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劇中日本奧運之父嘉納治五郎的形象

　　2020年東京奧運會已經確定延期至2021年。對日本來說，東京奧運會被擱置不是第一次了。在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之前，日本已經棄辦過一次奧運會。

　　1940年的東京奧運會有著許多“第一次”。它象征著國際奧組委第一次認可亞洲國家擁有舉辦奧運會的能力，第一次將舉辦地放在歐美之外的大洲，第一次試圖打破種族與民族界限弘揚19世紀末顧拜旦所宣傳的奧林匹克精神，但與此同時，這也是主辦國政府因為戰(zhàn)爭原因第一次主動棄辦的奧運會 。

　　申奧創(chuàng)想：嘉納治五郎與日本申奧

　　2019年，日本NHK大河劇、以東京奧運會為題材的 《韋馱天》收視率并不高，但觀眾只要能繼續(xù)看下去，卻都對這部劇評價甚高，更對貫穿全劇的嘉納治五郎有了嶄新印象。

　　日本NHK大河劇《韋馱天 ：東京奧運的故事》中的嘉納治五郎，對于體育愛好者來說，嘉納治五郎自然是以柔道創(chuàng)始人名揚世界，該片圍繞他作為國際活動家、國際奧委會委員的身份展開，講述他帶隊參奧、申奧的故事

　　對于體育愛好者來說，嘉納治五郎是以柔道創(chuàng)始人名揚世界。他以不甚出眾的身體條件參悟日本傳統(tǒng)柔術中“以小搏大”原理，從而創(chuàng)立標準的柔道訓練模式，告訴所有人只要找準“重心”，再健壯的對手都會被輕易摔倒在地。這不僅強化日本人的體育基礎，更讓當時缺吃少穿的日本人找到挑戰(zhàn)比自己健壯之人的精神支點。正因如此，早在1905年日俄戰(zhàn)爭結束后，大日本武德會認為嘉納治五郎對鼓舞日本人精神功不可沒，授予其“柔道范士”稱號。

　　然而 《韋馱天》卻完全沒有把重心放在“柔道”一面，而是放在作為國際活動家的一面。在現(xiàn)代奧運會創(chuàng)始人顧拜旦的請求下，1909年開始，擁有流利英語會話能力的嘉納治五郎當選為國際奧委會委員，他也是第一位出任此職的亞洲人。

　　雖然這份榮譽如今看來非常重要，但需要注意，奧運會設立初衷并不是舉辦國際最高水準的比賽，而是為了弘揚奧林匹克運動精神與增進各國運動員之間的友好交流，參賽者也大多為有著其他專業(yè)工作的業(yè)余選手。

　　為了把奧林匹克精神從歐美國家弘揚到全世界，那就必須借助當時歐美之外唯一受到西方國家認可的日本之手，而日本最著名的體育教育家自然就是嘉納治五郎。因此，嘉納治五郎當選奧委會委員一職，既是對他作為柔道創(chuàng)始人的認可，也是對他作為奧林匹克精神推廣者的一種期待。

　　1912年7月6日，瑞典，斯德哥爾摩奧運會開幕式上，嘉納治五郎作為領隊率領2名日本運動員首次亮相，旗手是短跑選手三島彌彥，雖然進入了400米決賽，卻因腳傷棄權，另外一名運動員金栗四三比賽中由于缺乏經驗而出現(xiàn)脫水癥狀，不得不中途放棄參加馬拉松

　　為了履行委員職責，嘉納治五郎在1911年成立“大日本體育協(xié)會”，但其英文名字卻是 “Japan Amateur Athletic Association”，亦即作為監(jiān)督日本業(yè)余運動員的協(xié)會，嘉納治五郎以這個協(xié)會為基礎，開始弘揚象征國際友誼的奧運精神。從1912年斯德哥爾摩奧運會開始，嘉納治五郎作為領隊率領運動員參加奧運會。

　　由于早期奧運會全部集中于歐洲，高昂旅費對于剛剛成立的大日本體育協(xié)會而言自然是巨大負擔。嘉納治五郎本想申請國家補助，但由于日本政府正在償還日俄戰(zhàn)爭的戰(zhàn)爭借款，自然對于業(yè)余體育沒有任何興趣；嘉納治五郎就發(fā)動所有人脈聯(lián)絡到著名的三井、三菱兩大財閥家，甚至發(fā)動參賽地的日本人捐助，才勉強募集到足額資金。

