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民族科學家趙輝)中華文明究竟是如何產生的？最初的中國究竟出生在哪里？這是中華民族走向繁榮富強、民族復興亟待解決的基本問題。

雖然“多元一體”的民族文化形成認識，成為當今的主流觀點，但其存在的許多無法自圓其說、違背人類文明形成基本規(guī)律的天然缺陷，使得這一認識并不能全面闡釋中華文明的偉大與頑強生命力，違背宇宙與自然的基本規(guī)律。就如宇宙是由一個原點爆炸而產生的眾多星球，而不是由許多星球的坍塌匯聚而形成的宇宙原點。人類不同類型的文明，只有沖突而很難融合，就如今天的世界各大人類文明不會融合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世界文化文明，只能相互認可、認同、接受、包容。

同樣，中華文明的形成并成為中國人民的共同文化，并不會由早期各地不同的文化所融合產生，而是由一地高度發(fā)達，符合各地區(qū)、各部落、各氏族人民的共同認同，也就是符合各地廣大民眾民族認同的文化，才能成為中華文明文化認同的共同標準，進而成為中國統(tǒng)一認同的中華民族文化。那么，產生最初的中華文化之地，形成最早中國民族文化認識的原點，究竟在哪里呢？

從目前中國歷史文化研究成果與中國考古研究成果來看，最早的“中國”來源有兩個：一是來自《詩經》中篇幅《民勞》，二是來自西周初期青銅器【何尊】銘文?！对娊洝っ駝凇分小盎荽酥袊?，以綏四方”“惠此中國，以為民逑”“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惠此中國，國無有殘”“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將最早的“中國”與“四方”“四國”“京師”“民族”“國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何尊】銘文中“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將“中國”與“乂民”“大邑商”緊密地關聯在一起。

從以上這兩處關于最早“中國”的可靠歷史來源看，“最早的中國”文化與人文思想，首先關注的民眾、民族、人民，只有把人民、民族的利益放到首位的地區(qū)、地域氏族文化，才是最早“中國”的文化原點，才是中華民族的原始文化。大禹治水，解人民于水患，“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國可得而食也”，“禹會諸侯于涂山”建立夏王朝，形成夏文化，成為華夏民族“獨樹一幟”的民族文化。大禹建立的夏王朝，成為中華民族文明歷史的標志，正是源于此。

中華文明的形成源于我們民族以人民大眾為天的內在精神，這種精神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內在本質，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命名永遠記錄在世界人類文明歷史中。因此，中華文明探源、探尋“最早的中國”的本質，就是探尋與“最早的中國”有著關鍵聯系的“四方”“四國”所在地！

《竹書紀年》記載“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薄叭?，遂伐奄，滅蒲姑（姑與四國作亂，故周文公伐之）”。關于“四國”的歷史文獻記載，多次出現于《尚書》《詩經》中，可見“四國”是一個有著具體所指的國家或為有著內在關聯文化的四個國家團體。對于“四國”的定義，歷史研究中有多種解釋或認識：1、指殷、管、蔡、霍，即周公東征平定的四國；2、或以為殷、東、徐、奄四國；3、一說“四方之國”；4、筆者的觀點，四國為由蒲姑、奄人、徐人及淮夷組成的文化地區(qū)。從《史記》的記載“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來看，周公東征的軍事目標與政治目標都已實現，建立了穩(wěn)定的西周王朝。“蒲姑、奄人、徐人及淮夷”反叛的所在地區(qū)都得到了平定，周公的政治任務就是安定“四國”的民眾，成為西周王朝社會穩(wěn)定、文化繁榮發(fā)展的基石。

因此，屢見于中國文獻典籍中的 “四國”為“蒲姑、奄人、徐人及淮夷”更符合歷史事實與歷史邏輯。這種歷史記憶在《詩經·破斧》篇中得到了具體反映：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方國，在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中是夏商時期的國家形態(tài)概念，方與國具有相同的概念或稱謂。夏商周王朝，皆是由眾多的方國所組成的統(tǒng)一王朝。夏王朝建立時，有一千八百方國；商末周初，只剩下八百方國。周公東征的軍事與政治目標，正是東方淮夷地區(qū)的四個方國“蒲姑、奄人、徐人及淮夷”，統(tǒng)一稱謂為“四國”或“四方”。

《詩經?破斧》真實反映了周公東征時，“四國”“四方”的三個不同感受或三個階段?！八膰腔省薄八膰菂拧薄八膰清佟?，四國由開始時的恐慌、到震驚、到臣服；周公對四國由開始的匡正、到感化、到安定安和。周公東征，由此實現了對淮夷地區(qū)“四國”的和平統(tǒng)治，淮夷“四國”由此實現了安定與繁榮，淮夷人民由此得到了穩(wěn)定發(fā)展?！对娊?民勞》對此進行了高度概括與總結：“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中國，以為民逑”“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惠此中國，國無有殘”“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展現了周公東征的輝煌成果，開啟了中國文化、中華文明的高速發(fā)展期。

周公東征“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中國，以為民逑”“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惠此中國，國無有殘”“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實現了淮夷人民四國的“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汔可小休”“汔可小息”“汔可小愒”“汔可小安”的軍事與政治目標，四國淮夷人民得到了休養(yǎng)生息、安定平安，東方“四國”諸侯集團與西周王朝實現了共和。

因此，探尋“最早的中國”，進行中華文明探源，只能在周公東征的淮夷地區(qū)“四國”范圍內尋找，因為這里才是最早的“中國”，才能實現“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雖然三千年的歷史變遷，已經將“最早的中國”之地、四國之地、“四方之國”變得越來越模糊，以致成為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之謎。但五千年延綿不斷的中華文化傳承并非空穴來風，中華文化以一種頑強的生命力、以一種被統(tǒng)治者忽略的方式，傳之后世。雖然在傳世文獻中我們無法再找到“最早的中國”的明確記載，但我們的民族、我們的人民、我們的民俗卻將這一段歷史文化傳承下來，以非地名的“四方湖”傳承下來。這就是淮河流域北淝河中游的四方湖，以及四方湖畔的古城遺址——這就是“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的“大邑商”四方湖古城、“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的四方湖古城。

綜上所述，探尋中華文明之源、尋找“最早的中國”，武王既克“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的大邑商，發(fā)下“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的誓言，才有了周公東征淮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的軍事行動與政治抱負。因此，淮河流域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遺址，以其豐厚的歷史文化以及豐富的民俗文化傳承，成為中華文明夏商周歷史的承載者，是中國歷史文獻與《詩經》文化中的“最早的中國”，是中華文明的搖籃與誕生地。（作者：趙輝 中國民族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