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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茶是最早出口到西方的茶，在歐洲曾被稱為中國茶。

17-19世紀，以武夷茶為代表的中國茶被西方的東印度公司源源不斷地販運到世界各地，成為當時中國對世界影響最大的物產(chǎn)，也由此開辟了從武夷山通往世界的多條茶葉之路。

“萬里茶道”路線圖

第一條線路，閉關(guān)鎖國，催生陸上“萬里茶道”

武夷山→江西鉛山→信江→鄱陽湖→九江→長江→湖北武漢→漢江→襄陽→河南唐河→社旗→洛陽→山西晉城→長治→祁縣→忻州→河北張家口→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蒙古烏蘭巴托→俄羅斯恰克圖→莫斯科→圣彼得堡→歐洲

清初，出于“防漢制夷”的政治考量，同時為了打擊反清復(fù)明勢力，清政府施行了空前的閉關(guān)鎖國政策，順治十二年（1655）六月，下令沿海省份“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順治十八年（1661），又實行“沿海遷界”政策，強行將江、浙、閩、粵、魯?shù)仁⊙睾＞用穹謩e內(nèi)遷三十至五十里，設(shè)界防守，嚴禁逾越。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亂”平定和康熙二十二年（1683）臺灣告平，清廷方開海禁，于1685-1687年間先后設(shè)立閩、粵、江、浙四海關(guān)，分別管理對外貿(mào)易事務(wù)。但是，僅僅過了三十多年，全面開海的政策就開始收縮，面對日益嚴重的“?？堋被顒雍臀鞣絼萘υ跂|亞海域的潛在威脅，康熙五十五年（1717）再次實行禁海，史稱“南洋禁海令”。

南洋禁海雖然并非全面禁海，但對于正在不斷發(fā)展的中國民間對外貿(mào)易力量無疑是嚴重的打擊。到雍正五年（1727），在大臣的反復(fù)奏請討論下，朝廷擔心閩粵地區(qū)因洋禁而引發(fā)海患，才同意廢除“南洋禁海令”，隨即開放了粵、閩、江、浙四口通商。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朝廷又下令關(guān)閉江海關(guān)、浙海關(guān)、閩海關(guān)，指定外國商船只能在粵海關(guān)——廣州一地通商，并對絲綢、茶葉等傳統(tǒng)商品的出口量嚴加限制，對中國商船的出洋貿(mào)易，也規(guī)定了許多禁令。

再現(xiàn)萬里茶道場景

海禁加速了陸上貿(mào)易的發(fā)展，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簽定《尼布楚條約》，中國茶葉開始源源不斷進入沙俄；雍正五年（1727），中俄簽定《恰克圖界約》，確定恰克圖為中、俄互市地點。晉商率先嗅到了商機，不遠萬里到武夷山，販運武夷茶，從武夷山出發(fā)，途經(jīng)江西、湖北、河南、山西、河北、蒙古，以挑夫、舟船、馬幫、駝隊相繼接力，水浮陸轉(zhuǎn)，運到恰克圖交易；再由俄羅斯商人運往莫斯科、圣彼得堡，進入歐州。從起點武夷山到歐州，綿延上萬公里，這條茶葉貿(mào)易之路被稱為“萬里茶道”。

販運武夷茶文獻資料

根據(jù)《武夷圖序》記載，這條茶路從河南社旗到張家口還有一條路徑：“河南賒鎮(zhèn)（今河南社旗縣城）→北舞渡（今河南省舞陽縣北）→朱仙鎮(zhèn)（今屬河南省開封市祥符區(qū)）→道口（今屬河南省安陽市滑縣下轄鎮(zhèn)）→河北鄭家口（今河北省衡水市故城縣下轄鎮(zhèn)）→定州（今河北定州市）→上口（今河北張家口）”，其中賒鎮(zhèn)→北舞渡為陸路；北舞渡→朱仙鎮(zhèn)為水路；朱仙鎮(zhèn)→道口為陸路；道口→鄭家口→定州為水路；定州→上口為陸路。

清乾隆、嘉慶、道光年間，中俄茶葉貿(mào)易繁盛，這條茶路上的駝鈴數(shù)里可聞。這條繼絲綢之路之后興起的另一條聯(lián)通世界的商路，大大促進了武夷茶的發(fā)展，提高了武夷茶的知名度。