　　隊伍逐漸壯大起來，日本代表團的成績也越來越好。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日本取得“〇的突破”，三級跳運動員織田干雄以15.21米的成績打破當時的奧運記錄，獲得日本歷史上首枚奧運會金牌。

　　由于歐洲人從未想到日本人能夠奪冠，主辦方甚至沒有準備日本國旗，只能從現(xiàn)場的日本觀眾手中借來國旗。這個橋段讓織田干雄記憶猶新，他退役后也一直活躍于日本體育界，直至成為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日本田徑總教練。

　　最終，日本代表團在阿姆斯特丹奪走2金2銀1銅共5枚獎牌，極大振奮了日本體育界的信心；當時剛剛出現(xiàn)的收音機更是在日本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大聲喧鬧，讓許多日本人第一次實際感受到現(xiàn)場氣氛，促進奧運文化深入人心，為日本申辦1940年東京奧運會打下基礎。

　　鑒于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的成功，東京市長永田秀次郎開始思考主辦奧運會事宜，并委托日本學生競技聯(lián)盟會長山本忠興在1930年率隊前往德國參加比賽時進行調查，詢問能否把1940年奧運會主辦權交給東京。畢竟按照日本“肇國于公元前660年”之說，1940年恰是“建國2600周年”紀念之年，如果能將如此盛會招至東京，自然能成為鼓勵日本國民的絕好題材。

　　1931年10月28日，東京市議會全票通過“關于舉辦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建議”，將主會場定于當時東京市荏原郡 的駒澤高爾夫球場一帶，并計劃將明治神宮外苑擴充開來，成為新的體育會場。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期間，日本代表團向國際奧委會正式提出申請，希望東京能夠舉辦第十二屆奧運會。

　　申辦之路：與法西斯意大利的競爭

　　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對于日本來說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這一時期日本軍隊的侵略鐵蹄剛剛踏入中國東北，政府急需給國民打一劑強心針，讓日本人認為“我們能贏”。正因如此，日本政府不再像20年前那樣對奧運會愛搭不理，而是出資10萬日元 ，再加上民間募集的10萬多日元，一并補助給運動員。

　　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日本貴族軍人西竹一騎著愛馬“天王星”一舉斬獲馬術場地障礙比賽的金牌

　　靠著充足的資金支持，日本派遣131名選手參加洛杉磯奧運會，最終獲得7金7銀4銅的成績。而在洛杉磯最為大放異彩的，便是日本貴族軍人西竹一騎著愛馬“天王星”一舉斬獲馬術場地障礙比賽的金牌。

　　奧運會讓日本充分展現(xiàn)國家形象，也讓日本政府進一步明確了申辦1940年奧運會的決心。不過他們的對手除去芬蘭首都赫爾辛基之外，還有同樣急需奧運會的意大利首都羅馬。當然，羅馬的背后就站著意大利獨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是記者出身，非常看重體育運動對于凝聚國民意志，鞏固法西斯獨裁統(tǒng)治的重要性。事實上1930年代前后，墨索里尼就把當時還不受關注的男足世界杯引入意大利，斥巨資招募烏拉圭、阿根廷等地優(yōu)秀足球運動員，打造強大的意大利足球隊并接連奪得1934年、1938年兩次世界杯冠軍，當時引發(fā)的狂熱情緒讓意大利人迄今都對足球運動情有獨鐘。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最能說明墨索里尼的重視：1934年世界杯決賽時，意大利隊曾0：1落后于東歐強隊捷克斯洛伐克隊，中場休息時收到這位獨裁者發(fā)來的“勝或死”三字箴言，于是下半場發(fā)力逆轉為2：1取勝。

