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與夏文化研究工程中，因為西周時期的成周城在商周王朝歷史的變遷中占據(jù)獨特的歷史地位，而成為學術(shù)界關(guān)注的焦點；更因為西周初年青銅器【何尊】的出土，其銘文所包含的“中國”概念而引人矚目。因此，通過歷史文獻研究尤其是對西周青銅器銘文的研究，確立西周成周城的具體地理位置，是推進中華文明探源與夏文化研究工程的重要途徑。

豐富的中華傳統(tǒng)經(jīng)典文獻為我們破解成周城的歷史，提供了許多線索與途徑，但因為傳世歷史文獻的可篡改性及歷史變化的復雜性，需要進行一個去偽存真的研究。因此，中國傳統(tǒng)文獻可作為重要的參考線索，作為輔證而使用進行歷史印證。如依據(jù)《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的記載，研究學者很難確認周公營建的是“成周雒邑”一座城池還是“成周”與“雒邑”兩座城邑；根據(jù)不同的文獻記載歷史學者也很難確認“營成周”的具體時間是在周公行政五年還是在成王七年。

因此，最可靠的歷史研究途徑與方法，應是通過對出土的青銅器銘文所記載的原始歷史信息研究，才可得出一個本真的、反映客觀歷史事實的歷史研究成果，才能為中華文明探源與夏文化提供可信而可靠的學術(shù)研究成果。

在西周的整個歷史時期，西周王朝與淮夷、南淮夷之間的戰(zhàn)爭成為西周歷史的主旋律。這在中國歷史文獻與出土的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得到了反復證明。西周青銅器記載成周與淮夷、南淮夷的銘文，多次出現(xiàn)在不同時期、不同青銅器的記載中。如下出土的西周青銅器及其銘文就是典型的代表：

【何尊】唯王初堙(遷)宅于成周，復稟武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乂民?！瘑韬?，爾有唯小子亡識，視于公氏，有庸于天，徹命敬享哉！助王恭德欲天，臨我不敏。”王咸誥，何賜貝卅朋，用作□公寶尊彝。唯王五祀。

【虢仲盨蓋】（厲王時期，《集成》4435）：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

【伯?父簋】（《首陽》36）：隹（惟）王九月初吉庚午，王出自成周，南征，伐（孳）、桐、（遹）。白（伯）?父從王伐，（親）執(zhí)訊十夫，（馘）廿，得孚（俘）金五十勻（鈞）……。

【翏生盨】（夷厲時期，《集成》4459）：王征南淮夷，伐角，伐桐、遹，翏生從。

【兮甲盤】（周宣王時期）：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余吾），兮甲從王，折首執(zhí)訊，休亡敃(愍)，王賜兮甲馬四匹、軥車，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責（積），至于南淮夷，淮夷舊我帛畮（賄）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積）、其進人，其賈，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則即刑撲伐，其隹我諸侯、百姓，厥賈，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蠻宄賈，則亦刑。兮伯吉父作盤，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位于南淮夷之地的四方湖古城遺址，不僅是大禹建立夏王朝的國都，是夏文化的發(fā)源地與傳承地；在商湯滅夏后，在商王朝的中后期，更名為商奄，做為殷商王朝的南都重鎮(zhèn)，成為殷商王朝統(tǒng)治管理淮夷地區(qū)的大邑商城邑。周武王在伐紂、克商之后，將商奄城邑設立為大邑周，成為西周王朝統(tǒng)治淮夷的都邑大邑周；周武王病逝后，經(jīng)過周成王周公的營建，而成為西周王朝管理淮夷地區(qū)的東都成周城。

于是，我們后世在西周時期的青銅器銘文中，可以反復看到，在周王東征、南征淮夷的軍事征伐歷史事件中，看到歷代周王“在成周”都邑征伐淮夷、南淮夷的歷史記錄：“唯王初遷宅于成周”“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王出自成周，南征”“王征南淮夷，伐角”等等原始史料記錄。

也許我們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對西周的成周城位于南淮夷、淮夷地區(qū)感到不可思議，甚至嗤之以鼻，我只能說要么他們的智商有問題，要么就是一個濫竽充數(shù)、缺乏基本學識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或者整個學術(shù)界被地方利益所綁架，所裹挾，而利令智昏！

成周四方湖古城，不僅是整個西周時期歷代周王、王公貴族南征淮夷的前沿指揮所，而且是西周王朝統(tǒng)治、剝削、壓榨淮夷人民的中心城邑，一直延續(xù)到周宣王時期。尹吉甫做為《詩經(jīng)》的采集者，因跟隨周宣王征戰(zhàn)立下軍功，被周宣王授予管理成周賦稅的美差。成周在哪里？成周的貢賦由誰提供？青銅器【兮甲盤】銘文做出了明確記載?！巴趿罴渍境芍芩姆椒e，至于南淮夷”，周宣王命令尹吉甫管理成周周邊的賦稅，而到了南淮夷。

尹吉甫作為成周的最高稅務官員，負責成周周邊地區(qū)賦稅的征收，他的職權(quán)只是管理成周城邑周邊地區(qū)的賦稅。我們的歷史學家與考古學界不知道成周城邑在哪里，但能尹吉甫不會不知道成周城在哪里，尹吉甫更不會負責成周洛邑賦稅的治理，而跑到千里之外的南淮夷去搜刮民脂民膏。因此，尹吉甫“至于南淮夷”，只能證明一個歷史事實，一個被掩蓋的歷史事實，即成周都邑位于南淮夷；“王令甲政司成周四方積”的職權(quán)是專門負責淮夷地方的賦稅?！俺芍芩姆健钡臍v史本真含義，是位于淮夷地區(qū)的獨立成周城邑四周皆為淮夷人，“成周四方積”的征收對象才可能是淮夷人，并規(guī)定任何淮夷人不可將淮夷物資提供給南方蠻族地區(qū)。

位于淮夷地區(qū)的四方湖古城遺址為西周時期的東都成周都邑，不僅是尹吉甫征收淮夷賦稅的“成周四方”城邑，而且是歷代周王南征淮夷的軍事重鎮(zhèn)，周王在此指揮征伐淮夷就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南征得勝歸來的王公貴族將受到賞賜，繳獲的“南金”鑄成青銅器，炫耀于后世子孫，是西周青銅器銘文大量呈現(xiàn)周王征伐南淮夷、淮夷的根本原因。

因此，西周時期最重要的都邑東都成周城，不論我們的歷史學家與考古學家愿不愿意相信，愿不愿意接受；不論洛陽方面如何狗尾續(xù)貂，壟斷所有學術(shù)資源，圈養(yǎng)所有的歷史學家與考古學家，都改變不了成周城邑位于南淮夷、位于淮夷的歷史史實。尹吉甫帶走的不僅有南淮夷、淮夷的賦稅，更有照耀中華文明進步的《詩經(jīng)》，成為照耀中華四方的文明之光。（作者：趙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