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斷代史推測西周王年，主要方法是歸納金文基時期詞的含義，在青銅器類型學(xué)研究的基礎(chǔ)上，利用已知的66萬億年、月、時代語、日報齊全的文獻(xiàn)和金文資料，排出西周金文力寶。

由于工程專家對西周歷法的若干細(xì)節(jié)未能掌握，且受王國維月相四分說的荼毒太深，導(dǎo)致對月相真義并不能真正理解，以致排定的西周王年表結(jié)論舛誤甚多，經(jīng)不起推敲。且相關(guān)銅器曆日乃至傳統(tǒng)文獻(xiàn)用以互校，也不能自洽，故而受到廣泛批評。

靜方鼎實物照片

雖如此，但工程的思路和方法無疑是對的。導(dǎo)致錯誤的原因主要在于，專家對月相定點論的懷疑和否定，自行搞了一套月相新定義。王國維先生曾提出月相四分不定點，斷代工程進(jìn)一步提出月相二分不定點，這實際上還是"四分月相"的變異說法。

斷代工程以此對彝銘曆日斷代，其依據(jù)的基礎(chǔ)理論就存在先天缺陷。一個月相可對應(yīng)半月中的任意一天，則日干支在相鄰?fù)跏乐袛?shù)個日期都有可能，由此編排的金文曆譜有的可以蒙對，有的就錯的離譜，從而影響王年的正確排定。

哲研習(xí)西周史時日彌久，對金文曆譜中古之月相真義頗有新得。通過多年的研究認(rèn)為，西周金文月相不但是定點的，而且是有規(guī)律的。朔、望、上下弦月乃月相之四分矣，類節(jié)氣之二分二至。古先哲以朔不可見，轉(zhuǎn)而以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以代。

生霸死霸即上下弦月，初吉即胐日。因大小月影響，初吉在二日，則既生霸在十日，既望在十六，既死霸在廿四；初吉在三日，則既生霸在十一日，既望在十七，既死霸在廿五。古人制定月相稱謂必指月之特定某日，而非王國維先生所說四分。

明白了古之月相的其中關(guān)節(jié)，則用以考求銅銘曆日無不中的?？梢院貌豢鋸埖卣f，給你一個銅銘曆日，你完全可以推算出它的絕對年代。由此得出的銅銘曆日可以精準(zhǔn)到年月日，比斷代工程的結(jié)論精確度要高得多。

哲正是依據(jù)這一理論武器，依據(jù)文獻(xiàn)和銅銘曆日輕松推定出武王克商、成王去世的絕對年月日。后又相繼考定了成王繼位、周公攝政、成王親政、康王繼位與去世、穆王元年等等周初最重要的王年節(jié)點的絕對年代。進(jìn)而相繼排出了龔、懿、孝、夷、歷諸王元年，得到了一個相對可靠的西周年表，哲自名為毛氏西周斷代年表。

哲推定的西周年表可以修訂斷代工程結(jié)論的諸多錯誤。武王克商年不用說了，差距甚大，哲之結(jié)論有待大家檢驗。就算工程擬定的成王元年，雖然與哲的結(jié)論較為接近，卻明顯是可以看出存在錯誤的。工程以召誥曆日定成王元年為前１０４２年，是基于"召誥、洛誥"為同一年的認(rèn)識，且以為作于成王七年，實誤也。

對"召誥、洛誥"的曆日推算，哲取得的驗算結(jié)果和斷代工程是一致的，皆在公元前1036年。但據(jù)哲的研究，"召誥、洛誥"是作于＂成王親政始年＂，也即＂周公七年復(fù)子明辟之歲＂后一年。這個結(jié)論與傳統(tǒng)說法有別，可以修正人們對周初歷史的模糊認(rèn)知。傳統(tǒng)說法，都認(rèn)為二誥所記為成王七年事，實際是成王繼位后九年事，即周公反政次年。

事實上，成王繼位在前1044年，周公攝政在前1043年，反政在1037年，成王親政在前1036年，去世在前1008年5月1日?？梢钥闯?，周公攝政與成王元年并不在同一年。由于西晉竹書整理者對此不能理解，今本《竹書》中雖將成王元年正確排定在前1044年，但卻是將成王親政當(dāng)作了成王八年，因而與哲考定的有一年之差。

竹書紀(jì)年

為了便于與《竹書紀(jì)年》對照且敘述上的一慣性，因此哲擬定年表中，將前1044年定為成王繼位年（即武王喪年），將周公攝政1年蠡定為成王元年，與《竹書》同。故取成王親政廿九年薨，加繼位一年和周公攝政七年，實在位三十七年無誤。

