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被告知，夫人方唐志明(右2，1)、王桂川(左3)、胡慕文(左2)等在“畫家收藏家：王桂川家族收藏繪畫名品展”開幕式上。(1999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藝術部收藏部資料。)。

王桂川(1907-2003)代表了集收集和創(chuàng)作于一體的中國文人藝術傳統(tǒng)。因為收藏是他學習傳統(tǒng)的一種方式，他的收藏是深化和豐富繪畫表現(xiàn)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60多年來收藏的名跡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中國古代書畫個人收藏之一。王老師于1949年定居紐約，他的收藏品后來成為美國公共收藏機構中國畫收藏的重要來源，包括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近60件作品。

王老師的收藏品包括20世紀初流出清宮藏品的大量杰作，在很多方面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他的收藏品中最豐富的部分是10至14世紀的中國繪畫，包括宋代宏偉美麗的山水、人物敘事畫、花鳥畫、宋代宮中華院的畫家畫的美麗書頁。他的收藏品也反映了文人畫從10世紀到11世紀元代繁榮的完整發(fā)展過程。大都會現(xiàn)在的展覽正是得益于他的收藏。用幾幅重要的宋畫和大多數(shù)元代主要畫家的作品，可以深入觀察文人山水畫的發(fā)展情況。王老師的收藏品中豐富了16世紀蘇州畫家和17世紀個性派和正統(tǒng)派畫家的作品，展示了明清文人畫傳統(tǒng)的延續(xù)。明代花園制作的宮廷畫以花卉和敘事人物畫為代表。

韓元放縱義云山島

紙質書，墨水筆，27厘米深，144.5厘米寬

大都會博物館

作為收藏家，王老師的成功主要來自于他作為畫家受到的嚴格訓練和早年在豐富的中國早期繪畫中的浸泡。他出生在蘇州風景秀麗的洞庭西山地區(qū)，來到上海當律師。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上海，王老師與當時許多頂尖的藝術家和收藏家交往。他在蘇州同胞、著名藝術家、鑒定家吳浩凡(1894-1968年)的教導下，臨摹古代大師的傳統(tǒng)經(jīng)典，開始學習繪畫。通過他的老師，王老師認識了很多重要的個人收藏家，特別是方元帝(1864-1949)。[1]他參加了1935年在倫敦皇家藝術大學舉行的“中國藝術國際展”展品評選，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可以看到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品的許多名勝古跡。[2]

這一時期王老師學習繪畫的另一種方法是通過與德國藝術史學家維多利亞康達(Victoria Contag，1906-1973年)的合作。他們共同編纂了現(xiàn)代第一個中國畫家和收藏家印章的目錄。這本書在1940年德國初版，1964年修訂，用英語再版。名稱為《明清畫家印鑒》(中國殘疾人和收集器銷售)。[3]通過寫作工作，王繼遷可以瀏覽和拍攝很多公共收藏品，進一步提高了他的鑒賞力。

北宋屈政(前)哈桑多

色樣，色感，深45 . 3厘米，寬115 . 2厘米

大都會博物館

王老師收藏的作品的重要性可以通過放縱(約1301-約1392)卷軸《云山圖》后面的吳浩帆發(fā)文來證明。發(fā)文力證證明了該手卷的藝術價值，祝賀的他于1948年從北京帶來了這部作品(發(fā)文的原文和英譯文為大都會博物館網(wǎng)站，藏品編號1973.121.4)。

王老師對古代繪畫的熱愛與他的繪畫訓練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可以從1937年夏天創(chuàng)作的《仿郭熙山水》中得到證實。這位罕見的王老師早期作品表明他的畫受到老師吳浩帆老師的影響，可以參考吳浩帆1933年創(chuàng)作的書頁《仿趙孟頫雙松幽谷圖》。[4]吳浩凡系吳大堯(1835-1902)的孫子繼承正統(tǒng)派，深入研究了古代大師的觀點。他向學生們傳授了這種認識，包括王桂川和前北京故宮博物院繪畫鑒定專家徐國達(1911-2012年)。實際上，國王的作品并不是老師對繪畫的簡單臨摹。王桂川在1935年幫助為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展覽選畫時，可能看過郭熙著名的《早春》。

圖》，但是他對郭熙畫法的詮釋卻更多地體現(xiàn)出與趙孟頫的書法性線條的密切聯(lián)系，這在趙氏從郭熙模式發(fā)展而來的《雙松平遠圖》中可以得到印證。此畫后來被王先生收藏。

