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哲

進入2020年的美國，除了新冠疫情、總統(tǒng)大選、中美關系持續(xù)緊張外，弗洛伊德被警察在街上跪地殺害后，以“黑色生命相關”(BLM)為主題的大規(guī)模社會運動也接連不斷。(威廉莎士比亞，Northern Exposure，Northern Exposure)。

亞裔與非裔美國人的關系在中文互聯(lián)網上被反復討論，其中1992年洛杉磯動亂時亞裔（以韓裔為主）與非裔之間的沖突也時有提及。28年前，為何一場看似是白人警察暴力毆打黑人引發(fā)的種族暴動，會將大量的韓裔移民卷入其中成為受害者？在暴動發(fā)生前，以韓裔為代表的“模范少數族裔”——亞裔美國人與黑人之間有過哪些互動，積累了哪些摩擦和沖突？更進一步，在美國種族主義的政治權力框架中，亞裔與黑人之間存在一種怎樣的復雜關系？本文試圖從族群偏見（刻板印象）、社會經濟結構、種族主義權力結構等方面出發(fā)，對以上問題進行初步分析和探討。

兩起案件引發(fā)的動亂

1992年4月29日，西海岸重鎮(zhèn)洛杉磯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動亂。據事后統(tǒng)計，動亂中至少有58人死亡，2383人受傷，超過1.1萬人被捕，約4500家店鋪遭到搗毀、搶劫、焚燒，直接經濟損失超過了10億美元。其中，韓裔街區(qū)和商鋪受到了特別嚴重的損毀和沖擊，占據了損失的一半以上。

1992年，美國洛杉磯，洛杉磯一地方法院宣判毒打黑人青年羅德尼·金的4名白人警察無罪，引發(fā)暴力沖突。

大家普遍了解的是，四名白人警察暴力毆打一名黑人司機羅德尼·金（Rodney Glen King），法院最終卻宣判警察無罪，引發(fā)了此次洛杉磯的暴動和騷亂。1991年3月3日，金在假釋期間酒駕、超速，無視警察停車的要求，在飆車八英里之后才被警車和直升機聯(lián)合逼停。下車后，金不但沒有按要求趴在地上，反而作出挑釁動作。隨后，四名白人警察用金屬警棍對其進行了極為殘暴的毆打，造成金全身和面部多處骨折和嚴重受傷。最關鍵的是，在現(xiàn)場附近，一名洛杉磯市民聽到直升機轟鳴聲后，立即打開了一臺家用攝像機，全程記錄了金被毆打的過程。在沒有數碼相機、智能手機的時代，這段罕見的警暴視頻在全國的電視新聞網中被反復播放，極大地點燃了人們的憤怒——這一點與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非常相似。在1992年4月29日，當陪審團宣布五名涉事的白人警察無罪后，僅僅過了兩個小時，大規(guī)模的抗議行動就爆發(fā)了。

但同時期在洛杉磯發(fā)生的另一起幾乎同樣重要的案件，由于很難被納入“黑人VS.白人”的二元對立種族主義敘事框架，在人們反思這場暴動時逐漸被淡化處理，幾乎被淹沒在歷史的雜音之中。在金慘遭警察毆打后的第13天，1991年3月16日，一名叫做拉塔莎·哈林斯（Latasha Harlins）的15歲黑人少女，與一名叫做斗順子（Du Soon Ja）的韓裔便利店主致命邂逅。斗順子時年51歲，與家人一起在洛杉磯南區(qū)經營一間叫做“帝國酒市”（Empire Liquor Market）的便利店。這一天，她通過店內的監(jiān)控鏡頭監(jiān)視，認為哈林斯正在偷竊一盒橙汁——價值1.79美元。哈林斯的確是把這盒橙汁放進了自己的背包，但事后證明，她是準備付錢的，她的手里就拿著2美元，可惜斗順子在監(jiān)控中沒有看到。

