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徐濤

《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和回力球賽》，張寧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桂偉2020年8月出版，第504頁，79.00韓元。

卷入全球化浪潮后，異國事物的流通明顯加快，世界各地反應不一，固有文化傳統(tǒng)深厚的國家往往像中國一樣，引進、沖突、融合比其他地方更加激烈。正如張寧所說，“文化的引進和遷移無疑是近代中國的重要課題”，吸引了很多學者對此著迷。1843年開張后，在100年近代史上，上海是世界上少有的異質文化交織的城市，中西文化對決頻繁，從各個層面上可以明顯看出一個市三治(公租界、法租界、華裔)不同統(tǒng)治模式之間的差異。同樣的施政機構下也有多元共存的生活方式，成為探討中國應對西風的問題。

上?！叭堋?陌生而熟悉的故事

今天，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運動”扮演著足球、籃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重要角色。第四年奧運會(Olympic Games)和國際足聯(lián)世界杯(FIFA World Cup)往往讓全國人民狂熱起來。現(xiàn)代世界的人太習慣運動，忽視他們進入我們日常生活的歷史并不太久，與殖民地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體育不僅像人類從事體育運動、運動比賽一樣簡單，本身就有文化差異、性別、民族認同、身體認識等多項重要議題，在近代史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

上海殖民地社會歷史上最大的特點之一是體育盛行，運動型總是比社交類總會多得多，遍布城市各處?！耙宰饨缫?guī)模大的19世紀末為例，經(jīng)過幾十年的努力，上海已經(jīng)使用clubland來描述總會排隊的情況。這種聚會只能從數(shù)量上看，社交型總是數(shù)量有限，運動型從賽馬、板球、打獵地、斜線、射擊、游泳、賽艇等非球類運動到棒球、網(wǎng)球、足球、馬球、曲棍球、草地球都驚人地多。重要的英式運動，如板球，甚至兩者共同推進?！薄懂悋挛锏霓D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和回力球賽》本書選擇了上海租界社會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西式運動中最引人注目的三項“觀眾性運動”——跑、狗跑、回力球(又稱“三跑”)作為研究對象。

賽馬無疑是上海各項目運動的第一名，其流行得益于上海英人。在19世紀，英國帝國強盛之際，英國人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地，希望建立騎馬、賽馬、跳躍的場所，建立跑道，鋪草坪，舉行賽馬，“模仿母國上流階層的生活方式，使其符合因殖民而新獲得的社會地位”。上海也不例外。賽馬跑道的開設可以追溯到1848年。開張5年后而已。正式比賽記錄是1850年11月上海秋季比賽。比賽結束后，上海的幾家洋行共同成立了賽馬總會，一直運營到1951年，前后存續(xù)了101年。(威廉莎士比亞。)

緊急賽馬場及其周圍道路

張寧的研究表明，上海賽馬文化是英國賽馬文化的“平行移植”，而不是完整的拷貝，從一開始就存在很多差異。首先，由于馬匹推廣不容易，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與近代中國各通商口岸城市一樣，上海轉向從進口阿拉伯或澳大利亞大馬使用蒙古小馬，直接切斷了與英國純馬譜系的聯(lián)系。第二，上海賽馬移植了英國的賽馬原則，但下注方法大不相同，1888年通過了《勝者分割法》(pari-mutuel)，將賽馬總會的赤字改為盈余，以免事業(yè)下滑。再比如，中國精英在多次拒絕加入上海賽馬會后，在20世紀初動員所有的人脈和資源，另外成立了英式賽馬場——萬國體育會，完工后自行前往英國尋找“正統(tǒng)”，表明自己比西方人賽馬會強。上海法律界從軟土開始的清朝大佬們在上海市看到了英式賽馬的特殊地位，建立了第三屆賽馬會3354上海中國賽馬會。從此，不僅從秘籍流走向紳士的森林，還從地區(qū)性文人晉升為全國性文人。