1947年，完成《仿郭熙山水》十年后，王先生第一次來到美國，1949年起定居紐約。在這里的前二十年，王先生發(fā)現(xiàn)大部分美國人并不能接受文人畫風格的繪畫，所以他嘗試了更具裝飾性的風格，包括花鳥題材。他還參加了藝術學生聯(lián)盟的課程，在那里接觸到西方藝術傳統(tǒng)，如印象主義、后印象主義、立體主義。傳統(tǒng)訓練使他強調筆法，西方藝術則教會了他構圖和色彩的重要性。同時，王先生開始認識到抽象表現(xiàn)主義和中國傳統(tǒng)繪畫之間的理論聯(lián)系：它們都強調抽象，自我表現(xiàn)，認為隨興的意趣高于刻畫細節(jié)和嚴謹技法。

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王先生創(chuàng)立了一種獨特的山水畫風格，融合西式色彩、構圖以及“偶然性”效果（包括用揉紙蘸墨，然后拍在畫面的方式，引入紋理效果）和中國傳統(tǒng)的意象和筆法。將范寬和董元所代表的高山大川的寫實性的宋代范式，與元代文人畫的構圖素材和抽象筆法--尤其是倪瓚的極簡風格--結合于一體。他試驗不同的色彩、光影和空氣效果，而能集傳統(tǒng)繪畫之大成。[5]

五代 董源·溪岸圖

絹本，設色，縱221.5厘米，橫110厘米

大都會博物館藏

20世紀60年代，王先生開始成為在美國的中國畫收藏家中的一個主要人物。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1968年舉辦的劃時代展覽《蒙元統(tǒng)治下的中國藝術（1279-1368）》及由何惠鑒和李雪曼（Sherman Lee）合編的同名展覽圖錄中，有十三件元代繪畫出自王先生的收藏。[6] 其中有三件最終入藏克利夫蘭博物館；其余仍歸王先生擁有，但在多年后最終入藏大都會博物館。

大都會博物館進入中國藝術品收藏領域始于1879年獲得塞繆爾·埃弗里（Samuel Avery）的1300件中國瓷器。在隨后的幾年中，本地收藏家的重要捐贈，以及由亞洲藝術部頭兩任主管博施-賴茨 （S. C. Bosch-Reitz，任職于1915-1928年）和普愛倫（Alan Priest，任職于1928-1963年）組織的重要征購藏工作，幫助博物館獲得了佛教雕塑、古代青銅禮器和各類工藝美術的重要藏品，但中國繪畫精品的收藏卻相對滯后。大部分的繪畫藏品來自兩次批量收購。第一批是由福開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5）收集的大約198件作品，1913年以聯(lián)合購贈的方式進入館藏。[7]第二批是古董商白威廉（A. W. Bahr，1877-1959）收集的142件作品，1947年被博物館購入。雖然這兩批都包含了一些有價值的作品，但現(xiàn)在大部分被當作研究參考品。直到1970年博物館慶祝建館百年之后，這一情況才開始轉變。當時的館長托馬斯?霍文（Thomas Hoving,1931-2009）和董事會主席道格拉斯·狄龍（Douglas Dillon，1909-2003），重申了博物館創(chuàng)始人的目標：創(chuàng)建一宗真正的百科全書式的收藏。他們意識到當時的遠東藝術部（1986年改名為亞洲藝術部）的人員、收藏以及展廳遠遠落后于所有其他的藝術部門，并開始著手改變這一狀況。狄龍先生（他本人并不是亞洲藝術收藏家）也親自投入這一部門的振興。1971年，博物館聘請普林斯頓大學的愛德華·桑福德專席藝術與考古學教授方聞先生任遠東事務的特別顧問。

那年秋天方先生聘請我作他的業(yè)務助理。我那時剛剛取得耶魯大學藝術史的本科學位，我的老師班宗華（Richard Barnhart）教授也是方先生以前的研究生。畢業(yè)前夕，我決定去拜訪方聞博士，以尋求在博物館開展職業(yè)生涯的可能。出乎我的意料，他提議當他在普林斯頓繼續(xù)教學和研究工作時，我協(xié)助他在大都會的工作。那時，大都會亞洲藝術展品的短缺（只有大廳二樓回廊中展出的中國陶瓷和一個展廳的早期中國佛教雕塑 ）使我猶豫不決，但一個朋友睿智的忠告說服了我，我在那年十一月開始工作。