在柜臺前，斗順子扯住哈林斯的背包并指責她偷盜，哈林斯憤怒地表示她正準備付錢?？诮呛芸焐?，二人開始打斗沖突。哈林斯雖然只有15歲，但身材高大，她猛擊斗順子的臉部，并兩次將其打倒。斗順子拿起一只板凳砸向哈林斯，但沒有砸中。當她第二次起身時，手上拿起了丈夫留在店里的一把手槍，指向哈林斯。哈林斯撿起打斗中散落在地的橙汁，丟向斗順子后轉身向店外走去。她沒有想到，這時，斗順子開槍了，子彈從哈林斯身后擊中了她的頭部。

當警察到來時，哈林斯已經死去。她的左手里還攥著原本用來購買橙汁的那2美元。

半年以后的法庭上，陪審團裁定斗順子非預謀故意殺人罪成立，并建議處以16年刑期的刑罰。然而，讓人震驚的是，主審法官喬伊斯·卡林（Joyce Karlin）卻認為店主合法持槍、無暴力犯罪記錄、并且在犯罪時處于一種“刺激、高壓和威脅的環(huán)境之下”，據此她作出了一個難以相信的判決：斗順子被判罰款500美元、400小時社區(qū)服務，和5年期緩刑。人們在對同期類似犯罪的判決檢索中發(fā)現(xiàn)，對于持槍故意殺人的重罪而言，斗順子案——在監(jiān)獄中一天也不用待——幾乎是當時加州對類似犯罪作出的最寬大的刑罰之一。

哈林斯被殺之后，很快當地的黑人活動家就組織了上百人規(guī)模的示威活動。人們聚集在“帝國酒市”門前，舉著“不要殺害我們的孩子”、“我們要公正”等標語進行抗議，其中也不乏“把韓國人送回家”、“韓國人滾出去”等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口號。

拉塔莎·哈林斯和斗順子

如果說金被警察毆打引發(fā)的黑人憤怒不僅僅源于事件本身，而是激發(fā)了他們在漫長歷史中遭遇的苦難記憶——那些數百年歷史中不斷重復發(fā)生的被鞭打、被奴役、私刑、驅離、強暴、焚燒……，那么哈林斯被殺害、店主卻被如此輕判，很容易也被解讀為韓裔在白人主導的司法系統(tǒng)中受到了保護和縱容：斗順子被描述為一個值得喜愛和同情的模范少數族裔，即便她開槍殺了人，如同卡林法官所言——她對于社區(qū)不是一個威脅；同時，在對立面的黑人即便在此案中為受害者，他們卻依然陷入了一種難以擺脫、不被同情的刻板印象，他們更像是罪犯、野蠻人、黑幫成員。洛杉磯市議員Mark Ridley-Thomas表示，卡林法官的判決是“對非裔美國人尊嚴的又一次打擊……它會被解讀為，面對一起明顯的成年人對一名少年、店主對顧客的無情殺害，法庭僅僅是轉過身去（視而不見）。”

地區(qū)檢查官Ira Reiner也認為這個判決是一場“令人震驚的司法失敗”，并尋求上訴。然而1992年4月21日，加州上訴法庭以3比0駁回了檢察官的請求，對卡林法官的司法權威和自由裁量權表示支持。人們對哈林斯案的傷痛和憤懣之情仍在發(fā)酵時，僅僅過了8天，非裔美國人的尊嚴再次受到暴擊：4月29日，羅德尼·金的案中五名涉事警察被無罪開釋。連續(xù)兩起對非裔美國人極為不利的司法判決后，憤怒的示威人群立即涌上街頭，游行中，人們了打出“沒有公正就沒有和平”（No Justice, No Peace）的標語。

這兩起幾乎同時推進的案件如影隨形、互相糾纏并強化了人們的憤怒之情，共同點燃了1992年的洛杉磯動蕩?？梢哉f，隨后韓裔社區(qū)和商鋪遭到的大規(guī)模損毀和搶劫是有針對性和報復性的。