　　比起東京，羅馬距離歐美人更近，運動員不需要跨越半個地球，而且地中海氣候也顯然比夏季高溫多雨的東京要強得多，故而羅馬的出現(xiàn)讓日本人倍感形勢嚴峻。

　　日本選擇以談判方式解決。1934年12月，國際奧委會日本委員副島道正私下前往意大利與墨索里尼直接談判，希望他能夠下令羅馬退出1940年奧運會競爭之列，而且作為交換，日本愿意全力支持羅馬申辦1944年奧運會。這當然不是一個容易達成的任務，畢竟納粹德國即將于1936年主辦柏林奧運會，那么法西斯“前輩”墨索里尼自然倍感焦急，也對1940年奧運會勢在必得。雖然墨索里尼口頭上答應日本的請求，但意大利并沒有停止申奧腳步。

　　日本人提出的“用1944換1940”有一個巨大問題，那就是1944年正是國際奧委會成立50周年，國際奧委會的總部所在地瑞士洛桑已經勢在必得，這就意味著如果羅馬想要獲得主辦權就至少要等到1948年奧運會，到那個時候誰也不知道世界局勢會變成什么樣，意大利絲毫不想妥協(xié)，還是在1935年國際奧委會的奧斯陸大會中派遣使節(jié)發(fā)表最終陳述。

　　日本與意大利兩個有著法西斯傾向的國家競爭激烈，這讓國際奧委會一時間陷入擔憂。為了規(guī)避政治矛盾，國際奧委會特意推遲了決定1940年奧運會主辦權投票的時間，從當時慣例的5年前  縮短到4年前 ，這就正好能趕上納粹德國主辦的1936年柏林奧運會，那么便可以寄希望于由德國來調停日本與意大利之間的矛盾。

　　不過，還不等納粹德國來調停，意大利自己就出了問題。1935年10月開始，意大利發(fā)動對埃塞俄比亞的侵略戰(zhàn)爭，為了獲取遠東的支持，墨索里尼態(tài)度軟化，下令體育界退出1940年奧運會的競爭，并全力支持東京申辦奧運會。如此一來，東京的對手就只有北歐的赫爾辛基，勝算自然大了許多。

　　為了確保東京能獲得舉辦權，日本決定進行一次大型公關活動，邀請奧委會委員長拉祖爾訪問日本，確認東京是否具有舉辦奧運會的資質。1936年3月19日，拉祖爾乘船抵達日本，這一時期的日本剛剛經歷中層陸軍軍官掀起的“二二六事變”，整個東京街頭全都是戒嚴軍人，形勢非常緊張。為了讓政治局勢不要影響到東京申奧成功，裕仁天皇親自出面在3月27日接見拉祖爾，以求能獲得舉辦這次盛會的機會。這番為期兩周的公關活動取得非常好的成效，拉祖爾伯爵在考察報告中寫道：“??日本人民對奧林匹克和體育運動有著深刻了解，對此我感到非常高興?！?/p>

　　1936年7月31日，德國，國際奧委會柏林大會的最后一日，嘉納治五郎因東京成功獲得1940年奧運會主辦權露出微笑

　　有著國際奧委會的首肯，東京自然是志在必得。1936年7月31日，即國際奧委會柏林大會的最后一日，嘉納治五郎親自前往并發(fā)表激動人心的演講，提到“如果因為日本太遠就不能舉辦奧運會，那日本也沒有必要參加歐洲的奧運會”，在這種半是昂揚、半是威脅的話語體系下，又是在掛滿卐字旗的納粹德國首都柏林，在場的國際奧委會成員無疑感受到巨大壓力。最終東京獲得36票、赫爾辛基獲得27票，東京成功獲得1940年奧運會主辦權。

　　但也就在嘉納治五郎等人回國之前不久，11月25日，日本與德國簽訂 “防共協(xié)定”，這意味著兩大法西斯國家已經初步結為盟友，二戰(zhàn)軸心國始成。

　　理念分歧：各界的支持與反對

　　回到日本以后，嘉納治五郎迅速在12月7日召開會議，與東京市、大日本體育協(xié)會等各方面人員聚集于帝國飯店，而這次會議中還有一位當時非常敏感的人士，即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

　　之所以說敏感，不僅是因為他代表著軍部，更是因為前一年他剛剛在中國華北前線處理了中日兩國軍隊的摩擦 ，他的到來也意味著戰(zhàn)爭陰云已經開始籠罩在剛生雛形的1940年東京奧運會頭上。

