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有名的《與高司諫書》，其實是一封“罵人”信。罵人者是北宋文壇領(lǐng)袖、政壇清流代表人物歐陽修，被罵者為宋庭名臣、司諫官高若訥。而此“罵”則緣起于另一人物，即北宋政治家、文學(xué)家、軍事家范仲淹。

表面看，這是一場朝廷官員間的口水官司。歐陽修變著花樣臭罵高若訥，只為力挺同朝為官的朋友范仲淹，實則牽扯到為官之道、做人操守、人格曲直等大是大非問題。

實際情況是，歐陽修一生曾遭3次貶謫降職，竟兩次都與范仲淹直接或間接相關(guān)。這并非僅只是簡單的“為朋友兩肋插刀”使然。根本上，歐陽修每次不惜冒著被降職風(fēng)險也要出頭維護范仲淹，只為抬高當(dāng)時整個官場總是會被庸官弄臣一再踩低的道德底線，表現(xiàn)的也是一種匡時救世懷抱。

從一封信開始的友誼

歐陽修(1007年-1072年)，北宋政治家、文學(xué)家，且在政治上負(fù)有盛名。

歐陽修出生于綿州（今四川綿陽），3歲時，父親去世。他是家中獨子，與母親鄭氏相依為命，孤兒寡母只得到湖北隨州去投奔?xì)W陽修的叔叔。叔叔家不很富裕，好在母親鄭氏是受過教育的大家閨秀，用荻稈在沙地上教歐陽修讀書寫字。加之歐陽修的叔叔也不時關(guān)懷，總算沒有讓童年的歐陽修失去基本教育。

1029年，歐陽修在國子學(xué)的廣文館試、國學(xué)解試中均獲第一名，成為監(jiān)元和解元，又在來年的禮部省試中再獲第一，成為省元，也算是“連中三元”。雖最終沒中狀元，也獲得了不錯的名次，歐陽修被授予官職。

不久，歐陽修便辭別家人，到洛陽去上任推官一職，這就相當(dāng)于今天的政府辦事員。

一開始，青年歐陽修雖與大他18歲的政壇名宿范仲淹同朝為官，卻并無交集。很具戲劇性的是，他們真正開始交往，緣起于歐陽修給范仲淹所寫的一封政論信。

宋仁宗執(zhí)政期間，起用了一些有志之士，準(zhǔn)備實行政治改革。1033年5月，深孚眾望且被歐陽修目為偶像的范仲淹，被朝廷從陳州召回東京汴梁，在朝中擔(dān)任負(fù)責(zé)向皇帝進言的右司諫一職。此時尚在西京洛陽做推官的歐陽修，原與范仲淹素不相識，但本著對國家負(fù)責(zé)的熱忱，他毫不猶豫地就給范仲淹寫了封信，這就是《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歐陽修在信里對范仲淹說：讓您當(dāng)個原屬七品官的司諫一職，對您來說，沒啥可喜的?？稍谖覀兇笏纬?，能跟皇帝隨時討論國家大事的，只有宰相與司諫了，別的官員只能負(fù)責(zé)本職，不能越職言事。因此諫官的作用，非同小可。您看，宰相和司諫能與天子“爭是非”，糾正天子的錯誤，這是多么重要的工作崗位啊！

接下來，年輕氣盛的歐陽修話鋒一轉(zhuǎn)，直言道:自從知道您受命以來，我們都翹首踮腳久久等待著您在朝廷直言規(guī)諫圣上的消息傳來，而最終等來的，卻是您一點有用的言論都沒發(fā)表啊……

他在信中表示，希望您范仲淹真能向朝廷進言，辦點事實啊。

歐陽修對自己這位素未謀面的資深同僚，期待如此殷切，要是完全沒有打動甚至刺激到滿腹才情、一腔熱血的范仲淹，那才叫怪了。

正是在接到到歐陽修這封信后不久，范仲淹便發(fā)動了旨在整頓官僚機構(gòu)，并行"均公田" "厚農(nóng)桑" " 修武備" " 減搖役"等措施的慶歷革新運動。這與范仲淹的膽識、學(xué)養(yǎng)密切相關(guān)，但也與歐陽修寫給他那封《上范司諫書》中，出自公心的一頓激勵，不能說沒一點聯(lián)系。

這兩人后來跨越官職的忘年之交，便是從這封討論國家時局及未來發(fā)展的書信開始的。

其間，范仲淹把當(dāng)時的社會問題歸咎為腐敗，而歐陽修看得更深刻，他認(rèn)為冗官冗員才是根本問題。盡管政見不盡相同，但除弊興利的大目標(biāo)卻很一致。只可惜，慶歷新政因冒犯了既得利益者，遭遇了極大的阻力，頒行只1年零4個月便告失敗。在范仲淹被貶饒州（今江西鄱陽）的同時，歐陽修作為他的“朋黨”也受到牽連，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誰叫他此前確實寫過一篇《朋黨論》，上奏給朝廷，表示力挺范仲淹實施新政呢。