韓裔與黑人的沖突累積：階級、偏見、文化？

在洛杉磯動蕩的慘痛經歷之后，人們也試圖理清韓裔與黑人之間的矛盾由來。畢竟，直覺上這件事情是如此吊詭——金的案情一經宣判，幾乎所有媒體都預見了韓裔社區(qū)將遭遇麻煩，仿佛當街暴打金的不是白人警察，而是韓裔店主。雖然這兩起案件帶來的結果具有相當程度上的偶然性（例如恰好有人能用攝像機拍攝記錄警暴畫面），但1990年代的洛杉磯發(fā)生大規(guī)模種族沖突和動亂并非無本之木。不論是針對黑人的警察暴力，還是非裔與韓裔的矛盾與摩擦，都已如壓力鍋之中的熱氣在不斷聚集。本文將著重分析非裔與韓裔之間的身份政治。

在斗順子的案件審理中，她和她的家人在辯護中詳陳了她們經營這家店鋪三年以來的遭遇：搶劫、盜竊、敲詐勒索，甚至被威脅縱火與謀殺，以及更多的、沒完沒了的小偷小摸。全美各地的韓裔移民，甚至韓國政府，都給法庭和卡林法官本人寫了陳情信，希望對斗順子寬大處理。韓裔移民表示，他們作為小商鋪店主，對斗順子的遭遇感同身受。在斗順子案之前，1988-1991年間洛杉磯地區(qū)至少已有19名韓裔店主或店員在暴力案件中喪命，而兇手幾乎全部是黑人。斗順子稱當哈林斯打她時，她覺得自己“要死了”。很多韓裔美國人都認為，斗順子也是內城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她開槍僅僅是由于恐懼導致的自衛(wèi)行動。當然，“自衛(wèi)”的說法無法解釋哈林斯腦后中槍的事實，也沒有被陪審團采納。

1970年代以來洛杉磯（如同美國很多大城市一樣）的白人中產階級逐漸外遷至郊區(qū)，城市整體開啟了去工業(yè)化進程。黑人聚居的內城隨著產業(yè)空心化日趨貧困，大型商場和連鎖超市幾乎對這樣的區(qū)域完全放棄。

同時期，隨著1965年美國移民法案改革，包括韓國人在內的亞洲人開始大量移民美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970年，美國約有7萬韓裔居民。但到了1990年，韓裔人口幾乎達到80萬，增長超過10倍。這段時間韓國經濟已經開始騰飛，但政治上相當不穩(wěn)定，大批具有一定經濟資源的韓國中產階級希望移民美國。作為在經濟上擁有一定儲蓄，但英語水平不佳，在美國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幾乎為零的新移民，以家庭店為主的私營小企業(yè)似乎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于是，大規(guī)模進入洛杉磯地區(qū)的韓裔移民用小商鋪填補了洛杉磯南部的商業(yè)荒漠。1992年，南洛杉磯地區(qū)的2411間商店中，韓裔擁有其中1600間。

1992年4月29日，美國洛杉磯，韓裔民眾聚集街頭舉行示威活動。

然而，如此一來，便利店、酒水店、洗衣店、舊貨店等商鋪往往成為了種族沖突的最前線——只有在這里，不同族裔的人們才有機會頻繁相遇，產生摩擦。韓裔店主幾乎每天都遭遇偷竊和烈度不等的沖突，而且相比大型商場和連鎖超市，他們對財物的損失更加敏感。更糟糕的是，由于他們常常不開具發(fā)票，有偷竊者甚至會拿著贓物回到店里要求退錢。有的店主會選擇報警，但他們說警察對此漠不關心、毫無作為，所以有店主也傾向于使用暴力手段逼迫盜竊者承認罪行——在他們的概念中，盜竊作為道德罪行更加嚴重。然而，警察反倒會對店主的暴力手段更加在意、更不能容忍，常常有韓裔店主因為非法持有或使用槍支而被警察處罰。