上海中國賽馬會金尊大賽獎杯

這本書的上半部分在討論“殖民地和運動”主題時，僅以賽馬運動為例，但下半部分在解釋“運動和娛樂”時，除了賽馬外，還增加了跑步狗和回力球兩項運動。張寧主張：“從清末到民國，出現(xiàn)了賽馬本身從觀看轉向賭博的情況，這種情況在1928-1930年比賽狗和回力球都引進后更加明顯?！痹谥惺兰o的歐洲，貴族們習慣帶著獵犬打獵。傳統(tǒng)的比賽方式是兔子

在前，再放獵犬追逐，裁判騎馬緊隨，依據(jù)獵槍的速度、獵殺技巧與靈敏度來做評分。直到1921年，美國出現(xiàn)以電動假兔代替真兔比賽，可以有效控制獵犬行進方向后，跑狗始可作為一項全新的大眾娛樂就此展開。跑狗正式傳入的第一年，上海一口氣建筑了三座跑狗場，分別是公共租界的“明園”“申園”，以及法租界的“逸園”。華人一開始就將跑狗視作一種賭博，而非運動，引發(fā)滬上紳商的憂慮。上?？偵虝?、上海特別市參事會以及公共租界華人會等團體對跑狗運動不斷撻伐，最終促使公共租界于1931年關閉了界內兩座跑狗場?；亓η蛸惻c跑狗一樣，都是緣起于歐洲、后經(jīng)美國商業(yè)化為一種觀眾性運動后，引入上海。回力球賽在法租界開幕初期，為了吸引華人觀眾，不惜改變規(guī)則，將單打五人上場改為六人上場，其目的原在藉增加球員人數(shù)，擴大觀眾下注的選擇，不料改變規(guī)則后，因為暗合中國骰子一至六的點數(shù)，反而開啟了華人援引傳統(tǒng)賭博重新予以解釋的契機。在張寧看來，上?！叭堋边\動中娛樂與賭博交織的變化，可以看出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tǒng)的不斷拉鋸與協(xié)商，以致這些運動中的觀看成分日少，賭博成分日多，最終華人觀眾“以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方式”（博弈傳統(tǒng)），將觀眾性運動重新加以定義和解釋。

滬上跑狗場周日下午比賽情景

回力球員飛身救球的情景

“文化轉譯”理論概念的提出與應用

毫不夸張地說，上海史研究積累至今已成“高原”態(tài)勢，學界早有“上海學”之提議，很難再有前人未曾涉足的空白領域。上?！叭堋钡恼f法當然并不是張寧的發(fā)明創(chuàng)作。早在回力球在引入上海之初，法租界的“中央運動場”（Pare des Sports “Auditorium”）曾擬名為“跑人場”，就有人將之與先前引入的跑馬、跑狗運動，鼎足而稱之為“三跑”。與1930年最晚引入的回力球賽相比，跑狗，尤其是跑馬運動，之于上海租界社會存續(xù)時間之長，影響力度之深，鮮有其他運動項目可以與之匹敵，是故早已被人注意。但在張寧看來，前人對“三跑”展開歷史解讀時，受限于兩種研究路徑：一是“受民族情緒影響”的文史工作者，大略將之工具化，視作帝國主義文化侵略、誘人賭博的手法；二是歐美研究者，或著眼于英帝國的文化輸出，或著眼于其背后所蘊藏的現(xiàn)代性。本書研究的突破在于，認為“三跑”既非體現(xiàn)帝國主義罪惡淵藪的大賭窟，亦非英帝國最好的一種文化輸出，而是存在更復雜的社會機理，是運動與殖民盤根錯節(jié)關系的具體實現(xiàn)。

