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內容的主旨是要拆分契與閼伯。

關于商族的來歷，《史記》是以一個神話講起的。

《史記·殷本紀》載：“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狈庥谏蹋n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yè)著於百姓，百姓以平?！?/p>

其實太史公的這段記載也是通過多個材料整理出來的，因為材料之間的沖突，太史公也只能含糊其辭地講故事，如太史公只說契的母親叫簡狄，并且又說簡狄是帝嚳的次妃，卻偏偏不說契是帝嚳之子，反倒要說契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言外之意就是契的親生父親并不是帝嚳。

商族譜系

太史公當然也是有苦衷的，因為他的《史記》不能與《詩》相抵牾，《詩》中沒有與帝嚳相關的記載，而關于商族的起源，《詩》中卻有明確的說法。

《詩·商頌·玄鳥》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這里的重點其實是“天”，“玄鳥”只是“天”的工具而已，也就是說，生商的并不是玄鳥，而是“天”，而“天”的神格即是“帝”。

《詩·商頌·長發(fā)》載：“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那么，這里的“有娀”顯然就是商族的始祖母，相當于姜嫄之于周族，但《詩》中并沒有指明“有娀”或“有娀之女”就是“簡狄”。

此外，上海博物館館藏的《戰(zhàn)國楚竹書·子羔》載：“契之母，有娀氏之女也，游于央臺之上，有燕銜卵而措諸其前，取而吞之， 娠三年而劃于膺，生乃呼曰：“銫（金）！是契也?！?/p>

在這個記載里，同樣沒有將有娀氏之女稱之為“簡狄”，但同《史記》一樣的是，也強調了有娀氏之女，那么，這個有娀氏顯然是一個氏族稱謂，也就是說，契的母系來自有娀氏，但父系卻不得而知，而這種“不得而知”通常與早期的母系氏族有直接關系。

像這種不講父系的上古傳說在漢代是行不通的，因為漢儒肩負著政治任務，需要去編織一個自黃帝開始直至漢代的正統(tǒng)的傳承體系，那么，夏、商、周三代就都有必要被編織進黃帝一族，于是硬生生地將商契之母（有娀氏之女）和周棄之母（姜嫄）都許配給了被認為是黃帝后裔的帝嚳，且把周族的始祖母排在前面，成為元妃，那么，契的母親只能屈居次位了。

同樣是受這種動機的驅使，漢儒整理的《禮記》顯然也并不都是可靠的。

《禮記·祭法》載：“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p>

同樣是關于祭法的記載，成書早于《禮記》的《國語》卻有不一樣的說法。

《國語·展禽論祀爰居》載：“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p>

比對《國語》，《禮記》的記載有明顯后人重新整理的痕跡，如“殷人”與“商人”之分，事實上，商族從來不自稱為“殷”，在先秦文獻中，也都是以“商”或“殷商”相稱，反倒是到了西漢，才習慣于以“殷”代“商”。

還有就是祭祀順序，祭祖是由遠及近的，但在《禮記》中，殷人的祭祀順序卻是：嚳、冥、契、湯，分別對應著禘、郊、祖、宗四個祭法，這顯然是把冥和契弄反了，相比之下，《國語》的舜、契、郊、湯才是正確的順序。

之所以弄反是因為在周代，的確是按禘、郊、祖、宗的順序進行祭祀的，但商代卻不一定也是這個順序，更可能就是禘、祖、郊、宗，并且自虞夏以來都是這樣的順序，直至周代才將“祖”與“郊”顛倒過來了，漢儒不明就里，以為自虞代開始就是禘、郊、祖、宗。

另外，后世學者面對《國語》和《禮記》的沖突時，大都選擇了后者，甚至因為找不到反駁《國語》的理由，有學者牽強而武斷地認為是《國語》誤將“嚳”寫成了“舜”，且自此成了定論。

事實上，商族禘祭的原本就是舜，而不是嚳！堯舜傳說也的確就是商族傳承下來的傳說，儒家源自孔子，宋國又是商族的遺民之國，那么作為宋國的后裔，孔子所講的祖先傳說自然就是商族的祖先傳說。

也就是說，契同堯、舜是密切相關的，《書·舜典》講契為舜的司徒，這還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那么，接下來我們再來講講閼伯，關于閼伯的記載，主要集中于《左傳》。

閼伯臺

《左傳·襄公九年》載：“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p>

首先我們知道，閼伯的職位是火正，而火正是早于堯舜時代的更古老的官職，最有名的火正應該是祝融，與帝顓頊時代相仿，其職位來源可能與人類早期保留火種以及刀耕火種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有關，到了堯舜時代似乎不再有火正一職。

這里需要補充一下的是，陶唐氏也是一個上古氏族，并不等同于堯，在《左傳》里，陶唐氏遠早于堯，關于陶唐氏和堯的關系我會在以后的文章中去討論。

此外，閼伯來自高辛氏。

《左傳·昭公元年》載：“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p>

那么，由以上兩條記載可知，閼伯出自高辛氏，擔任火正一職，而通過前面的論證可知，契出自有娀氏，擔任司徒一職，閼伯是陶唐氏時代的人物，契是堯舜時代的人物，兩者顯然完全不同。

那么，二者又是怎么被整合的呢？

這其實要從《左傳》的那句：“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來剖析，關鍵在于“相土”是誰？

關于相土，《史記·殷本紀》有載：“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顯然，按《史記》的說法，相土應該是契的孫子，兩者之間至少還有一個昭明，假如閼伯就是契，那么“相土因之”顯然就不成立了，應該是昭明因之啊。

關鍵在于怎么去理解“因之”，其實，我們可以同樣在《左傳》中查找“因之”的用法。

《左傳·昭公二十年》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p>

這段講的是齊國這塊土地的歷史，最早是爽鳩氏的土地，后來是季荝占據(jù)，再后來依次經(jīng)歷了逄伯陵、蒲姑氏，最后被太公占據(jù)，這里的太公指的就是周代齊國的開國君主呂尚，俗稱姜子牙。

所以，這里的“因之”其實是替代繼承的意思，而“相土因之”顯然也是這個用法，也就是說，相土占據(jù)了閼伯一族的商丘，并從來稱之為商，那么，“商”這個稱謂顯然是自相土才開始有的，因此相土很關鍵，于是《詩》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而相土的“爺爺”——契，其族群既不在商丘，也不被稱之為“商”。

商丘

那么，《史記·殷本紀》講契被“封于商，賜姓子氏”并不可信，也就是說，商族早期的確占據(jù)了商丘，但卻是自相土開始的，而更早的契并不來自商丘。

以上內容是為我們后續(xù)討論商族起源打一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