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的萎頓，風格依然存在！

2017年5月26日下午，得知江蘇省翻譯協會名譽會長、南京大學教授、著名翻譯家張柏然先生驅車西進，我十分震驚！我很難過，轉發(fā)這篇文章來表達我的悲傷。為張先生沉痛哀悼！祝張先生旅途愉快！

張柏然(1943-2017)，江蘇武進人。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政府專家特殊津貼獲得者(1993年至今)，高級翻譯(2011年9月23日獲中國翻譯協會表彰)。1966年從南京大學外語系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在此期間，他以富布賴特高級訪問學者的身份前往印第安納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比較文學和美國文明史。曾被評為南京大學優(yōu)秀研究生導師(1996)、江蘇省優(yōu)秀研究生導師(1996)。他曾是NTU外語系英語教研室主任和雙語詞典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江蘇省翻譯協會會長、名譽會長、中國詞典學會副會長、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翻譯理論與翻譯教學委員會主任、教育部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基地(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他還是《中國翻譯》、《中國外語》、《譯林》等期刊的編委，《現代外語》、《翻譯論壇》等期刊的顧問。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翻譯學、雙語詞匯學和語料庫語言學。

張柏然著有《翻譯研究》、《翻譯研究文集》、《面向21世紀的翻譯研究》、《翻譯研究新理論》等散文集，以及《翻譯研究叢書》、《大學翻譯研究叢書教材》、《大學英漢翻譯研究叢書閱讀》。2016年底出版《翻譯研究的質疑:對當前翻譯研究的新觀察和新思考》(與辛鴻雋合著)；參與翻譯《綠陰山——約翰·契弗短篇小說選》中的職業(yè)選擇、生活枷鎖、超載、大白鯊、死胡同、沸騰的群山、血的奧秘、人性、強盜等英美文學作品；出版了《關于建立中國翻譯研究的若干思考》、《中國傳統(tǒng)翻譯理論的審美辨析》、《翻譯本體論反思》、《當代翻譯美學反思》、《全球化語境下的翻譯研究》、《翻譯研究的建構:傳統(tǒng)取向與選擇》、《后殖民主義:翻譯研究的反思——后殖民主義理論對翻譯研究的啟示》、《西方現代翻譯學派的理論偏向》、《中國需要創(chuàng)建自己的翻譯學派》等。他對翻譯研究的興趣在于探討中國翻譯研究的學科建設與定位，以及古今中外的相關問題。他對翻譯研究的主要觀點是，建設中國特色的翻譯研究應以傳統(tǒng)和自身為基礎，放眼當下和西方，堅持翻譯本體論研究與跨學科研究相結合、科學與人文相結合的原則。

我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張伯然早在1997年就明確提出建立“中國翻譯學”，并認識到翻譯研究不是一種建立在嚴格邏輯體系上的科學活動，而是一種以價值建構和意義闡釋為目的的價值科學或文化科學。在他看來，中國翻譯學的建設應該以標準為基礎，也應該參考外部立場。既要注重共性，又要忽視特性。具體而言，中國翻譯學的建設應以本土語言、文化和思維方式為基礎，從本土語言和文化現實出發(fā)，描述翻譯實踐過程，并根據外語和文化的比較研究展開翻譯理論研究。為了在全球對話中建立中國翻譯研究的理論體系，首先要做的是結合當代理論，對一些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翻譯研究經典進行現代“還原和闡釋”。從其文化精神的核心出發(fā)，生成出了一套具有中國現代特色的翻譯理論。西方翻譯理論以西方語言文化為基礎，不一定具有理論普遍性。對西方翻譯理論的正確態(tài)度是結合中國翻譯研究的成果和翻譯現象，吸收和借鑒西方翻譯理論中描述翻譯共性的合理部分，而不是機械地照搬和應用西方翻譯理論模式。他主張尊重不同翻譯傳統(tǒng)的差異，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尋求普遍性，即從東西方翻譯理論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世界翻譯理論。他指出，中國翻譯學和純翻譯學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前者是特殊性，后者是普遍性，兩者是對立統(tǒng)一的辯證關系。注重翻譯理論的中國特色并不意味著放棄對普遍性的追求；同樣，強調純理論也不應該以犧牲特殊性為代價。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立足于本民族的語言、文化和翻譯傳統(tǒng)，借鑒和學習外國翻譯理論，超越東西方文化的沖突模式，努力發(fā)展自己，才能真正參與國際對話，為構建多元、互補、平等、和諧的世界文化景觀做出應有的貢獻。