賽狗起步

個案研究最怕就事論事，盡管也有學術價值，但易流于瑣碎，失之“見小不見大，見器不見理”的窘境。跑馬、跑狗和回力球引入中國的歷史進程已斷，“就事論事”的學術價值更為有限。張寧撰述本書，顯然不滿足于只是重塑一個上?！叭堋钡木使适?，更欲嘗試的是一種全新的研究范式。本書意圖走出后殖民的批判與民族主義的羈絆，“改采旁觀第三者的態(tài)度”，開篇大膽地提出了“文化轉譯”（Cultural Translation）這一理論概念，統(tǒng)領貫穿整個歷史敘事。其所稱的“轉譯”，而不用習見的“翻譯”來對應英文中的translation，是因為在張寧看來，“轉譯”一詞能夠更準確表達translation原義中所隱含的“背離愿意”。全書分為上、下兩部，通過堅實的中英文一手史料，對上海跑馬、跑狗、回力球逐一梳理，深入論述了運動與殖民、運動與娛樂之間在近代上海城市的復雜關系，發(fā)現(xiàn)“在歷史的長軸中，文化與文化之間所不斷進行的協(xié)商，以及協(xié)商下雖不完全背離原意，卻又必然出現(xiàn)的扭曲”?！叭堋边\動無一例外，都出現(xiàn)了顧此失彼、甚至暗渡陳倉的情況，其原有的運動意義也無可避免地被重新解釋。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看似相同、實則相異”的轉變，是因為“文化轉譯”過程中，不可能忠實或一一對應，其改變發(fā)生的動力與文化的強勢程度有關。而文化強度“有可能是國家的力量，也可能是文明的厚度”，端視異質文化交鋒時的具體情況而定。

化隔絕與陌生為同情之了解

陳寅恪曾在1931年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指出：“對于古人之學說，應有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無隔閡膚廓之論”。雖然說近代上海歷史非“數(shù)千年前之陳言舊說”，史料遺存也絕不是“殘余斷片”，但因為近代以降，各國移民忽而來去，加之政局動蕩，國共鼎革，造成今日治上海史者，若只了解一種文字，只囿于上海一地，或只熟悉一國歷史，遠遠做不到陳寅恪所言的同情之了解。本書所重點論述的英式賽馬活動，“賽馬規(guī)則、獎項名稱、賽馬節(jié)目表、賽馬成績等均為英文，就連馬匹、馬廄、馬主的名稱，也以英文公布”，“以馬主身分為例，英式賽馬崇尚低調，騎師雖以真名出賽，馬主與馬廄名稱卻多半采用化名”。以上情形，并非只是時刻注意維持“運動精神”的上海跑馬總會如此，華人精英創(chuàng)立的萬國體育會和上海中國賽馬會皆是如此。運動中人尤其享受英式賽馬這種文字游戲所造成的階級隔絕與文化陌生感，但給后世研究者的進入，平添了許多困難?？朔@些困難，化隔絕與陌生為同情之了解，得益于作者自身一段英國劍橋大學的求學經(jīng)歷，繼之不斷往返于東西文化之間；更源自于她二十年如一日對同一個專題的不懈鉆研。

姚大力認為，歷史學家應力求對自己所描述對象有一種“如肌膚觸碰般”的踏實具體的了解，而這種感知能力的獲得，往往依托于閱讀親歷者講述“往事曾應當如何發(fā)生”的各種記錄。本書的可貴之處還在于，不僅對近代上海殖民社會中葉子衡、徐超侯、劉順德、馬祥生、高鑫寶、葉焯山等華人群像有豐富立體的文字描述；對外僑社群的重要人物，如何爵士（Sir Edmund Hornby）、麥克列昂（Alex McLeod）、斐倫（James S. Fearon）、克拉克（Brodie A. Clarke）、威廉麥邊（William R. B. McBain）、費信惇（Stirling Fessenden）等人，亦花費了大量筆墨描摹畫像。以上人物之研究，在先前上海相關研究著述中常常語焉不詳，不少屬于拓荒填白之作?！叭堋币咽鞘湃サ臍v史，作者本人并非運動健將，更不是好賭之徒，但仍能通過大量文獻閱讀，做到了對活動于不同時空的社群與人物有“如肌膚觸碰般”切身感知。不只是人物，英式紳士型總會（Gentleman’s Club）在上海到底怎么運作，贏家分成法與賭金計算器起了什么效用，賽馬的民主化之路與法租界的白相人如何產(chǎn)生關聯(lián)，源自南歐的回力球與傳統(tǒng)中國的“銅寶”“花會”有何相通之處，書中都有剝絲抽繭、力透紙背地深入分析。跑馬廳內蕓蕓眾生的“看與被看”，跑狗場中炫目摩登的“光、熱、力”，中央運動場中濃郁的異國情調，借助張寧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文字刻畫，讀者仍能有身臨其境之感。