方教授認為，要建立一個相當規(guī)模的收藏，博物館不能僅靠零星購藏名跡，更要獲得重要的整體舊藏。他的首要目標是購買王先生的二十五件宋元繪畫。我并沒有參與談判的過程，但當我第一次陪同方博士去王先生家的時候，我就預感到方教授的用意。購買時機是1972年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鈴木敬來紐約訪問之際。鈴木敬正在為出版《中國繪畫總合圖錄》做準備，想拜訪王季遷，特別想看著名的北宋山水《夏山圖》。這幅畫王先生認為是燕文貴所作，后來成為大都會藏品中的精品。方聞當時顯然不想因為鈴木敬表現(xiàn)出的興奮之情和贊揚之詞而影響價格，因此，畫卷剛一打開就卷合起來，方先生不停地卷畫，讓鈴木敬來不及評論。

這批畫被大都會買下后，這件《夏山圖》又成為當時因其引發(fā)的爭議中的焦點。因為霍文館長知道中國畫領域中摹本和偽作眾多，所以堅持這批畫都要經(jīng)過三位頂級專家的鑒定：納爾遜藝術博物館（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館長史克門（又譯，席克曼，Laurence Sickman），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Cleveland Museum of Art）館長李雪曼以及耶魯大學教授班宗華。三人都認為《夏山圖》是一幅杰作。但當作品展出時，一篇刊登在著名藝術評論周刊《鄉(xiāng)音（Village Voice）》上的文章稱《夏山圖》為贗品，還引用了著名學者傅申的觀點稱此畫并非燕文貴所作。但《鄉(xiāng)音》的文章并未提及：傅申博士雖然質疑將此畫歸于燕文貴名下的傳統(tǒng)觀點，但他認為畫上宋徽宗（1101-1126年在位）的鈐印是真的。實際上，在1973年展出王季遷這批畫時，方聞在圖錄中已經(jīng)指出此畫不是燕文貴所作，很可能是燕文貴流派的畫家屈鼎（活動于約1023-約1056年）的作品。他的推斷得到了謝稚柳（1910-1997）等專家的認可。[8]

這批畫中年代最早的是《夏山圖》，其他畫作來自于與南宋畫院相關的主要畫家，如高宗時期的李唐、馬和之和米友仁，以及南宋末年的馬遠和馬麟。還有一系列讓人眼前為之一亮的元代文人畫家，如元前期的錢選、趙孟頫、李衎、羅稚川，以及元末的倪瓚、趙原和方從義。

20世紀80年代，我有幸與王先生更加熟悉。我發(fā)現(xiàn)他是一位熱情而慷慨的老師。我經(jīng)常在他的邀請下到他家參加星期日下午的繪畫課。王先生通常會掛出一幅畫——可能是他的收藏，也可能是一幅二玄社的復制品（他最喜歡收藏在臺北的范寬的作品），要六、七位年輕藝術家加以詮釋，其中張洪最引人著目。因為我是初學，王先生讓我去臨摹他畫的一塊文人畫式樣的石頭。紙、筆、墨俱備后，他通常開始勾勒形象，以展示優(yōu)質筆法。他特別注意筆劃的轉向，以及轉筆時容易因筆肚的膨脹而引起的失控，導致線條喪失所有力量。保持線條的緊致猶如扭轉強韌的鐵條，一直是我難以達到的目標。

1997年，在大都會博物館中國繪畫展廳落成開放僅僅十六年后，由于藏品數(shù)量急劇增長，重新裝修并擴大展廳。這是博物館歷史上的重大事項。在博物館董事唐騮千（Oscar Tang）的支持下，方聞與王先生談妥，購買第二批畫。展廳擴建的費用由唐騮千和道格拉斯·狄龍共同承擔。為了表彰王先生對在此領域的非凡貢獻，把其中一間新展廳命名為“王季遷展廳”以示敬意。