第二條線路，京杭大運河：另辟蹊徑

武夷山→江西鉛山→玉山→浙江常山→蘭溪→杭州→京杭大運河（蘇州、揚州、淮安、宿遷、臨清、天津、通州）→北京→河北張家口→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蒙古烏蘭巴托→俄羅斯恰克圖→莫斯科→圣彼得堡→歐洲

與“萬里茶路”相對平行的還有一條水路——京杭大運河。武夷茶運到鉛山后，從河口鎮(zhèn)逆信江上行，向東運至玉山，雇挑夫運到浙江的常山，在常山裝船，沿衢江、蘭江、桐江、富春江，水運至杭州，再從杭州轉(zhuǎn)入京杭大運河，經(jīng)江蘇蘇州、揚州、宿遷、山東臨清、天津、北京通州、河北張家口，到達呼和浩特，并入“萬里茶道”。

京杭大運河

第三條線路，廣州口岸開放：新興“茶葉之路”

武夷山→江西鉛山→弋陽→貴溪→南昌→豐城→樟樹→新余→峽江→吉水→吉安→太和→萬安→贛州→南康→廣東南雄→曲江→清溪→英德→清遠→佛山→廣州

1757年后，廣州一度成為華茶出口的唯一口岸。朝廷確定廣州十三家洋行署理對外貿(mào)易事務(wù)，即“廣州十三行”。十三行老板大都是福建、潮州人，茶葉一度成為他們最大宗的買賣，多個洋行都深入武夷山茶區(qū)收購茶葉，有的還在武夷山置辦茶山，他們開辟了從武夷山到廣州的“茶葉之路”。茶葉采集收購后，首先匯集在崇安縣城南約五十里的星村；然后由星村運至江西省鉛山縣河口鎮(zhèn)；從河口改為水運，經(jīng)信江，進入鄱陽湖；經(jīng)鄱陽湖到江西省會南昌；由南昌溯贛江而上，途經(jīng)豐城、樟樹、新余、峽江、吉安等地，運到贛州府；再從贛州沿小河運至大庾；在大庾上岸，挑運至廣東省南雄州的始興縣；在始興縣再裝船運到韶州府曲江縣；從曲江沿北江順流南下運至廣州。

廣州十三行運銷茶葉場景圖

羅伯特·福瓊在《兩訪中國茶鄉(xiāng)》記載：“如果計劃運到廣州市場，他們就順流（信江）西下鄱陽湖，經(jīng)過南昌府和贛州府，穿越大梅嶺，到達廣州。從武夷山運輸?shù)綇V州大約需要6周或2個月?！边@條漫長的水陸運程，大約3020華里，即約930英里，“茶葉價格因而大增，有人估計最粗的茶葉的運費，達總成本的三分之一?！?/p>

第四條線路，“太平天國”爆發(fā)：“萬里茶道”中斷，另謀出路

武夷山→江西鉛山→玉山→浙江常山→蘭溪→杭州→上海

1851年太平天國爆發(fā)后，長江中下游地區(qū)、鄱陽湖一帶成為主戰(zhàn)場，1853年太平軍占領(lǐng)了長江水道，南北縱貫的“萬里茶道”被迫中斷，茶商們被迫改變運輸線路。武夷茶運到鉛山后，從河口鎮(zhèn)逆信江上行，向東運至玉山，雇挑夫運到浙江的常山，在常山裝船，沿衡江、蘭江、桐江、富春江，水運至杭州，再由杭州轉(zhuǎn)運到上海，從上海直接出口，或海運到天津，再從天津途經(jīng)北京，運到張家口，并入“萬里茶道”。

《兩訪中國茶鄉(xiāng)》中的常山

關(guān)于這條線路，羅伯特·福瓊在《兩訪中國茶鄉(xiāng)》一書中有詳細記載，并詳細列表說明，羅列了各個站點之間的路程和時間：從崇安縣到河口280里，歷時6天；從河口到玉山180里，歷時4天；從玉山到常山100里，歷時3天；從常山到杭州800里，歷時6天；杭州到上海500里，歷時5天；全程1860里，歷時24天。

