子給扔掉了。其救治方法很簡單：接生者用一只手倒提嬰兒的雙腿，另一只手拍打其背部，直至發(fā)出哭聲。后稷出生后如果尚未達到真死，在扔他時發(fā)生了磕碰或滾動，便相當于做了人工呼吸，于是活了過來。但由于古人很迷信，便以為是得到神的救助，于是以訛傳訛，三人成市虎，越傳越玄乎。再加上后來周部落把他尊為始祖，自然要對他進行神化、美化。至于其母踩了神的腳印而懷孕，只可能是一種夢境。因此，我們今天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破解后稷出生之迷，其實這并不足怪。

　　“稷”是什么?《辭海》上對“稷”有三種說法：黍的一個變種;粟的別稱;高粱。我們認為“稷”有廣、狹二義：廣義的“稷”，泛指一切糧食作物，甚至所有農作物;狹義的“稷”，特指高粱。如同“谷”，既泛指糧食作物;又特指“粟”。既然“稷為五谷之首”，民歌也說“五谷里的田苗子，惟有高粱高”，怎么會是很不起眼的黍子或谷子呢?

　　在稷山，千百年來只種一種株型高大、穗型松散、“脖頸”細長的高粱。本地方言叫“稻黍”。而現(xiàn)在全國幾乎都種秸稈粗壯、子粒飽滿、穗型緊密的高產品種。這是為什么呢?有兩種原因：一是人類往往有一種懷古、戀舊的保守意識，不容易接受新鮮事物，這里的人們幾千年來的種植習慣很難改變。二是到現(xiàn)在小麥已經成為晉南地區(qū)的主要糧食作物，高粱已經退居次要地位，雖然那種密穗高粱高產，但它的“脖頸”短，不能縛笤帚和穿“箅箅子”。因此，這里的人們很“排外”，仍然只種這種古老的高粱品種。

　　在稷山的汾南地區(qū)，直到解放以后，高粱仍然是僅次于小麥的第二大糧食作物。汾北由于水利條件好，后來逐漸被原產美洲的玉米所代替。因此我們認為后稷教民稼穡就是發(fā)生在稷山的汾南地區(qū)。這里地處旱垣，高粱由于葉面有一層蠟質，比較耐旱，而且高產。在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古代，民以食為天，只有發(fā)現(xiàn)和培育出一種高產的糧食品種，才能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后稷正是古代的“袁隆平”，是一位在當時的農業(yè)科技方面有突出貢獻的農學家。

　　對“麥罷”習俗的考察：在稷山縣有四座“稷王廟”：稷王山上有一座叫“上廟”。山下有兩座分別叫“高廟”和“下廟”。過去也是歷代皇帝每年都要派官員前來祭祀后稷。但由于那些封建官僚們養(yǎng)尊處優(yōu)，不愿跋山涉水，于是便在縣城新建一座“稷王廟”。除了“關帝廟”，一個縣“一人四廟”的情況，恐怕在全國也屬罕見。“下廟”曾有盛大的廟會，一直到解放前。不過這只是封建官員和局部地方的祭祀活動，全縣的老百姓沒有參與的機會，于是在民間便長期流行著一種特殊的鬧豐收和祭祀稷神的活動，這就是“鬧麥罷”。

　　“鬧麥罷”是稷山人的第二次過年，是真正意義上的慶?！昂淌煲病薄Ｒ苍S在古代這一習俗是在秋季，但發(fā)展到近、現(xiàn)代，夏收遠比秋收更重要，因此這里人們對夏收特別重視。

　　這里的小麥碾打分兩次：第一次是“龍口奪食”，先把糧食收打入庫。第二次主要是碾秸稈，為牲口儲備飼草，其次還能收獲大約10%的小麥，俗稱“積秸”或“碾秸”。按說積秸是很次要的，但由于它標志著夏收戰(zhàn)役的結束，因此特別隆重。合作化以前，每逢誰家積秸，不僅主要親戚都來參戰(zhàn)，而且鄰里之間，即使平時有些過節(jié)，都爭先恐后地趕來助陣。于是便涌現(xiàn)出一種“一家碾秸，百家相助”的壯觀場面。這充分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團結互助的精神。主人對來賓用一頓特殊的“快餐”招待：主食一般是煮油饃，俗稱“油坨子”。菜是涼拌菜，一般是豆芽、粉條、粉皮、炒雞蛋和炒肉絲。還有些水酒。當然財主家的檔次要高。但助忙人并非為了吃飯，有時一天趕幾家，不一定都吃。