但主流媒體講述的是另一種故事。1990年和2000年的美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韓裔擁有最高的小企業(yè)主比例，也因此常常被媒體稱作“模范少數族裔”和“成功的移民企業(yè)家群體”。輿論反復強調的是，韓裔移民的經驗可以證明，內城的暴力、犯罪、貧困、失業(yè)并非不可避免——這種對韓裔的流行刻板印象不僅僅彰顯著韓裔的成功，同時也凸顯了其他群體的失敗，尤其是內城貧困的黑人群體。而這種刻板印象也為跨種族的仇恨深埋下了種子。

盡管有黑人受訪者表示，“這不是一個膚色的問題，這是錢的問題。”還有人直接稱沖突是一種“有產者與無產者的斗爭”。但這種階級的視角并未與種族因素剝離。很多黑人受訪者都很堅定地相信，是金融機構和政府的歧視限制了黑人的商業(yè)機會，并且鼓勵類韓國小企業(yè)主在黑人社區(qū)的大量興起。對韓裔小業(yè)主的憤怒與他們對美國社會和政府的沮喪之情緊密相連。韓裔商鋪和小業(yè)主的存在似乎就是一種他們受到優(yōu)惠對待的證明，而韓裔店主被黑人視作白人種族主義建制派來控制非裔社區(qū)的工具。

黑人居民還常常指責韓裔店主們出售的商品價格偏高而質量低劣，他們認為自己的社區(qū)受到剝削，而這些韓裔店主卻既不雇傭黑人店員，也不愿意回饋社區(qū)。更糟糕的是，黑人們普遍反映韓裔店主粗魯、不尊重黑人。韓裔店主似乎會懷疑每一個黑人顧客都是罪犯，會在店里監(jiān)視甚至尾隨他們，或是催促他們購物。有年輕黑人說韓裔店主會沖他/她們嚷“買不起這個就別碰”。另一名黑人在接受采訪時講到，他幾乎每天都去一家韓裔便利店，店主甚至知道他家住哪里，但有一天，當他想買一樣50美分的東西，身上卻恰好只有48美分時，他提出隨后再補給店主2分錢，店主卻毫不留情地拒絕了他。

此外，黑人對韓裔的偏見也疊加了一種東方主義和本土主義的復雜因素。他們認為韓裔店主非常的“外國”——他們普遍英語口音奇怪、個子小，還有非?！皷|方”的行為例如用筷子、吃米飯，進房間會脫鞋，聽奇怪的音樂。

早在1983年，洛杉磯一份黑人主辦的報紙，The Los Angeles Sentinel (LAS)，曾經連續(xù)刊載文章號召黑人社區(qū)抵制韓裔店鋪，其中一篇文章稱，“黑人很生氣，因為這里有一群外國人，他們不講英語、不投票，帶著錢來這里做生意……在過去五年，黑人社區(qū)確確實實被亞裔占據了…我們強烈要求黑人同胞們抵制韓裔擁有的商店?！?/p>

不得不說，黑人和韓裔之間都對彼此存在大量的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負面刻板印象，但這并不意味著雙方的偏見具有同等的傷害性：被看作粗魯的、貪婪的、無法同化并充滿異域調性的外國人是一回事，被看作智力低下、道德敗壞、貧困潦倒又時刻帶有暴力犯罪傾向的危險分子是另一回事。

媒體和學者也曾經試圖用“文化差異”來解釋韓裔與黑人之間的矛盾。例如，韓裔移民來自于一種拘謹的、受束縛的、強調等級秩序的儒家文化——他們可能更少有眼神交流，不懂得熱情微笑問好、閑聊；尤其是女性店主，她們想要盡量避免跟男性顧客有任何形式的身體接觸，這也是為什么她們會將找零的現(xiàn)金或硬幣扔在柜臺上而不是放在顧客手中。再加之她們普遍屬于一代移民，英語不好，交流的不暢通放大了既有的文化隔閡，更加造成了黑人顧客“韓裔店主不尊重黑人”的刻板印象。