他指出，構建“中國翻譯學”，處理好翻譯本體論研究與邊緣研究的關系，不僅要堅持翻譯研究的跨學科研究，還要保持翻譯研究的獨立學科意識。翻譯涉及三大關系:文本、譯者和讀者，并綜合了語言、文化、哲學和審美心理等多種因素。它是一門多學科、綜合性的科學。翻譯學的建立是利用語言學、文化學、美學等學科對文本進行研究；并且從心理學、美學、哲學等角度。針對20世紀以來翻譯研究“譯者研究系列”、“翻譯研究系列”和“讀者研究系列”的靜態(tài)劃分，他從哲學本體論的角度指出，翻譯活動的存在使這三個系列形成了一個有機而完整的翻譯板塊， 并認為翻譯本體論的重建將“活動”視為翻譯生態(tài)的根本存在，形成了豐富的“活動”。就翻譯本體論研究和文化研究而言，他主張從翻譯本體論的角度看文化邊緣，進而從文化邊緣看翻譯本體論的互動研究。 就翻譯的跨學科性質而言，他認為跨學科研究不能模糊翻譯學的外延和邊界，這導致了翻譯本體論研究的解構。他批判地指出，西方現代翻譯的語言學派和文化學派都有自己的理論偏向:語言翻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使翻譯科學化，但由于該學派要么把翻譯研究作為自己研究結構主義語言理論的方式和手段，要么在結構主義語言觀的關照下對翻譯過程進行靜態(tài)的語言分析，其過度的功利主義容易導致翻譯理論學科的解體；然而，文化翻譯研究將翻譯研究與媒介研究、文化學、比較文學等緊密聯系在一起。，并且過于注重翻譯研究的宏觀和周邊方面，使得翻譯研究的結論驗證或補充了相關學科的結論，導致翻譯研究作為一門學科的界限模糊。這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西方翻譯理論的特殊性和局限性。翻譯學的良性發(fā)展不僅要保持翻譯本身的獨立性，還要結合其他學科的相關理論進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

他認為“中國翻譯學”的建設必須堅持科學與人文相結合的原則。對翻譯內在規(guī)律的抽象和形式化描述使翻譯研究具有自然科學的屬性；同時，由于翻譯是一種涉及面很廣的社會現象，對翻譯的社會性、實踐性和主體性的研究使翻譯研究具有人文屬性。在翻譯研究中，一方面，我們應該警惕盲目追求精煉而忽視抽象和綜合的科學傾向。翻譯研究中的語言是一個充滿靈氣和智慧的生命代碼，翻譯活動也是一個跳動生命旋律的動態(tài)過程。背離翻譯的人性必然會簡化翻譯研究。另一方面，我們應該避免用翻譯研究的人文性來否定翻譯研究的科學性。由于翻譯研究的人文性，我們不能認為翻譯研究中的任意性、重復性和低效勞動是合理的，也不能認為傳統(tǒng)的翻譯研究方式是完美的和美麗的。建立中國翻譯學，必須堅持統(tǒng)一。

張柏然也是我國著名的雙語詞典編纂家，在詞典理論研究和詞典編纂實踐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峨p語詞典研究》和《雙語詞典論文集》主編。在《論雙語詞典(編纂)》、《語料庫與雙語詞典編纂》、《讀詞典后的思考》、《新時代英漢詞典編者按》、《論翻譯詞典的特點與釋義原則》等文章中，他強調雙語詞典編纂要獨立、原創(chuàng)，主張在中國語言文化語境下編纂英漢雙語以滿足英語學習者和工作者的需求，他認為不可能以英語單語詞典的趨勢為藍本。只有根據中國人學習英語和使用英語的特點，我們才能繼承中國雙語詞典編纂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吸收國內外語言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分而大膽地借鑒他山之石，特別是起源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英語學習詞典的編纂經驗，從70年代以來的編輯角度順應國際詞典的發(fā)展趨勢。另外， 他主張詞典編纂應充分利用語料庫，并親自主持建立了“南京大學英漢語料庫”和“英漢雙語詞典計算機編纂軟件系統(tǒng)”。 2004年他主編的《新時代英漢大詞典》就是這種理論認識的產物。這部英漢詞典在術語選擇、釋義、例證、現代英語實際應用描述、編纂手段現代化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創(chuàng)新，為當代英漢詞典的編纂提供了典范。該詞典曾獲江蘇省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教育部第四屆人文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語言學二等獎、中國出版集團優(yōu)秀詞典獎，并被列入“南京大學改革開放30年來最具學術影響力的優(yōu)秀成果名錄”。此外，他還編輯出版了《英漢大百科知識詞典》、《當代口語詞典》、《最新高級英語學習詞典》、《英漢五萬字詞典》、《牛津英漢大詞典》。

——摘自方夢之主編《中國翻譯研究詞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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