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無論與哪個經濟體相比，無論用什么尺度來衡量，這些成就都是輝煌的，值得一寫。

“偉大的變革”展。新華社記者才揚攝

需要關注和考慮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案例是否證明，只要改革開放進行下去，就一定會成功?？峙虏恍?。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在過去的400年或40年里，許多國家和地區(qū)都進行了改革開放，但事實上，失敗很多，成功很少。

那種認為只要進行改革開放就必然會帶來繁榮昌盛的觀點，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都缺乏依據

僅以兩個時期為例。19世紀末20世紀初，面對西方列強強大的軍事和經濟擠壓，許多國家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希望實現現代化。

在埃及，19世紀中期，賽義德總督開始改革土地、稅收和法律。他創(chuàng)建了埃及銀行，建造了第一條標準鐵路。奧斯曼帝國崩潰前，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改革。

在伊朗，巴列維王朝的創(chuàng)始人禮薩·汗效仿西方，在伊朗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伊朗鐵路的修建、德克蘭大學的建立和國會的改革。

在中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之后，清朝在清末發(fā)起新政，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文化教育等領域。上述改革都沒有成功。只有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日益強大，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

在過去的40年里，土耳其于1980年宣布開始經濟改革。也是在1980年，幾個東歐國家開始進行經濟改革。整個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開始改革；印度也開始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亞開始了經濟自由化改革。1986年，越南開始改革開放。1986年，戈爾巴喬夫開始了以“新思維”為導向的全面改革。20世紀80年代末，一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開始進行結構改革。到1989年和1990年，蘇聯各共和國和東歐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改變了他們的旗幟，并完全按照西方模式進行了轉變。

其中一些改革相對成功；有些是經過多次試錯才走上正軌的；大部分都失敗了，有些失敗的很慘，比如東歐的一些國家。

可見改革開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很多人想都沒想，只要改革開放，必然帶來繁榮。事實上，這種想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沒有依據。只有所謂的改革開放，未必能達到富國強民的目的。

除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外，還需要具備什么樣的條件才能帶來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和飛躍

在我看來，改革開放要成功，必須有兩個前提條件。

第一種前提是堅實的基礎，包括政治基礎、社會基礎和物質基礎。在過去的40年里，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是由于新中國成立后的頭30年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這個基礎的重要性怎么強調都不為過。

第二個前提是要有一個有效的政府，即具備基本國家能力的政府。因為每一次改革都必然導致利益重組；改革越激烈，利益重組的廣度、深度和力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越大。應對這種情況，前提是要有一個有效的政府，能夠控制全局，調動各種方式緩解和減少利益重組帶來的影響，克服各種抵制和障礙；只有這樣，改革開放才能成功。

換句話說，要實現經濟增長，除了改革開放，還需要一個具備基本國家能力的有效政府。

所謂國家能力，就是一個國家把意志轉化為行動和現實的能力。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意愿，也就是想完成什么，但是要把它變成行動和現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認為，國家基本能力的以下七個方面對強制能力至關重要，即國家要掌握暴力，壟斷使用暴力的權力；吸收能力，即國家應該能夠從社會和經濟中收集一些資源，比如財政收入；內化的能力，也就是國家讓民眾有一個共同的國家認同感和一套內化在心中的核心價值觀；另外還有認證能力、監(jiān)管能力、指揮能力、再分配能力等等。

從東方與西方的“大分流”看改革開放、國家能力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改革開放、國家能力和經濟增長之間有什么關系？東西方的“大分歧”可能會有一些線索?！皷|西方大分流”是指東西方長期沒有區(qū)別，但后來西方逐漸崛起，最終稱霸世界，而東方則萎靡不振，遠遠落后。18世紀中期的工業(yè)革命是一個分水嶺。

工業(yè)革命前，歐洲有沒有發(fā)生別的事，而東方沒有？這些東西可能和工業(yè)革命有關，時間的順序表明了邏輯因果。

工業(yè)革命前，歐洲發(fā)生了五大事件:軍事革命、金融-軍事國家的出現、大規(guī)模殖民主義、大規(guī)模奴隸貿易和稅收增長。這五件事都反映了國家能力的變化，國家能力的增強很可能與工業(yè)革命的出現有關。

我們先來看一個簡單的事實。在歐洲出現現代國家之前，世界各地的情況都不算太差。經濟長期停滯，幾乎沒有增長。近代歐洲國家出現后，形勢發(fā)生了變化，經濟增長開始加速。一開始增長速度不明顯。然而，在西歐這些國家的基本能力提高后，它們的經濟增長率逐漸加快；二戰(zhàn)后，是歐洲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黃金時代。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很低，甚至為負。對比兩個階段，“大分流”的情況很明顯。

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思想家霍布斯，對這一點看得很透徹?！霸跊]有一種共同的力量來制服所有人的情況下，人們處于所謂的戰(zhàn)爭狀態(tài)。這種戰(zhàn)爭，對誰都是戰(zhàn)爭?！薄霸谶@種情況下，工業(yè)不能存在，因為它的成就不穩(wěn)定……”他清楚地明白，一個有效的國家是經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

亞當·斯密比霍布斯晚活了一個多世紀。按照流行的觀點，亞當·斯密只強調市場的“看不見的手”，強烈反對國家干預。其實這是對他的極大誤讀。如果你仔細閱讀他的作品，你會發(fā)現暴力一直是他關注的焦點。在他看來，羅馬帝國崩潰后，歐洲經濟因為暴力盛行而停滯不前。換句話說，一個有效的國家是斯密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前提；只有在一個有效國家的保證下，市場才能運行；沒有一個有效的國家，市場主體根本無法正常運作。

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大分流”的時機，或者更具體地說，英國工業(yè)革命的時機，與中西方軍事大分流的時機不謀而合。這不是因為巧合，而是因為軍事革命造就了一個具有更強強制力的現代國家，一個具有強制力的現代國家奠定了經濟發(fā)展的基礎。

那么，強制能力如何影響經濟發(fā)展呢？從歐洲的歷史來看，它的作用表現在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在內部，強制能力可以為當時的“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營造出霍布斯和斯密所期待的和平的內部環(huán)境。對外來說，脅迫能力可以用來做三件事:第一，通過殖民主義和奴隸貿易掠奪海外資源；二是開拓海外市場；三是培養(yǎng)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