然而，新近研究（Park 2019）已經證明，這樣的“文化”因素解釋力很弱。大量的田野觀察都發(fā)現(xiàn)，韓裔店主對待黑人顧客和其他族裔的態(tài)度差別巨大，這一點很難用傳統(tǒng)儒家文化的束縛來解釋。盡管在移民美國以前，韓裔在亞洲很少有機會接觸美國黑人，但他們仍然會內化長久以來媒體和影視作品塑造的黑人刻板印象：貧窮、犯罪、暴力、毒品等等，這讓韓裔移民在成為店主后，面對黑人時往往在潛意識中將他們當作一種有威脅性的社會問題，而非簡單的鄰居和顧客。

曾經領導1988年紐約哈林姆地區(qū)黑人抵制韓裔商販的Lucas神父指出，從沒有抵制是源于“文化差異”或者“語言障礙”的，“對黑人長時期、類型化的不尊重和言語暴力，惡劣的攻擊、尤其是針對黑人女性和孩子的攻擊”，才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更何況，如同很多1965年移民法案改革后才逐漸到來美國的“新移民”，韓裔移民整體上缺乏對美國此前反種族主義民權運動的知識，難以體察黑人群體由于長期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歧視性政策造成的不利地位和苦難心理，甚至都不夠了解種族主義色彩言論的禁忌。他們相比其他族群（尤其是白人）更容易公開承認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偏見。例如，經常有韓裔公開表達他們對黑人的刻板印象：黑人隨意、自私、對婚姻和家庭毫無責任心；黑人“缺乏廉恥心”——“居然可以頭一天在我店里偷了東西，第二天當作什么都沒有發(fā)生一樣就回來了！”；黑人懶惰，喜歡喝酒、嗑藥——明明年紀輕輕、身強體壯，卻不工作，還拿著福利的錢買酒；更普遍的是，窮，黑人太窮了，“拿著5分錢就想來店里買東西！”

于是，一方是在經濟上占有優(yōu)勢地位的韓裔移民，他們內化了對黑人的負面刻板印象，又對種族主義言辭、行為的不敏感、不體察；另一方是受困于復雜歷史原因，在社會經濟地位上相對低下的黑人群體，他們數百年來飽受奴隸制、種族隔離等來自主流白人社會的歧視和壓迫，眼下又清晰感受到了新的“外來者”的種族主義態(tài)度——更重要的是，這些“外來者”奇怪、有錢、還難以溝通。當兩者相遇，矛盾難以避免。

在斗順子槍擊案之前，洛杉磯相關組織已經注意到針對亞裔的仇恨事件大幅增長。1990年7月17日，兩名黑人青年在洛杉磯南部街區(qū)毆打并射殺了一名韓裔男子，警察將該案定性為反韓裔仇恨犯罪，因為施暴者并未搶劫受害人，反倒一直在罵他是“黃色猴子”。甚至還出現(xiàn)過一名泰國裔女子因為被誤認為是韓裔而被從車中拖拽出來毆打。斗順子案件的案情不斷在媒體上曝露，很快就有非裔向韓裔社區(qū)進行零星的報復和破壞。自制燃燒瓶被投擲在韓裔店鋪的門上，韓裔社區(qū)中停放的汽車也會被砸爛玻璃。

1992年4月30日，美國洛杉磯，街上剛剛被縱火。

“種族三角關系”中的亞裔

暴動結束后，雖然毆打羅德尼·金的兩名警察被再訴、獲刑，斗順子案卻沒有重判。更讓黑人社區(qū)極其失望的是，主審斗順子案的卡林法官在當年6月?lián)魯×?名挑戰(zhàn)者，獲得連任。不但如此，洛杉磯縣律師協(xié)會刑事審判部門還授予她“年度審理法官”的榮譽稱號，斗順子的辯護律師Charles Lloyd也獲得了“年度辯護律師”。