至此，這兩個已是肝膽相照的當(dāng)事人，實際還完全沒見過面，只限于書信往來，隔空神交的筆友關(guān)系。

直到若干年后，等到歐陽修被召回京城，范仲淹也被從基層重新調(diào)回朝中履新后，兩人自然初見即是故交，從此成為北宋政壇上真正的同志和盟友。

范仲淹

屢遭貶官的政壇同志

范仲淹(989年-1052年)，北宋著名文學(xué)家、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他為政清廉，體恤民情，剛直不阿，力主改革，屢遭奸佞誣謗，數(shù)度被貶，但卻愈挫愈勇。

范仲淹生于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父親早逝，母親改嫁，生活艱苦，但他卻樂觀向上，聰穎好學(xué)。1014年，少年范仲淹在應(yīng)天府書院讀書時，面對觀望出游皇帝的眾人，他仍埋頭于書本，只道：日后再見，也未必晚。日后事實果如其言。第二年，他得中進士，入仕為官，開始了此后近40年的政府公務(wù)員生涯。

很長一段時間，范仲淹做官后一直在低職位上徘徊。他做過負(fù)責(zé)監(jiān)督淮鹽貯運轉(zhuǎn)銷的鹽倉監(jiān)官，當(dāng)過不辭辛勞為民治堰的縣令，大約三十四五歲時，才被調(diào)回京師，從此跨入京官行列。

1027年，范仲淹經(jīng)晏殊推薦，榮升負(fù)責(zé)皇家圖書典籍的?？焙驼淼拿亻w校理。出于以天下為己任的責(zé)任感，曾幾次大膽直言批評章獻太后垂簾聽政帶來的弊端，因此而被貶為通判;章獻太后去世后，范仲淹又被召入京，任左司諫，但不到一年，又因批評仁宗皇帝廢除皇后，被貶知睦州(今杭州淳安)。1035年，又應(yīng)召回京，掌管國子監(jiān)，也即國家最高學(xué)府。

范仲淹的這些經(jīng)歷，作為其忘年交的政壇同道，歐陽修既是知道的，也是十分同情的。于是后來就有了他在范仲淹再次被貶時，不怕又受連累，寫信“怒撕”其眼中的小人式同僚左司諫高若訥的故事。

1035年晚些時候，范仲淹出任權(quán)知開封府事，也就是代理開封府地方長官。當(dāng)時的北宋宰相叫呂夷簡，全權(quán)負(fù)責(zé)朝廷官員的人事安排。范仲淹據(jù)實認(rèn)為，呂夷簡選拔干部多出其私門，于是向仁宗奉上《百官圖》一冊，奉告圣上選拔干部“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并進一步指出近臣進退必須得由皇帝自己把握，不能全權(quán)交給宰相呂夷簡假公濟私，任意妄為。據(jù)《史書》記載，呂夷簡看到《百官圖》后非常不爽，但他隱忍著沒有發(fā)作。后來又因建都一事引發(fā)兩人意見不合，呂夷簡一怒之下把范仲淹請出了京師，并請求在朝堂立一塊“朋黨榜”，把范仲淹等人名字寫上引以為戒。

此番范仲淹二度被貶饒州后，皇室秘書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等人都為他請愿求情，但由于他們并沒有“言事之權(quán)”，皆以越權(quán)之罪被貶官。

《百官圖》

當(dāng)時朝廷的司諫官是高若訥，他負(fù)有向皇帝直陳進諫，及時糾正皇帝決策缺失職責(zé)，并享有言而無罪的特權(quán)，因而此時最有義務(wù)也最有權(quán)力為范仲淹申辯。然而，高若訥不僅一言不發(fā)反而落井下石，到處宣揚范仲淹是個不賢之才，極盡詆毀之能事。對此，作為范仲淹的擁躉和同道，歐陽修盡管實在氣憤不過，但因他當(dāng)時擔(dān)任的只是負(fù)責(zé)校對整理圖書文獻的館閣?？币宦殻绰衫龥]有諫言的權(quán)利，而且朝廷已就此事下詔“不得越職言事”。在絕無可能直接向皇帝陳情的情況下，他把激憤干脆對準(zhǔn)了高若訥，以寫信方式，“怒撕”其不作為的種種表現(xiàn)，甚至直斥其是否知道世上還有羞恥二字。

這便是史上有名的歐陽修怒罵庸官不作為的《與高司諫書》。

而且在這封信的結(jié)尾，歐陽修鏗鏘有力地說自己就是范仲淹的“朋黨”，矛頭直指朝廷頒布的“朋黨榜”。如此言辭凌厲的信，在當(dāng)時既相當(dāng)于以身試法，也無異于自投羅網(wǎng)。