由上也可以看出，今本《竹書紀(jì)年》材料有非常高的學(xué)術(shù)價值。從哲所擬定的西周斷代年表也可以看出，自穆王之前，基本和《竹書》記載近似，或差別不大。穆王之后，龔、懿、孝、夷、歷諸王元年與《竹書》所載有差別，但各王在位年數(shù)差距不大。從中也可以看出，或是司馬遷記穆王在位五十五年之說影響了西晉的竹書整理者，從而造成了穆王之后，各王元年的擬定有所偏差。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參照出土銅銘曆日加以修正。事實上，哲也是這么做的，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通過十五年趞曹鼎曆日在周懿王十五年的考定，直接否定了斷代工程定龔?fù)踉暝谇?22年之說。依據(jù)曆日推算懿王元年在前900年，也否定了工程定周懿王元年在前899年之說。通過虎簋蓋和鮮簋的曆日確定了穆王元年在前962年，通過據(jù)師詢簋曆日考定了周夷王元年在前876年等等。

斷代工程推定西周王年的七個支點分別是：（1）西周晚期吳虎鼎的研究，（2）晉候蘇鐘與厲王三十三年，（3）天再旦與懿王元年，（4）虎簋蓋的研究，（5）鮮簋與穆王三十四年，（6）靜方鼎與古本《竹書紀(jì)年》的昭王之年，（7）《召誥》、《畢命》歷日與成康之年。

可以說，斷代工程所依據(jù)的七個曆譜支點中，哲通過對其中三四個支點的曆日再次驗算校真，已經(jīng)得出與斷代工程迥然不同的結(jié)論。

這七個支點中，其中有一個就是靜方鼎。哲對此鼎留意也是很久，遲遲不下手研究，一是此鼎曆日中，雖然月份、日干支、月相皆有，但缺乏王年數(shù)值。雖然王世可以從銘文中大致推定，但因無一個可靠的西周斷代年表，則不能縮小王世所在的范圍。

另一個原因是工程雖然取靜方鼎為材料試圖還原周昭王年代，但也有學(xué)者懷疑此鼎為偽器，認(rèn)為不可用。王恩田先生就曾撰"靜方鼎銘文辨?zhèn)?#34;一文，提出了此鼎的十一項存疑之處，認(rèn)為"靜方鼎是利用商代晚期的方鼎，偽刻了昭王伐楚的銘文，認(rèn)為不能作為研究昭王南征伐楚的史料"。

李仲操也認(rèn)為，"未敢信其為真"。他是通過對銘中曆日著手考證，認(rèn)為"它與西周器銘曆日不類"，從而懷疑此銘為后人偽刻。

因此，要進(jìn)一步研究靜方鼎，首先要抉其真?zhèn)巍Ｕ\如王恩田、李仲操二先生所論，靜方鼎之形制和紋樣確實具有殷末周初之特征，卻有周代長文之銘刻。且銘文顯然非鑄造，乃是后刻，也難怪招人懷疑。

哲以為，彝器為商物以及銘文鑄造與否，倒不是判讀真?zhèn)蔚囊罁?jù)。周初銅器，很多屬于戰(zhàn)利品，其中有商代之銅器，也未可為怪。至于刻銘，很好的一個例證就是"新見Ⅱ簋"。李學(xué)勤先生曾作《新見Ⅱ簋與"周有八士"》一文以考釋。

哲已撰文指出李先生考釋之誤，且錯誤在于搞反了此銘始讀順序，實際應(yīng)從左起右讀。此簋所記史實為，武王五年十月辛卯朔，恰好遘遇帝辛祭祀日，武庚舉辦了肜祭儀式。周武王派周八士為武庚作了成套的祭祀彝器，并帶有王的賞賜物品來助祭。

新見Ⅱ簋,亦稱聽簋,子展簋.哲命名為王子祿父簋

哲將其命名為王子祿父簋。此簋屬于周武王的禮器，故鑄造時并無銘文。肜祭完成后，商人將此段史實追刻在此簋上。

哲認(rèn)為，靜方鼎的刻銘應(yīng)該是類似的情況。器物當(dāng)然是真器，蓋在商末周初鑄造。是屬于戰(zhàn)利品還是自鑄物，今已不可考。但可以推定的是，銘文屬于后刻無疑。故要判讀銘文的真?zhèn)危€需要由銘文自身來解決。

王恩田指認(rèn)銘文存在錯字、字形結(jié)體松散，大小不一、章法布局不似康昭世等等疑惑，這些其實都可以從銘文是鏨刻上得到解釋。唯王恩田、李仲操二先生都認(rèn)為銘文書例、曆日上存在諸多問題。這些導(dǎo)致困惑的地方，只能繼續(xù)從銘文、曆日上加以梳理。