韓裔社區(qū)對整個事件中警方和主流媒體的表現(xiàn)也很不滿意。斗順子家人將店內的監(jiān)控錄像交給洛杉磯警方想要為斗順子脫罪，但警方卻立即將視頻影像發(fā)布給了媒體。洛杉磯時報報道該案件的記者John Lee稱，警方精準控制著向媒體“喂料”的節(jié)奏，包括在新聞發(fā)布會中提出對斗順子“一級謀殺”的指控，這種算計無疑是想要在羅德尼·金案之后安撫非裔美國人，把矛盾轉移到韓裔店主群體身上去。動蕩發(fā)生后的最初階段，警力和維持秩序的國民警衛(wèi)隊也更傾向于被部署在經濟更繁榮、白人居住更多的“核心區(qū)域”，而韓裔、非裔的聚居區(qū)則幾乎處于完全失序的狀態(tài)。

自從斗順子槍殺哈林斯的案件發(fā)生以來，媒體上也有意無意地出現(xiàn)了大量過度簡化、不敏感、不平衡的報道，對韓裔和非裔都進行了種族主義的臉譜化描繪。有學者認為，正是《洛杉磯時報》描繪和強化了韓裔店主們粗魯、貪婪、不尊重黑人，以及對社區(qū)的剝削者形象。一位韓裔受訪者表示，白人主導的媒體在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陰謀？他們是不是想讓我們兩個族群互相攻擊和毀滅，他們坐在后面袖手旁觀？動蕩結束后，韓裔美國人舉行了大規(guī)模的靜坐示威，要求和平、正義，更有人舉起標語，“責任在于政府和白人”。

在所有的地方，少數族裔之間原本都存在對抗與聯(lián)盟的復雜、動態(tài)的關系。但為何韓裔在1992年的洛杉磯被當作了白人權力的代理人？或者說，為什么在美國的種族主義結構中，亞裔會被當作“榮譽白人”，成為一種容易被當作替罪羊的“中間人”？韓裔、或者更廣的亞裔是如何介入了傳統(tǒng)中美國種族和政治關系的黑/白二元結構？

政治學者Claire Jean Kim（1999）對此提出了著名的種族三角關系理論（Racial Triangulation），她認為在一系列政治、社會、文化過程中，種族權力設定了一種社會等級，白人在其中強化了自己的統(tǒng)治性地位；韓裔（或者更廣泛的亞裔群體）作為“模范少數族裔”取得了較為有利的文化位置，也取得了相對的經濟成功，但他們仍然處于“外國人”、“不可同化”的位置；而黑人群體雖然是“美國人”，卻在政治經濟地位中居于最底層。 如圖所示，在“種族三角關系”中，白人處于政治和經濟的優(yōu)越地位，作為“仲裁者”，他們可以通過對亞裔文化的“相對”贊賞和肯定，實現(xiàn)對亞裔和黑人兩個群體的控制，尤其是對黑人的控制；更重要的是，亞裔被“鎖死”在“外國人”的位置才能使得目前的三角關系更加穩(wěn)定，于是白人主導的主流社會還需要通過“公民排斥”，不斷建構和強化亞裔“永恒異鄉(xiāng)人”的形象。

圖示：Claire Jean Kim（1999）提出的“種族三角關系”。

Kim的理論在20年后的今天看來可能略顯粗糙，但對于理解亞裔與非裔的關系仍然很有幫助。例如，韓裔作為“模范少數族裔”的贊許常常伴隨著人們對“東亞文化”的贊賞和肯定，但這一點實際上是值得警惕的?！拔幕备袷且环N被掩飾的、被編碼的種族主義說辭：一方面，亞裔的成功源于他們的文化；另一方面，“文化”是與“傳統(tǒng)”捆綁的，難以改變，而且只有非美國（白人）的、異域的特質才能被叫做一種“文化”。于是，這樣的“文化”使得亞裔永遠無法真正“融入”美國，變成“真正的”美國人。

