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精英斗爭與國家理論——《國家與權力》中文版序言

第一，國家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變量

查爾斯·蒂利曾斷言，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現代國家的發(fā)展是現代史上最重要的兩件事。[1]盡管如此，前者似乎更受關注，學術界相關的筆墨爭論仍在上演。相比之下，自古典理論時代以來，社會科學一直缺乏獨立的國家理論。馬克思和韋伯都把現代國家的興起看作是一個更本質的核心機制衍生出來的副產品。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國家無非是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服務的工具，代表資產階級進行階級統治；韋伯將現代國家等同于職業(yè)官僚，這可以類似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現代科學制度，都是新教倫理孕育的理性秩序不斷擴張的結果。二戰(zhàn)后，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場所轉向了美國，美國社會對國家的普遍敵視阻礙了對國家本身的細致分析，更不用說把國家放在歷史比較的視角了。在社會學中，帕森斯和馬克思主義者都對國家持功能主義的解釋。唯一的區(qū)別在于國家是服務于社會制度整合還是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工具”。在政治學中，過度關注特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實際上是在消解國家。很多時候，國家似乎被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選民、政黨滲透或俘獲，只作為一個冷漠的背景存在。換句話說，在這些研究中，國家既沒有獨立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能量，也不能改變政治利益的具體結構，也不是獨立的社會科學變量。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福利國家的發(fā)展和歐美的政治經濟危機催生了新的理論潮流。首先是新馬克思主義陣營對國家的重新認識。普朗茨和許多后來的學者率先提出，國家并不總是階級統治的簡單被動的機器。1969-1970年間，米利班德和普蘭查斯兩位馬克思主義者在《新左派評論》中也就國家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作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3]后來，杰索普綜合了這場爭論，提出國家作為一套系統不是鐵板一塊的，它的組織形式和功能不是預先給定的，而是在具體的階級間政治斗爭中不斷重構的。由于歷史和社會的偶然因素，國家權力反映了復雜的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因此它并不總是代表資產階級，也不能總是維護資產階級的霸權。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建立了自己的體制結構和各種社會基礎，從而獲得了相對的自主權和獨立于經濟領域和民間社會的地位。[4]雖然馬克思主義學者在這次關于國家的討論中避免了決定論和還原論的弊端，但他們也指出，階級斗爭不是獨立于國家，而是改造國家，但這一原則仍然與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問題聯系在一起，并沒有激發(fā)高質量的實證研究。

另一方面，一些從事比較歷史研究的學者似乎對同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1985年，斯科特波爾等學者在《復興國家》一書中提出，以往的思想，無論是多元主義、結構功能主義還是新馬克思主義，都是以社會為中心討論政治權力，這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國家的自主性和能力。因此，他們主張轉變研究范式，轉而以國家為中心進行分析。[5]國家的自主權來源于其獨立的行政資源、信息渠道和治國專業(yè)知識。因此，國家并不總是代表領導階級的直接利益，而是維護總體政治秩序，促進經濟發(fā)展。另一方面，國家的結構和制度將反過來塑造社會，影響政治集體行動的形式、政治團體的形成和政治問題的具體話語。蒂莉在本書中呼應了這一觀點，然后詳細研究了現代歐洲國家的崛起、社會運動的形式、民主制度的起源和發(fā)展等問題，并進一步解釋了國家形成關鍵時期的結構性因素(如資本密集型或強制力密集型)，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制度如何長期影響社會，如何塑造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模式。[6]早些時候，邁克爾·曼還具體分析了民族自治的起源、機制及其對社會的影響。他的觀點在某些方面更加深入和精確。他不僅指出國家的自治既依賴于專制權力，也依賴于基礎設施權力，而且提出了國家建立的基本制度權力如何在社會中耗散以及國家和社會如何相互加強的歷史運動?；谶@個原因，“一個國家強大的社會比一個國家力量薄弱的社會具有更強的生存能力。”馬克思主義者和比較歷史學者對國家的相對自主性達成了共識，盡管他們對國家的性質有不同的理解。這種理論轉向是否足以構成研究范式的轉換當然是見仁見智，但有兩點對后續(xù)的實證研究有深遠的影響:一是國家可以以其不同于其他社會組織的資源、利益、制度構成一個獨立的領域，是一個需要打開的黑箱；此外，國家作為一個獨立變量，進一步塑造了社會和政治進程的各個方面。這兩點對中國學者和讀者來說似乎不言而喻，但對于議會民主中的社會科學家來說，這確實是一個非常近期的學術趨勢。

[7]

這本書的作者理查德·拉赫曼與這兩種學術傳統有著深厚的淵源。20世紀70年代畢業(yè)于普林斯頓大學。當時，激進的學生運動在20世紀60年代達到頂峰后已經消退，但馬克思主義仍然是學術界，特別是社會學的重要思想資源。拉赫曼早年曾多次提到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也通讀了安德森、沃勒斯坦、普蘭查斯和米爾斯的著作，后面會提到。時至今日，他仍欽佩馬克思著名的歷史評論《路易·波拿巴的霧月18》。其中，專制君主利用各種精英與社會階層的僵持來建立權力，極大地刺激了他對國家與精英理論的反思。后來，在哈佛社會學系攻讀博士的經歷進一步拓展了他的視野，史考契伯、帕吉特等歷史比較研究學者也以言傳身教，促使他尋求不同的理論路徑，形成自己獨特的精英斗爭視角。他的前兩本書[8]主要圍繞蒂莉說的第一個問題，即資本主義是如何在現代西歐興起的；這本書和他目前關于美國霸權衰落的寫作更關注第二個問題，回歸國家本身。

