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俗腹瀉》和《軍事論壇》中，“夏雨林軍”和“祁文軍”一直是漢代軍事體系中的熱門名詞，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漢武大帝時代，甚至整個西漢根本沒有這兩個“軍”

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后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yǎng)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jiān)羽林，秩比二千石。

對比一下同樣“掌……送從”的“期門郎”，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期門掌執(zhí)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

兩者差距非常明顯：

（1）“期門”待遇為“比郎”，“羽林”則未提及；

（2）“羽林”有“監(jiān)”，有“令”、“丞”，而“期門”只有“仆射”，直到西漢末年才設(shè)置了“中郎將”。

之所以如此，恰在于兩者的兵員不同，組織性質(zhì)也不同，見衛(wèi)宏《漢官舊儀》中對“期門”的記載：

期門騎者，隴西工射獵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行出會期門下，從射獵，無定員，秩比郎從官，名曰期門郎。

也就是說，期門郎的兵員是挑選隴西郡擅長射獵或者武藝強悍的勇士300人，在約定時間等在宮中某門下，跟隨皇帝射獵的從人，沒有固定編制員額，秩比“郎從官”，“郎從官”，看似是一個概念，實際上是兩個概念，見《后漢書·孝和孝殤帝紀》: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郎吏、從官帛。

“郎”是“郎吏”，“從”是“從官”，“期門郎”秩比“郎從官”，也就意味著它不是“郎從官”，這里面的“郎”好解釋，“從官”正是

衛(wèi)青在發(fā)跡之前“給事建章”究竟是個什么官？一文中所提及的“中從騎”，這就意味著“期門”實際上是比照“中從騎”待遇的角色，出現(xiàn)也晚于“中從騎”。

在《漢書·東方朔傳》中曾詳解“期門”得名：

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

這是說漢武帝在建元三年開始喜歡“微服出游”，八九月間，讓侍中、常侍武騎和隴西、北地郡的能騎射良家子，在殿門等候，所以，有“期門”之“號”。

不過，根據(jù)應(yīng)劭《風俗通義》引述西漢劉向與漢成帝的問對：

文帝代服衣，襲氈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果雉刺彘。

也就是說，早在漢文帝時，已經(jīng)有“期門”的說法了，這與《漢書·東方朔傳》中的記載看似矛盾，所以有不少前人學者認為《風俗通義》有誤。

其實，這里最重要的問題，在于“期門”二字，應(yīng)該是一個“制度名詞”而非“軍號”。

對照上下兩條史料，“侍中”為所共有，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侍中……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大臣、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shù)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

《齊職儀》載：

漢侍中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酰瑵h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執(zhí)虎子”?！盎⒆印?，褻器也。

也就是說，漢朝的侍中管理皇帝的車馬衣服，以至于尿盆馬桶，且能夠“親省起居”，也就是出入皇帝寢處禁省，直到漢武帝末年以侍中莽何羅行刺為由，讓侍中出居禁省外，之前的漢王朝，“侍中”應(yīng)該都在禁省內(nèi)居住、給事，且必有官爵才可“加官”，屬于典型的貴族侍從。

主要區(qū)別在于“常侍武騎”和“常侍、期門武騎”，考慮到《漢書·東方朔傳》中“期諸殿門”和《漢官舊儀》中“行出會期門下”的說法完全吻合，也就是“‘固定時間間隔’在殿門下等待”。

由此引申，漢文帝時代并無“期門之號”，但有“期門之騎”，也就是與“常侍武騎”相對的“期門武騎”，在伴隨皇帝射獵、冶游的任務(wù)上沒有區(qū)別，在陪伴待遇上卻有區(qū)分，一者為“常侍”，一者為“期門”。

“常侍武騎”，見《史記·李將軍列傳》：

（李廣）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旻陷折關(guān)及格猛獸。

李廣被召為“漢中郎”和“為郎”的從弟李蔡一同為“武騎常侍”，“旻陷折關(guān)”是指攻城拔寨，格猛獸則是隨君狩獵，可見既有侍從任務(wù)也有戰(zhàn)爭任務(wù)。

又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

《史記索隱》引東漢張揖（《廣雅》作者）注釋“武騎常侍”：

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

結(jié)合文帝時李氏兄弟的角色，則“常侍武騎”本身就是有“秩級”的隨君王射獵、“格猛獸”的正式官職，而其“秩級”非“比秩”，說明應(yīng)屬于正式官職的“吏”，而非“加官”或“宦皇帝者”。

這個官職，在《二年律令·秩律》中缺載，從執(zhí)掌、秩級來看，卻可能與其中一個職務(wù)一致，即“秩六百石”的“上林騎”，上林苑地在渭水之南，秦始皇在其中“作朝宮（前殿即為阿房）”，漢武帝時擴建上林苑，實則是在秦宮苑體系基礎(chǔ)上，建設(shè)大量離宮，而其核心功能仍舊是“獵苑”。

衛(wèi)宏《漢舊儀》載：

上林苑中，天子遇秋冬射獵，取禽獸無數(shù)實其中，離宮觀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

此處記載雖為漢武帝擴建上林苑之后事，可“天子秋冬射獵”卻不會自漢武帝開始，之前的秦、漢皇帝多有游獵記錄，則“上林騎”很可能就是“武騎常侍”的前身，也是“貴族侍從”。

在確定了“常侍”的角色后，再看“期門”的兵員來源：

隴西工射獵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漢官舊儀》）

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漢書·東方朔傳》）

共通點即在于“兵員區(qū)域”，但并沒有說明這些“兵員”為漢武帝“新置”，換句話說，“期門”之得名，必然晚于“隴西、北地良家子”的“待詔”入京師，而看《漢書·地理志》：

天水、隴西……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羽林”、“期門”之名絕對上溯不到“漢興”之時，那么，這個“六郡良家子選給”，只能是“羽林”、“期門”的前身——“建章營騎”或稱“中從騎”，“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

至此，“中從騎”和“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的任務(wù)區(qū)別也終于揭開了謎底：

（1）“中從騎”有“監(jiān)”、“令”、“丞”，實為部署于“宮”、“園”等處皇帝居所中的“騎士”，有官署，有集中駐扎的駐地，掌管“送從”，擔任皇帝出行的警衛(wèi)和儀仗；

（2）“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則有“仆射”，說明規(guī)模小，并非集中駐扎，而是分散小隊于殿門處的其他官署“待詔”，類似于東方朔的“待詔公車（公車署）”、“待詔金馬門（宦者署門）”，最初掌管的也并非“期門郎”擔任的“送從”任務(wù)，而是隨從射獵。

綜上所述，“羽林”和“期門”在漢武帝的時代，只是陪同射獵和警衛(wèi)的侍從騎兵，根本不是什么大規(guī)模的軍隊，一直到西漢滅亡，也沒有發(fā)展成為有固定編制的“野戰(zhàn)軍”，甚至沒有“軍”的名號，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