如王恩田認(rèn)為不可解之四是，古人向以子卯為忌日，周王在"甲子"日發(fā)布師中與靜征伐楚國的命令，違背禮制規(guī)定。

哲倒是認(rèn)為，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以其無道被誅，后王以為忌日，蓋為史實。然"子卯不樂"，所忌者多為殷商、古夏之人耳。且銘中所記"甲子"，也僅是紀(jì)時詞語爾，非謂吉日。何況周王讓師中與靜是"省南國，相埶?"，而不是征伐楚國，并無違背禮制之處。

另王恩田認(rèn)為，"證以金文，...有甲寅者8件，甲午3件，甲申2件，甲戌8件。以甲子記時者，一條也沒有。"這一說法也是太絕對了。如六年召白虎簋就記有"隹六年四月甲子。王才...。"金文中以"卯"日為紀(jì)時詞語者，更是多的舉不勝舉?？梢?，此條證偽材料依據(jù)不足，自可排除。

剩下的，就只能辨析銘文以及曆日本身是否存在作偽。所幸哲已經(jīng)完整厘定了西周王年斷代表，且通過銘文曆日的考證，可以求出其所在的真實年月日。

李學(xué)勤生前對靜方鼎的曆日作過考證。其在"靜方鼎與周昭王歷日"一文中，推定銘文史實發(fā)生在昭王世。大體意思是認(rèn)為，靜方鼎曆日大致是在昭王十六年和十九年區(qū)間。如其在"近年出土文獻(xiàn)與中國文明的早期發(fā)展"一文總結(jié)說：

"古本《竹書紀(jì)年》及《呂氏春秋》、《水經(jīng)注》等書記載了昭王十六年伐楚，至十九年南巡，死于漢水的史事，有令簋、令尊與令方彝、中方鼎、中甗、中觶，以及近年出現(xiàn)的靜方鼎、甗，等等，很多青銅器，足以證實這一段令人驚異的歷史。"

李先生的這一論斷是存在問題的。且不說令簋、令尊與令方彝，哲已據(jù)曆日考證出其真實年代，分別是成王十六年和成王十一年。就拿靜方鼎的銘文敘事來說，哲認(rèn)為更像是周昭王早年經(jīng)營南土之事。周昭王經(jīng)營南土，非一年之功所能蹴就。銘文曆日亦表明了這點，哲為此反復(fù)比對，驗算，終于認(rèn)定靜方鼎所記史實發(fā)生在昭王九年和十年。

由于李學(xué)勤先生的學(xué)術(shù)地位和斷代工程首席專家的身份，他的這個推論影響了很多學(xué)者。如斷代工程結(jié)論就將靜方鼎曆日定為昭王十八和十九年。劉啟益先生也曾撰"靜方鼎等三器是西周昭王十六年銅器"一文，附說為昭王十六年事。其他學(xué)者采用類似觀點的也很多，不一一枚舉了。

要扭轉(zhuǎn)這些舊有學(xué)說和觀點，對此鼎銘文的正確釋讀和梳理，就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了。為此，哲將靜方鼎句讀釋文如下，并對銘文作下通俗的訓(xùn)解，以便更好地看懂和理解銘文。

【銘文】隹（維）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師中眔靜省南或（國），相埶?。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靜曰："俾女（汝）采，嗣在（曾）鄂師。"王曰："靜，賜汝鬯、旂、市，采：?。曰用事。"靜揚天子休，用作父丁寶尊彝。

靜方鼎銘文拓片

首句為紀(jì)時詞語，說的是王在何地何時下令。十月甲子，蓋指十月朔日干支。朔日為省文而不銘。省，視也。埶，爾雅：治也。?，唐蘭釋作位，或可商；黃益飛釋為"離宮之專字"，意思近似。郭沫若、于省吾等重申宋儒"?"乃"居"之舊說，釋讀為居。

哲以為，釋居為是。?字從廣從立，指可居人之大屋也。居，古文從廣從幾。幾，乃案幾也，可憑依蹲坐或箕踞。居處，比義連詞互訓(xùn)。故居，亦處也，在也。王?，即王之居處也。后世有王之"行在"一詞近似。

清華簡有楚居篇，歷數(shù)各代楚君楚王遷徙所在。謂居，則已言王之行在，本不必以"離宮"釋之。相，觀也。親視。相宅，擇地定居也?！墩僬a》有太保先行相宅。相埶?，指為王親自擇地建造行在。

后接"八月初吉庚申"句，蓋為下年事。不言次年，亦省文也。省南國暨相埶?，諸事繁雜。建行在雖比建宅要快，但也需數(shù)月乃成。十?dāng)?shù)月后方復(fù)命，蓋也合乎情理。《洛誥》孔傳有："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xiàn)所卜吉兆，來告成王。"此銘中所告類似。