第五條線路，福州口岸被迫開放：加速武夷茶販運

武夷山→建溪→南平→閩江→福州

為了攫取高額利潤，東印度公司處心積慮謀求開辟一條從武夷山經(jīng)由福州出口的新茶路，以便“能夠直接獲得武夷茶，而免去陸路運費以及在原價以外所附加的內(nèi)地通過稅”。早在英國政府給第一次派往中國的使臣的指令中，就提出要中國“劃給英國一個地方”為通商口岸，這個口岸必須“靠近上等華茶的出產(chǎn)地”。西方人對中國茶的需求量不斷增加，使得許多茶商獲利，雖然規(guī)定廣州一口通商，但是仍有不少地方走私出口。嘉慶十八年（1813），東印度公司試圖開辟福州至廣州的茶葉海運路線，從福州用海船運茶葉萬磅至廣州，全程不過13天，但立刻被清政府所禁止。嘉慶二十二年(1817)，清廷諭令皖、浙、閩三省巡撫：“嚴飭所屬，廣為出示曉諭，所有販茶赴粵之商人，俱仍照舊例，令由內(nèi)河過嶺行走，永禁出洋販運，償有違禁私出?？谡?，一經(jīng)掣獲，將該商人治罪，并將茶葉入官。若不實力禁止，仍私運出洋，別經(jīng)發(fā)覺，查明系由何處海口偷漏，除將守口員弁嚴參外，并將該巡撫懲處不貸。”武夷茶被指定“由內(nèi)河過嶺行走，永禁出洋販運”，所以不能直接使用更廉價的水路運輸。

但是西方東印度公司仍不死心，多次派人駕船潛入閩江，擬追溯到武夷山打探茶情，被及時發(fā)現(xiàn)后“開炮擊回”。1834年11月，英國鴉片商人戈登(G．J．Gordon)與傳教士郭士立前往福建，乘小船沿閩江而上，順利進入了武夷茶區(qū)，向當?shù)夭柁r(nóng)詳細了解茶樹的種植、茶葉加工、茶葉病蟲害、茶葉銷售等情況。他們經(jīng)過多番調(diào)查，得出一組可觀的數(shù)據(jù)：武夷山到福州只有150英里，而且順流而下只需4天，在福州可以用低于廣州20%至25%的價格買到武夷茶。福州在武夷茶對外運輸?shù)牡匚豢梢娨话摺?/p>

清代武夷山竹筏運輸茶葉場景圖

清政府在堅守福州不開放的態(tài)度也毫不含糊，據(jù)《利瑪竇中國札記》、《西方文化與中國（1793-2000）》等書記載，在1842年《南京條約》的談判中，英方堅持認為福州開放問題涉及中英間的“武夷紅茶貿(mào)易”，堅決不放手，并聲稱“販賣茶葉，以福州為便，務(wù)求準予通商”。道光皇帝對福州的戰(zhàn)略價值極為重視，絕不開放。他于8月17日諭稱：“閩省既有廈門通市，自不得復(fù)求福州”，22日重申“福州地方萬不可予”，如萬不得已“另以他處相易之”。最后英方以開放天津為威脅，“不如所請，即行開仗”，道光皇帝不得不妥協(xié)。此后，正如《武夷山志》所述：英人“福州既得，茶禁大開，將來入武夷山中，不啻探囊拾芥”。

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后，福州雖然列入通商口岸，但仍然遭到當?shù)毓俑兔耖g的抵制，直至1853年才真正開放。美國傳教士盧公明在日記中寫道：“1853年，由于美國旗昌洋行的努力開創(chuàng)，福州一舉成為重要的紅茶市場。而在此之前，沒有一箱茶葉經(jīng)此港運往國外。這年春天，上述這家公司特派其在上海的中國代理商來到位于福州西邊和西北邊的茶區(qū)，大量收購茶葉，而后用小船沿閩江而下，運到福州港。此時福州港已作好了外輪運輸?shù)臏蕚?，把收購的茶葉運往國外。”

武夷山→福州茶路的開通，西方人找到了武夷茶最近的出海口，由于運輸成本非常低廉，給西方人帶來極大的利潤，從此加速了武夷茶的販運，極大地促進了武夷山及其周邊地區(qū)茶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福州也由此成為茶葉大港，持續(xù)了半個世紀的輝煌。

武夷茶從福州出海后，又分叉出南北兩個方向的線路，北線的路徑為：福州→天津→通州→張家口→烏蘭巴托→恰克圖→莫斯科→圣彼得堡→歐洲；福州往北的海上茶路在天津登陸，在張家口并入了“萬里茶道”。

南線的路徑為：福州→廣州→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馬六甲海峽→歐洲；南線茶路與“海上絲綢之路”基本重疊。

這五條茶路在不同時期把武夷茶源源不斷地運往世界各地，改變了世界的經(jīng)濟、政治格局和人文進程，并間接引發(fā)或見證了鴉片戰(zhàn)爭、美國獨立戰(zhàn)爭等一系列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事件。

參考資料：《巖韻——武夷巖茶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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