　　會議上，梅津美治郎不甚關注奧林匹克精神中和平與友誼的一面，上來就提出：“我認為最重點在于努力讓世界知悉日本精神之精華，奧運會不應單純是慶典活動，應戒輕佻浮夸，辦質實剛健之大會?！焙苊黠@，剛剛看到納粹德國利用1936年奧運會機會宣傳本國形象，梅津美治郎也想讓這場盛會作為1940年“建國兩千六百年”紀念活動之一，成為日本帝國政治宣傳的一部分。

　　那陸軍的預期是什么呢？“二二六事變”結束后，日本陸軍對內部組織結構進行一次大調整，并趁機開始宣傳所謂“廣義國防”概念。意即全國上下一切組織與活動都要統(tǒng)籌到“國防”高度去實行，與軍需有關的工業(yè)產品生產、國內外貿易、人力資源的動員全部都要納入國家管制范疇中。主辦奧運會自然被定為“強化集體精神”“訓練青少年身心”的一次運動會。這種“廣義國防”一開始讓申奧獲得支持，同樣也毀掉了1940年奧運會。

　　1937年2月，東京奧組委確定將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進行擴建，但隨即遭到內務省神社局的反對，認為該競技場距離明治神宮很近，乃是“國民之凈財所造之紀念物”，有著崇高的宗教含義，反對東京奧組委對其改修擴建。這件事讓東京奧組委的工作受到阻礙，也讓國際奧委會有所懷疑，拉祖爾伯爵專門發(fā)電報給日本，要求迅速確定主會場擴建事宜并招聘專業(yè)技術顧問。

　　應該說，拉祖爾一直在替日本承擔著壓力。畢竟東京奪得主辦權讓許多來自小國的奧委會委員心生不滿，而他又是力挺日本主辦奧運會之人，所以更需要日本奧組委有著強力保障才能讓他更有底氣。事實上，就在當年8月召開的國際奧委會華沙大會上，拉祖爾繼續(xù)力挺日本，將1940年冬季奧運會主辦權也按慣例交給日本札幌。考慮到日本已經在當年7月悍然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可以想見拉祖爾是頂著何種壓力在支持日本。

　　然而隨著日本走向“舉國一致”體制，各項資源與勞動力都向戰(zhàn)爭聚集而去，旨在鼓動國民支持戰(zhàn)爭的“精神總動員”甚囂塵上，那么奧運會這個以業(yè)余選手為主、倡導 “自由散漫風氣”的運動會就從香餑餑變成雞肋，甚至成為鼓動日本國民支持戰(zhàn)爭的阻礙。

　　1937年8月26日，陸軍省發(fā)表“馬術準備中止”公告，意即要求戰(zhàn)爭時期，陸軍軍人不能再出席任何馬術比賽，這就意味著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冠軍西竹一不可能出席東京奧運會；9月6日，政治家河野一郎出席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時，詰問政府 “軍人都已經停止馬術準備，國民也必須停止一切運動，此乃日本國民之精華所在，為什么沒有這種認識？”于是在當日深夜，日本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章不得不向媒體記者吐露 “東京奧運會之主辦已是很困難”。

　　也就在這年9月，現(xiàn)代奧運會發(fā)起人顧拜旦去世。他在臨終前曾留下這樣的話語：“日本的使命比任何其他國家都重要。東京奧運會將把古歐洲文明的發(fā)源地希臘文化與最為燦爛的亞洲藝術和文化相結合?！比欢麉s沒想到，自己期待的這次“東西結合”，卻沒辦法在3年后如期到來，而是要拖到自己死后27年之后才姍姍來遲。

　　胎死腹中：東京奧運會的停辦

　　1938年，隨著 “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設想破滅，日本政府也意欲調動更多兵力與物資，對中國的武漢、廣州等戰(zhàn)略重地發(fā)動全面進攻。這段時間，日本首相近衛(wèi)文麿推動國會探討“國家總動員法”，將鋼鐵、石油化工、電力等重要行業(yè)全部由政府統(tǒng)一接管，把主要的工業(yè)產品供給戰(zhàn)爭，這種思路更讓奧運會場館的修建工作難以為繼。但如果想在1940年召開奧運會，那么主會場的擴建工作就必須在1938年年內啟動，可以說奧運會能否開幕已經進入最后關頭。