1936年6月7日馬祥生贏得引翔淑女銀袋賽，杜月笙代其拉馬走大看臺

1935年12月葉焯山參加獵紙賽時的情景

仍不免有遺珠之憾與討論空間

任何歷史敘事都習慣于有頭有尾的結局。張寧在初涉跑馬運動研究時，曾發(fā)表專題論文——《從跑馬廳到人民廣場：上海跑馬廳收回運動，1946-195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8期，2005，第97-136頁），分析了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到中共建國初期，鼎革前后的上海兩屆市政府收回跑馬廳的過程，展現(xiàn)了在此過程中，華洋雙方的拉鋸與角力。我們知道，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上海市政府采取民族主義的鮮明立場，自抗日戰(zhàn)爭勝利之后便有收回跑馬廳的想法，并已展開實際操作，只是多有波折，待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因對帝國主義全面改采敵對之態(tài)度，才克竟其功。但2020年出版本部學術專著時，不知是限于表達“文化轉譯”這一理論想法的需要，還是囿于“運動與殖民”“運動與娛樂”兩大篇章結構的局限，有頭無尾，本書對于上?！爸趁裆鐣闹е薄荞R總會如何解散、跑馬運動的如何終結，著墨不多。這對于想完整了解這段歷史的讀者而言，不能不說是遺珠之憾。

近代上海的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與法租界不同，與中國其他通商口岸諸國列強辟設的外國租界亦有不同，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無所可而又無所不可的歷史“怪物”。一方面，它獨立于中國政府，是名副其實的“國中之國”；另一方面，它又并非是哪一個國家的殖民地，工部局由多國寡頭統(tǒng)治，遵《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s）為憲法，執(zhí)行納稅人會議的決議，時常與他國政府，甚至英國政府，發(fā)生激烈的沖突。清末民初之人常常不加注意，在英美租界合并之后，仍慣習將“公共租界”稱呼為“英租界”。英國文化的確在公共租界中占據(jù)絕對主導的地位，但并不意味International（在當時中文常被翻譯為“萬國”）只是個虛飾的修辭，可以實際化約為“不列顛殖民地”（British Concession）。近來研究上海歷史者往往不加注意此點，多有借用“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概念，“將上海視為英國廣義帝國的一部分”，我認為這是不恰當。因為“非正式帝國”理論的提出，仍基于“帝國”的研究脈絡，也許適應于英國與拉丁美洲的關系，但并不適應上海公共租界的歷史。過度注意英式文化存在的后果，會蔽障忽略其他國家文化的影響。以本書所論述之“三跑”為例，“非正式帝國”的概念顯然無法含括，或用以解讀上?；亓η蜻\動的歷史。公共租界更像是一處由各國殖民勢力與華人精英共同經(jīng)營的“城邦國家”（City-state）。幾年前，我與德國Rudolf G. Wagner教授演戲席間閑談時，他認為寰宇世界歷史，似乎只和十四、十五世紀的北大西洋上的漢薩（Hansa）同盟城市與上海公共租界情形相近。而英國新銳學者Isabella Jackson的研究（Shaping Modern Shanghai: Colonialism in China’s Global C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將其稱之為 “Transnational Colonialism”（跨國殖民主義）。

我們或多或少都有所體驗，有關上海的歷史書寫已經(jīng)到了“亂花漸欲迷人眼”程度，以至于有學者上世紀就提出了“Beyond Shanghai”（“上海之外”）的吶喊，但響應者卻仍寥寥無幾。以上海作為主角的敘事文本，近年來，無論國內、還是海外，仍然一冊接一冊被敲打、印制出來。同所有被反復記述的歷史主題一樣，上海研究中良莠不齊是常態(tài)，淺嘗輒止之作比比皆是。張寧這本《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和回力球賽》顯然屬于“良”者一類，字里行間“心思”頗深，讀來讓人覺得這不是一本容易寫成的學術專著，值得我們好好對待、仔細品讀。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