第二批入藏中包括了數(shù)件1973年未能獲得的重要的宋元繪畫，如歸于董元名下的10世紀名作《溪岸圖》。當《紐約時報》公布此事時，引用了王先生的一句話：“這是最好的繪畫，堪比《蒙娜麗莎》。”[9] 第二件早期作品《乞巧圖》以庭院建筑為背景，是現(xiàn)存最早、最宏偉的絹畫之一。這批畫中有六幅元畫的杰作，從早期趙蒼云的白描人物畫《劉晨阮肇入天臺山圖》，到元中期吳鎮(zhèn)和柯九思的墨竹、張遜和姚彥卿的山水，直至王蒙晚年的杰作《素庵圖》。鑒于大都會的明代職業(yè)畫家作品的收藏偏弱，這批畫也包括了呂紀、劉俊與陳子和的畫。年代最晚的杰作是八大山人氣勢磅礴的《二鷹圖》。[10]

第二批購藏也引起爭議?？枴つ谓穑–arl Nagin）在《紐約客》雜志上發(fā)表文章，宣稱張大千（1899-1983）曾經(jīng)收藏過的《溪岸圖》實為張的偽作。[11] 本領域的兩位重要人物--高居翰教授（James Cahill）和已退休的克利夫蘭博物館館長李雪曼--都贊同這一論斷。為正面回應這場爭議，大都會博物館于1999年舉辦了一次研討會，博物館里有 750個座位的格雷絲·雷尼·羅杰斯（Grace Rainey Rogers）大禮堂座無虛席！高居翰、李雪曼和日本學者古原宏伸（Hironobu Kohara）應邀發(fā)言，啟功、石守謙等學者堅持認為這幅畫系早期作品。[12] 直到今天，大都會展出《溪岸圖》仍然標示為“傳董元”的10世紀繪畫。

為配合1999年的研討會，我舉辦了《藝術家兼收藏家：王季遷家族收藏的中國繪畫精品展》，向兼為藝術家與收藏家的王先生致敬。展覽通過大都會博物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收藏的王氏舊藏，和其家族仍擁有的作品，全面展示他的收藏興趣。展覽中的元畫尤其豐富，有三件趙孟頫和四件倪瓚的作品，另外還包括從清代早期正統(tǒng)派畫家—王翚、吳歷、王原祁--到石濤、八大山人和羅聘的繪畫。展覽以王先生本人的一系列作品收尾。

最重要的是，展覽顯示了王先生的收藏興趣跨越四個朝代和近千年中國繪畫傳統(tǒng)，其中經(jīng)典文人畫家占有優(yōu)勢地位――從最早的宋代文人藝術家李公麟、米友仁和趙孟堅，到元代大師趙孟頫、吳鎮(zhèn)、倪瓚和王蒙，直至清初正統(tǒng)派畫家四王和吳歷。但也可以很明顯的看到，王先生也尊重院畫傳統(tǒng)名家，上迄馬和之、馬遠和馬麟，下至明代職業(yè)畫家如呂紀、劉俊和陳子和。

作為鑒定家，王先生最顯著的特質是他評價藝術品的方式。他認為同行中謝稚柳的評估可能太“松”，而徐邦達常常過“緊”，他則別具一格地運用百分比值，例如他可能會說某一幅畫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為郭熙所作。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洞察力。有一次，王先生和班宗華在大都會庫房審定一件1929年入藏博物館時舊題為李公麟的作品（參見大都會網(wǎng)站，藏品號29.100.476），我正好在場。班宗華的博士論文是關于李公麟《孝經(jīng)圖》的研究（此件作品曾為王季遷舊藏），他否定這件畫為李公麟，隨即轉身離開，而王先生則繼續(xù)觀察這幅畫，最后說“這當然不是李公麟所作，但是誰的作品呢？”他不僅要辨明一幅畫的真?zhèn)?，還有意深入了解，這種精神留給我深刻的印象。正如方聞過去常說的：“一幅繪畫沒有對與錯，它就是它。我們只是需要了解它告訴了我們什么?！?/p>

王先生對筆法的細致深刻的觀察反映他從事鑒定的原則。他經(jīng)常在畫中尋找一些筆墨最為自由和個性化的細節(jié)，作為鑒定的根據(jù)。他常把筆墨比喻成歌劇演員的聲腔，堅稱每個男高音都有其獨特的音色――比如卡魯索或帕瓦羅蒂――不同的手澤應該也可以區(qū)分每一個藝術家。

王先生通常不會在他收藏的作品上書跋，但總會在得意的藏品上鈐蓋一枚或多枚印章，到晚年還常在寓目但未收藏的作品上鈐印。這成為他的一個認證標識。他常以這種方式鼓勵年輕的收藏家向他展示藏品，并提供意見。