此外，“公民排斥”的過程也具有相當的啟發(fā)意義。非裔美國人常常強調他們的“優(yōu)先占有權”，這是一種關于民族歸屬的政治，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他們并不總是同情移民——移民通常在經濟方面取得了比黑人更好的成就，但他們在美國存在的時間遠遠短于黑人。即便按照法律意義，非裔美國人在1868年就已經取得了美國的公民權，1870年獲得了投票權。在這個意義上，非裔美國人相對于絕大多數其他族裔來講，都算是“最地道的美國人”。

對于拉丁裔，情況就復雜得多，大約一半以上的拉丁裔人口在1965年以前就已經來到美國，其中墨西哥裔在1848年美墨戰(zhàn)爭以后就被授予了公民權。從1790年到1952年，歸化美國公民都僅限于白人移民。1965年，美國開始實施歷史上最重要的移民法案改革，連同隨后1978年的修正案，取消了大量移民限制，并且認可家庭團聚等基于人道主義的考量。隨后，大規(guī)模的移民從拉丁美洲和亞洲進入美國。在這個意義上，大規(guī)模的亞裔美國人獲得公民權是最晚近的。在1965年以前，亞裔美國人的數量不足100萬，但這個數字在2000年左右增加到了1200萬。目前美國的亞裔人口超過了2100萬（其中華裔約500萬），占美國人口總數約6%，且仍在快速增長。

在與其他少數族裔群體的比較中，黑人受訪者的憤懣常常包括：誰的祖先參與了這個國家的創(chuàng)立和建設，并為獲取民權而奮斗？是哪個群體在漫長的歷史中飽受苦難？又是哪個群體仍然沒有獲得平等對待？在1992年的洛杉磯，從黑人的本土主義視角而言，他們才是真正的美國人，而這些韓裔只是一些不被需要的、在政治上虛弱無力的、生活在陰影之中的異鄉(xiāng)人。

尤其不能忘記的一點是，“種族”、“民族”從來都是社會建構，而并非由生物基礎所決定的。此前以歐洲人為主的大規(guī)模移民潮中，黑人，或者說對黑人的歧視和壓迫，似乎成為了將新移民融入美國的粘合劑，無論對意大利裔、愛爾蘭裔、甚至猶太裔移民都是如此。

歷史學家Noel Ignatiev （1995）的作品《愛爾蘭人如何變成白人》就描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19世紀后半段，由于大饑荒等原因，大批愛爾蘭移民涌入美國時，他們是美國的異類——窮困潦倒、教育程度低下，還是與主流社會差異巨大的天主教徒。而在此之前，少量的愛爾蘭窮苦移民與美國黑人（主要是北方自由黑人）相處得相當融洽，他們都從事著粗笨的苦力工作，生活環(huán)境也很類似，甚至有相當規(guī)模的通婚和混血。在人們打趣的時候，愛爾蘭人會被看作是不黑的黑人（Negroes turned inside out），而黑人不過是被煙熏黑了的愛爾蘭人（smoked Irish）。但大規(guī)模的愛爾蘭裔移民涌入美國后，他們發(fā)現(xiàn)，在美國，定義社會地位的不是經濟競爭，而是一種“兩極化的膚色種姓制”——在這種制度中，即便最低級的“白人”也能享有一種超越最尊貴的黑人的優(yōu)越性。最終，他們對黑人訴諸種族主義暴力，組建或加入將黑人排除在外的工會，通過與黑人分道揚鑣、對其保持敵意而獲取了白人的榮譽和身份。類似的故事，在很多族裔“變成白人”的過程中不斷上演（見David Roediger 2005）。

以這樣的歷史噩夢為背景，面對1965年以后洶涌的亞裔和拉丁裔移民，黑人當然不愿意再次被人踩踏，成為別人融入“美國人”身份、追逐“美國夢”、實現(xiàn)階級躍升的墊腳石。另一方面，以韓裔為代表的大批亞裔“新來者”，卻對這樣的二元種族權力結構缺乏敏感，以為種族主義于己無關，不但對打破既有的種族主義結構缺乏興趣，甚至可能還在有意無意之中認可并擁抱了這樣的“膚色種姓制”，也并不知道這樣行為會帶來何等后果。