　　這一時期，英美等后來的同盟國國家開始出現(xiàn)抵制東京奧運會的呼聲，他們不希望讓1940年東京奧運會成為1936年柏林奧運會那樣為法西斯主義思想搖旗吶喊的宣傳工具。1938年2月2日，英國奧委會甚至公開表態(tài)“即便本委員會派遣運動員前往東京，也不一定能聚集到資金”；芬蘭媒體也在2月16日表示“1940年奧運會主辦地選擇日本而非芬蘭，不僅是大國壓制小國的結果，也是希望奧運會能維持遠東地區(qū)和平，然而現(xiàn)在的時局證明，顧拜旦的這一理想已經破滅?！?/p>

　　更麻煩的是，就在嘉納治五郎抵達開羅前的3月8日，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元在眾議院回答問題時明確表示：“我認為奧運會在事變 持續(xù)之時無法召開??事變若是快速解決倒是可以召開，然而如果長久持續(xù)，或是事變結束后又面臨一個更為重大的事變，那么我會立即中止?！边@段話可以看作日本陸軍徹底封死舉辦奧運會之舉，也讓嘉納治五郎在國際奧委會的開羅大會上非常尷尬。

　　外有圍剿，內無支援，1940年東京奧運會已經走上不歸之路。最終，開羅大會沒有直接褫奪東京、札幌兩地的奧運會、冬奧會主辦權，卻也明確暗示日本應該自己申請棄辦奧運會，這也算是國際奧委會的老朋友給嘉納治五郎的最后一個面子?；蛟S是因為看不到前途，就在從開羅回國的途中，1938年5月，嘉納治五郎因感染肺炎而去世，這位在日本一手弘揚奧林匹克文化的柔道宗師，就這樣走完了漫長的人生。當嘉納治五郎的棺槨蓋著奧運五環(huán)旗幟抬出客船之時，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1940年東京奧運會已經徹底失去希望。

　　1938年5月4日，就在嘉納治五郎從開羅回國途中，因感染肺炎去世，他此行參加開羅會議是為了乞求保留東京主辦奧運會資格，然而當他的棺槨蓋著奧運五環(huán)旗幟抬出客船時，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1940年東京奧運會已經徹底失去希望

　　1938年4月國家總動員法正式通過后，日本的每一位國民、每一個零件都被迫投入戰(zhàn)爭中，日本軍隊也在當年6月正式開啟武漢會戰(zhàn)。而就在戰(zhàn)役進行最激烈的7月15日，日本厚生大臣木戶幸一公開宣布棄辦1940年東京奧運會，日本體育界好不容易實現(xiàn)的奧運夢就這樣化為泡影。

　　在日本放棄奧運會后，國際奧委會迅速將舉辦權交給在競爭中失利的芬蘭赫爾辛基，但誰承想芬蘭隨即在1939年也卷入二戰(zhàn)戰(zhàn)火，戰(zhàn)爭陰云之下，國際奧委會被迫宣布1940年奧運會停辦。

　　尾聲：體育場的故事

　　戰(zhàn)火紛飛中，本作為主會場的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也不再承接運動項目，轉而成為軍事用地。1943年10月21日，2.5萬名日本大學生與高等學校學生聚集參加“學徒出陣壯行會”，軍部首腦東條英機帶頭三呼萬歲，將這些從未經受軍事訓練之人送上戰(zhàn)場。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見證了這一日本近代史上極為悲情的時刻。

　　1943年10月21日，2.5萬名日本大學生與高等學校學生聚集在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參加“學徒出陣壯行會”，軍部首腦東條英機帶頭三呼萬歲，將這些從未經受軍事訓練之人送上戰(zhàn)場

　　21年之后，歷史的指針來到1964年8月。在這時，出生并幸存于廣島核爆之日的田徑選手坂井義則手持火炬，奔入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原址重建后的國立競技場，沿著當年“學徒出陣”的跑道路線一直跑到火炬臺，親手點燃了象征和平與友誼的奧運圣火。熊熊圣火燃燒在這個曾經滿目瘡痍的國家，也象征著日本正式走出“戰(zhàn)后”，走向新的未來。

　　如今，這座1964年重建的國立競技場于2015年再度原址重建，并已經在2019年12月31日正式啟用，如果再無意外，這里將再度成為2021年東京奧運會的開幕式舉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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