總之，王先生希望他的藏畫得到珍視和分享。正如他曾隨他的老師通過直接接觸作品來學習一樣，他意識到培養(yǎng)后輩的創(chuàng)作和鑒賞能力的唯一途徑也是直接面對名作。正因此，他非常欣慰地看到他的很多收藏進入了大都會。大都會除了擁有在亞洲之外最大的中國繪畫展示空間外，以方聞先生命名的庫房和研究室還為學者和學生們提供觀摩未展出藝術品的機會。因此，當大都會1997年獲得他的第二批藏畫時，王先生說：“我將這些畫視同自己的子女。讓《溪岸圖》進入大都會就像看到我女兒嫁了一個好丈夫?！盵13]

今天，由于道格拉斯·狄龍、唐騮千、方聞、約翰·艾略特（John B. Elliott, 1928-1997）、厄爾·穆思（Earl Morse, 1908-1988），以及韋爾夫婦（Guy [1914–2006] and Marie-Hélène Weill [1920–2015]）夫婦的幫助，大都會的中國繪畫收藏中包括了近六十件來自王季遷舊藏的作品。還要感謝顧洛阜（John M. Crawford, Jr.，1913-1988），使大都會也擁有了張大千舊藏的一批作品。因此，可以公平地說中國以外，沒有哪一個博物館比大都會更能體現(xiàn)傳統(tǒng)中國文人的審美趣味。這套由田洪主編的 《王季遷藏畫集》，完美展現(xiàn)了王季遷先生畢生收藏的精品近一百五十件，其中包括有大都會博物館的數(shù)十件藏品。

王季遷舊藏的作品今天分布在美國許多頂級的收藏機構，這是王先生對這個領域最為恒久的貢獻。他帶到美國的藏品提升了美國收藏的整體水平，他敏銳的鑒賞力激勵了幾代學生。他不僅培育了一代學者和收藏家，而且他帶來的這些作品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很多重要收藏機構的基石，創(chuàng)建了中國繪畫研究的基礎，對于他畢生的心血和鑒定生涯而言，這是一份恒久的遺產(chǎn)和見證。

張卉、邵彥譯，經(jīng)作者本人審閱

[1] 見龐元濟，《虛齋名畫錄》（上海，1909年）。

[2] 《1935-1936年中國藝術國際展覽圖錄》（倫敦，1935）。王季遷在一本《故宮書畫錄》上所寫的批注和圈點，表明了他的意見。見楊凱琳《透過一位中國鑒賞家的眼睛：王季遷私人筆記》（2000年，中譯本為楊凱琳編《王季遷讀畫筆記》，中華書局，2010年）。

[3] 王季遷、孔達合編，《明清畫家印鑒》，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年；修訂本于1966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再版于1982年。

[4] 參看《怡情山水：韋爾夫婦收藏的中國山水畫》(Cultivated Landscapes: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Marie-Hélène and Guy Weill)，何慕文著，紐約大都會博物館2002年出版，152-153頁，圖版12是王季遷1937年的畫作，圖版49是吳湖帆1933年的畫作。

[5] 有關王先生的藝術發(fā)展，詳見謝柏軻《心境山水：王季遷的繪畫》（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87年）。

[6] 李雪曼與何惠鑒編，《蒙元統(tǒng)治下的中國藝術（1279-1368）》（克利夫蘭：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1968年）。

[7] 見聶婷(Lara Jaishree Netting)，《永恒之火——福開森及其對中國藝術文化的追求》（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年）。

[8] 方聞，《宋元繪畫》，王妙蓮編圖錄（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1973年）。

[9] 朱迪絲·道布利斯基（Judith H. Dobrzynski）, 《許諾捐給大都會的11幅重要中國繪畫》，《紐約時報》，1997年5月17日。

[10] 有關第二組收購的繪畫情況，見何慕文與方聞，《緣溪行：王季遷家族收藏的中國繪畫》（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1999年）。

[11] 卡爾·奈金（Carl Nagin）, 《大都會新獲中國的“蒙娜麗莎”是贗品？》，《紐約客》，1997年8月11日，第26－27頁。

[12] 啟功寫道:“認為《溪岸圖》是張大千的偽作，實在荒唐，不值得多談。”

[13] 同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