誠如歐陽修自己所料，就在此信遞呈上去的當(dāng)天晚上，作為司諫官的高若訥，便把它拿給了最是忌恨范仲淹及其“朋黨”的時任宰相呂夷簡。天一亮，呂夷簡又將此信直接上交給了皇帝。其結(jié)果是，歐陽修被貶官到夷陵（今湖北宜昌）做縣令去了。

歐陽修為官一生，遭貶3次，其中2次與范仲淹有關(guān)，無論作為朋友還是同志，這表現(xiàn)都堪稱絕對夠意思。

歐陽修手跡

怒斥庸官當(dāng)如歐陽修

歐陽修以一腔內(nèi)力鏗然寫下的這封《與高司諫書》，字里行間彰顯的都是仁人志士嫉惡如仇，且敢為事言、敢為義言的原則，這正是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來所秉持的基本操守。如果細(xì)讀這封極具邏輯性的“罵人”信，我們不得不佩服，日后成為一代文豪的歐陽修，居然能把發(fā)怒整成一種藝術(shù)。

信文一開始，歐陽修先講自己對高若訥的認(rèn)識過程。歐陽修以他對高若訥的耳聞傳言展開敘事，寫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其人雖列進士及第榜，但在歐陽修眼里，不過默默無聞輩。二疑其品節(jié)問題。歐陽修坦言他從朋友那里對高若訥的了解，是“正直有學(xué)問，君子人也”。到這里，歐陽修提出了他疑惑的論據(jù)，“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xué)問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司諫位的高若訥，卻“俯仰默默，無異眾人”，豈可不疑?三疑自己的判斷近乎有誤，幾乎已認(rèn)定高若訥為人人可敬的真君子了。因為他“侃然正色”“無一謬說”的表現(xiàn)，歐陽修雖有疑慮，但內(nèi)心已傾向于認(rèn)為高若訥是真君子了。14年里而存“三疑”，歐陽修鋪敘不可謂不豐厚曲折，然而筆觸一轉(zhuǎn)，他又說：“今者推其實跡而較之，然后決知足下非君子也”。這一結(jié)論是經(jīng)過“三疑”步步為營的推論得出來的，極為果斷有力。

為進一步證明高若訥是“非君子”的論斷，歐陽修講完道理擺事實，又以對人情的洞見，充分揭露高若訥是“君子之賊”。作為司諫他首對范仲淹無辜被貶謫一事不辨是非，跟著大家詆毀的行為無非是文過飾非、掩飾自己的惡劣勾當(dāng)，所以純系“君子之賊”。

這還不夠，歐陽修拿出更有力的“歷史”證據(jù)，譴責(zé)高若訥“罪在默默爾”。文中先以范仲淹曾被器重的事實，運用兩難推理，論證無論范仲淹賢與不賢，高若訥的“默默”都是失職。再引用史實，說明賢與不賢自有公論，世人是不可欺的。而高若訥“又欲欺今人”、又欲“欺后世”，作為諫官這樣“行道”，必將落得“他日為朝廷羞”的可恥下場。最后歐陽修以安道、師魯?shù)闹毖愿抑G與高若訥的“默默”作比較，痛斥其“不復(fù)知人間有羞恥事”。

《與高司諫書》這封信，罵得如此有理有據(jù)、淋漓痛快，實則有一股磊落于胸的浩然正氣回蕩其間。

說起中國古代文人間的友誼，人們往往會先提及李白與杜甫，對其“詩友”關(guān)系艷羨不已。其實，在今天看來，古代最具有新型關(guān)系的情誼，恐怕當(dāng)推宋代一些大文人之間的友誼，而且因其多半既是文友又是官場上同志式的“朋黨”，比起李、杜來，他們的互相砥礪、助推甚至共同進退、彼此照耀，更值得我們思考。只因，僅以歐陽修與范仲淹為例，兩人不僅交情深厚，才情豪邁，在同一時期分別寫下了《醉翁亭記》和《岳陽樓記》兩篇傳世散文，而且他們在入仕濟世坦誠相對與互相扶助方面，無疑更具有堅持原則、共守底線，既垂范同儕，又激勵后世的榜樣力量。其中深蘊著超越時代局限的普世價值。

公元1050年，仕途多舛的范仲淹在徐州溘然長逝，享年64歲。范仲淹病逝后，歐陽修自是悲痛難當(dāng)。自從失去這一平生知己與官場好友后，歐陽修的思想便開始漸趨保守。由此可見，范仲淹之于歐陽修，是怎么一種相互激勵與成就的共生關(guān)系了。

倒也真不枉他替范仲淹那么無遮無攔、痛痛快快地寫《與高司諫書》，罵過曾為他們所不齒的同僚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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