"月既望丁丑"，顯然是指八月之當(dāng)月。王在審閱師中和靜二人所卜地圖及獻(xiàn)所卜吉兆后，八月丁丑日在成周太室召見靜，并賜采地、職服，賞靜"鬯、旂、市"物三品，乃命事也。靜答謝頌揚天子庇休，因而將此榮耀事刻錄到寶尊彝上，用以祭祀其父丁。

是銘中，有三段曆日，分處兩年。哲曾說過，凡帶有曆日敘事性質(zhì)之銘文，實與"文以系時"編年體史家記事方式同，"時不二指"乃清晰表述歷史事件最起碼的要求。銘文曆日只要年、月、紀(jì)時詞語、日干支俱全，所指必然是唯一。何況此銘有分處二年之曆日，可求無疑。

初吉，在月之二、三日。既望，在月之十六、十七日。丁丑距庚申相距十八日，似乎與哲所擬月相定點有悖。假定八月初吉庚申為月之初一（此乃早限），則既望在十八日。這也是王占奎、李仲操諸先生討論最多的地方。

李仲操是定既望在十四日，故其覺得此銘曆日錯的明顯，認(rèn)為它不是西周之物，屬于后人偽刻。王占奎先生則懷疑月字前或有奪序數(shù)辭，此既望或在九月，或在十月。哲仔細(xì)辨析過銘文拓本，應(yīng)無王占奎所說情形。

那么，該如何理解"月既望丁丑"呢？哲以為，當(dāng)理解為八月既望日后，干支為丁丑日的那天，王在成周大室。

首先從行文看，前既已寫明"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丁丑若指既望干支，則無需加月字。月字乃是累贅之舉，古人惜墨如金，蓋不至于如此。

其次，查詢?nèi)f方出土銅銘，凡"月既望"前必有序數(shù)辭。此銘"月既望"既然無序數(shù)，則不應(yīng)理解為八月既望的干支為丁丑。

文獻(xiàn)銅銘中常見有某日之后翌日、越數(shù)日的用例。如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此先言既旁生霸，后言越六日干支為庚戌，則知"既旁生霸"干支為乙巳。此銘中，"月既望"是定義丁丑與庚申為同月。結(jié)合銘文前述八月初吉庚申，丁丑自然相距十八日。初吉在初二、三日，則丁丑自然在月之十九、二十日。

因此，我們只要查詢比對下，能同時滿足十月朔日干支為甲子，次年八月朔干支為己未或戊午的年份，就是該銘的真實王年。查張培瑜《史歷朔日表》，可知該銘曆日唯一值在公元前973年及前972年。

以毛氏西周斷代年表校讎，則為昭王九年和十年。昭王九年十月甲子在前973年8月24日，是年為閏年。次年"八月初吉庚申"在前972年8月15日。前一日為八月朔日，干支為己未。庚申日為初二。八月小，初吉正在初二。

由此可論，靜方鼎雖為刻銘，然銘文非假。此銘曆日初看確實可疑，但只要理順了銘文真實意思，貌似不可解之處，實有合理的解釋。且哲還從來沒見到過，有哪位作偽者，能精通西周曆法如此，所造銘文曆日能與西周史實結(jié)合的如此彌合無縫的。從這點上看，亦可反證靜方鼎器銘皆不偽。

斷代工程是認(rèn)為，靜方鼎的"十月甲子"在昭王十八年，"八月初吉庚申"與"月既望丁丑"在昭王十九年。以穆王元年為公元前976年上推，昭王十八年為公元前978年，十月癸亥朔，甲子初二日；十九年為公元前977年，八月戊午朔，庚申初三日，合于初吉，丁丑二十日，合于既望。

然斷代工程將"十月甲子"擬定為初二日，毫無解釋，實無憑據(jù)。且把"丁丑二十日"說成是合于既望，有違一般人的常識。與傳統(tǒng)的既望日相距太遠(yuǎn)，難以服人。這樣的曆日推算，很像是為了彌縫自說而特意曲解。

工程斷代年表中，成、康王的在位年數(shù)，明顯是錯誤的，且已被出土銅銘堯公鼎所證明。那么擬定的穆王元年為公元前976年，顯然站不住腳。以一個錯誤的穆王元年上推所得的周昭王年代，又能幾分正確呢？

過去，哲據(jù)鮮簋曆日已推定昭王溺死于漢水，正在周昭王十六年。靜方鼎所記事件，顯然在昭王死于漢水之前，也在南宮伐虎方年之后。以毛氏西周斷代年表推算，是昭王九年和十年事，銘文史實與曆日密合，自有合理性，已經(jīng)接近或就是歷史的真相。

毛家小子天哲寫于浙江金華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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