　　“麥秸積”是豐收的象征，因此，人們對積積子很講究，都要積成特殊的幾何形狀，如圓積子為蘑菇狀，長方形積子像四面出檐的房屋。積子積好以后，主人連同親戚便朝著麥秸積祭祀。形式跟過年祭祀天地神差不多，只是祭品簡單一些。為了避免火災，不放鞭炮不燒香，而是把彩紙剪成紙練，插在麥秸積上。“積”與“稷”是同音，我們認為這一習俗，很可能是古代民間祭祀稷神的遺風。

　　當整個夏收、夏種結束以后，暫時有一段農閑時間，于是這里的人們又像過年走親戚那樣，提著好饃籃籃串親戚，互問年景。同時各村又鬧戲，或唱家戲或請大戲。不過，這項活動比“鬧正月”規(guī)模小，不鬧社火不放火，不一定村村鬧、年年鬧。“有年”小鬧，“大有年”大鬧，歉年、災年不鬧。

　　比較“鬧正月”和“鬧麥罷”，兩者都有祭祀活動、走親戚和文藝演出。不同點是：前者有固定的日期，后者的日子不能固定;前者除慶豐收外，現(xiàn)在的內容越來越豐富，后者是單一的慶豐收;前者由于在農閑時期，比后者隆重。我們覺得后者可能是古代真正的“年”的延續(xù)。

　　考古發(fā)現(xiàn)：正好我們查到2008年12月12日《太原晚報》署名任靜芳的一篇報道，現(xiàn)原文抄錄如下：

　　記者12月10日從省文物局獲悉，我省聞喜文物普查隊于近日的“三普”中，在冰池村發(fā)現(xiàn)一處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遺址，距今約4000多年，專家指出這正處于古史流傳的堯、舜、禹時期，為后稷被棄于此地的傳說提供了十分有力的旁證。據(jù)介紹，該遺址是繼前不久新發(fā)現(xiàn)神柏鄉(xiāng)史家坡和下莊兩處龍山文化遺址之后的又一新發(fā)現(xiàn)。遺址位于冰池村北約100米處的廟溝邊多級臺地上。南、北、東三邊臨溝，西部較高。南北長約300米，東西寬約250米，文化層厚約1至1.5米。臺地的多級斷崖邊暴露有灰坑、墓葬、白灰面房基等遺跡現(xiàn)象。

　　其中，白灰面房基是龍山先民們居住的房屋基址，發(fā)現(xiàn)有近10處，分地面式和半地穴式兩種。遺址內采集的文化遺物分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兩類。生產工具有石斧、石鑿等，生活用具均為陶器殘片，可辨器形有釜灶、斂口甕、豆和大口罐等。

　　據(jù)史料記載，坐落在稷王山麓的聞喜縣郭家莊鎮(zhèn)冰池村，自古就有后稷被姜?母棄于水池，池結寒冰之傳說。村中至今仍存世傳后稷被棄的冰池一口，池邊老柳樹亭亭如蓋，兩人合圍不攏，其年歲當在300年以上。村南廟溝對面并有稷王廟、娘娘廟、娘娘墳等古跡，可惜該廟已毀于抗日戰(zhàn)爭期間。

　　考古專家表示，冰池龍山文化遺址的發(fā)現(xiàn)，不僅證明了4000年前稷王山麓就有人類生息，而且證明此處當時流水潺潺，草木繁盛，比較適宜人類生存。

　　根據(jù)以上考察論證，古代稷山由于出了兩位“圣人”，他們分別在天文和農業(yè)方面有重大發(fā)現(xiàn)，對人類做出了突出貢獻，相對地說，這里比其他地方較早地進入了農耕時代。這里的先民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黃河文化的精髓——羲和文化與后稷文化。以往歷代帝王都派員前來稷山祭祀羲和與后稷，實際上就是對“社”與“稷”的祭祀，只有明清兩代因在北京建立了天壇、地壇、先農壇才終止了這樣的祭祀，因此我們認為稷山是中華“社稷”的源頭!歡迎廣大讀者和學者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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