尾聲：超越“種族三角關系”？

國家地理頻道在2017年上映的紀錄片《洛杉磯92》（LA 92）中有一幕，一名韓裔婦人站立在被損毀的服裝店門前的廢墟瓦礫之上，雙手張開，阻止想要上前搶劫的人群，而方法僅僅是沖著人群不停地重復，一字一頓地呼喊：“This is America! This is America! This 、is、 America!”（這里是美國?。┱Z氣悲痛而決絕。四周是殘垣斷壁，煙塵飄滿天空，身旁那些衣著不整、躁動不安的人群表情復雜難言。她想表達的究竟是什么呢？對于法治和正義的呼喚？對于失序社會的巨大失望？還是對于美國社會種族關系的無比困惑？

1992年洛杉磯動亂之后，韓裔社區(qū)和非裔社區(qū)的活動家們組織了大量尋求和解、共處、互助的活動。此后，美國也沒有爆發(fā)過如此烈度的種族沖突。歷史持續(xù)前行。直到2020年，弗洛伊德被當街跪殺之后，“黑命攸關”的口號響徹美國各個大城市的街頭，不少被憤怒席卷的地方再次遭遇了失序、動蕩、甚至流血沖突，人們也再次回想起了1992年的洛杉磯。

在這次社會運動中，盡管此前由于新冠疫情，美國社會出現(xiàn)了相當多的對亞裔的仇恨行為甚至犯罪，盡管中文互聯(lián)網上出現(xiàn)了大量對BLM不屑、不滿的聲音，但在美國的亞裔并沒有站在黑人的對立面。Pew在2020年6月的調查數據顯示，亞裔對BLM運動的支持程度已經超越了白人和美國人的平均水平，與拉丁裔的支持度不相上下。

圖示：皮尤調查各個族裔對BLM運動表達支持的比例。亞裔被特別標注了是只包括“講英語的受訪人”。

與此同時，當下美國的種族議題也愈加復雜和微妙：拉丁裔人口大幅增長，已經超過非裔成為美國的第二大種族，在此前的“三角關系”中增添了重要的新鮮變量；在2010年，有超過260萬人在選擇種族時選擇了亞裔和其他族裔的選項，也就是他們自我認同為“多種族”，而這樣的“多種族美國人”在2010年統(tǒng)計中超過了900萬；亞裔內部應當細分為更多的族裔各自爭取利益，還是應當團結并整體動員，爭取更大的政治空間也一直在被討論，但亞裔內部族群、語言、政治傾向的復雜程度遠超拉丁裔等族群。此外，亞裔仍有大量的人口是美國的“新來者”，以華人為例，2000年到2016年，美國華人數量增長了75%，目前有超過63%的美國華人是在美國以外出生的，而一代移民和二代、三代相比，在政治參與、身份認同、如何處理種族關系等問題上的傾向也存在巨大鴻溝。作為整體上的“新來者”，亞裔如何選擇在更復雜的美國種族關系的位置，如何參與種族權力結構的構建，都還有很多的未知數。

參考資料：

Park, Kyeyoung (2019). LA Rising Korean Relations with Blacks and Latinos after Civil Unrest. Lanham : Lexington Books.

Kim, Clare Jean. (1999). The Racial Triangulation of Asian Americans. Politics & Society, 27(1), 105–138.

Ignatiev, Noel. (1995). 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 New York: Routledge.

Roediger, D. R. (2005). Working toward whiteness: how America's immigrants became white: the strange journey from Ellis Island to the suburbs. New York: Basic Books.

Lee, Erica. (2015). 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Martin, T. J. and Daniel Lindsay (2017). (Documentary). LA 92. 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責任編輯：伍勤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