二、什么是國家？

說到國家這個宏大命題，我們又不得不面對定義的問題。當然，定義本身不能也不需要涵蓋一切，只是服務于理論發(fā)展和經驗安排。

韋伯首先將國家定義為“在特定領土上對合法使用暴力擁有壟斷權力的組織”[9]。而蒂莉則進一步認為，國家是“一個具有強制力的組織，它不同于(底層)家族和宗族組織，在某些方面對一個實體領土內的所有其他組織具有支配權力”。[10]但是，韋伯和蒂莉定義的國家顯然不能排除歷史上的許多政治組織形式，包括拉克曼在第一章中所涵蓋的前現代政治組織形式，如城邦、帝國和封建主義。這本書所致力的是16世紀開始從西歐崛起的“現代國家”?，F代國家崛起后，權力的觸角幾乎延伸到經濟政治的各個方面，社會按照新的邏輯進行重組。從最表面的制度安排來看，現代國家可以概括為以下特征:

1.資源和權力高度集中，國家中心能調用的資源和強制力遠遠超過歷史上的政治組織，直接從中間代理人以外的個人手中攫取資源；

2.有一系列的職能分化體系和相應的人員配備，通常是通過現代官僚組織起來的；

3.壟斷強制力，有依靠征兵制度，由國家財政供給的常備軍；

4.在特定領域行使主權，壟斷立法、司法和其他形式的規(guī)則制定和執(zhí)行的權力，并以武力壟斷為后盾。

當然，“現代國家”也可以從功能、制度、結構等不同層面進行分析，不同國家理論的側重點自然不同。如上所述，馬克思主義者將國家視為統治的工具，顯然將其分析集中在功能層面，因此普蘭查斯批評了米利班德等人的“功能主義”傾向。然而，在歷史比較的實證研究中，斯科切博等人實際上將國家理解為一系列歷史語境中的特定系統/組織。這無疑是在用韋伯來解決馬克思的毒瘤，但對制度的關注導致了斯科切博陷入太多的歷史細節(jié)，所以她始終沒有脫離事后支離破碎的局部解釋，在理論上也沒有取得足夠的成就。[11]蒂利對國家在具體運作過程中的認識也是系統化的，但他卻能夠逃離歷史研究，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國家形成一般理論。此外，斯科羅·內克和卡彭特[12]等學者進一步關注了國家內部的官僚主義，走了一條更韋伯式的道路，似乎對其他政治行為者關注不夠。

相比之下，拉克曼對現代國家的特征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補充，即5)只有原始的獨立精英進入國家，將自己控制的制度資源帶入國家，國家才能擴大權力，成為現代社會的利維坦，取代其他社會中間組織。這樣，現代國家之外幾乎沒有獨立的精英群體，也沒有獨立的權力中心來挑戰(zhàn)國家的權威。結果，國家能夠深入社會并向外擴張，而古代帝國和城邦則逐漸被迫重組為新形式的現代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前現代社會的舊精英們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精英要么被淘汰，要么通過與其他精英的政治妥協進入國家，要么被收買或閹割為附庸。精英斗爭的具體結構將極大地塑造國家的能力、制度和內部權力關系，也塑造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包括國家的自治和精英與國家內部其他社會階層的關系。盡管如此，精英進入國家后，并不意味著精英斗爭的結束。精英可能放棄制度資源，但也可能獲得新的制度資源；舊的精英可能會被淘汰，但新的精英總是在成長。因此，現代國家仍然面臨分裂和崩潰的危險。這只是現代社會的系統性風險之一，也是災難、戰(zhàn)爭和動蕩的根源之一，尤其是對不發(fā)達國家而言。

拉赫曼對現代國家的理解是結構性的視角。國家不僅是職能的組合，也不限于特定的制度和組織；首先，國家是一個領域，一個權力斗爭和整合的領域。關鍵因素始終是國內精英關系的結構——也就是說，是只有一個精英統治局面，還是兩個或更多精英處于聯合或斗爭狀態(tài)。這種結構極大地制約了國家的實力和自主權。而國家的具體職能和制度永遠是第二位的，很大程度上是由精英結構決定的。所有這些對國家的透視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重大修正，而且避免了歷史研究中歷史事實的糾纏，使不同的國家形式在跨國和跨時維度上清晰可操作，也可以深入分析國家在塑造民族和公民、促進經濟發(fā)展、構建民主制度和現代福利制度方面的政治邏輯。這就是拉克曼希望通過這本書展示的方法。

第三，精英斗爭理論

在探索如何從這種結構性精英視角研究國家之前，讓我們回顧一下拉克曼的精英斗爭理論，考察一下他的理論淵源。

首先，拉克曼始終認為，精英——而不是馬克思眼中的無產階級，甚至是中產階級、職業(yè)團體或職業(yè)官僚——是推動歷史的主要代理人。所謂“一種精英”，在他看來，“是一個統治者群體，占據著一個獨特的組織，具有從非精英社會群體中開采資源的能力”(Lachmann 1990:401；2000:9)。如果統治者階層中的一些個人或團體在這個組織的運作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或者可以隨時創(chuàng)建自己的獨立組織，那么他們就可以被視為這個精英階層的一部分。相反，如果他們依附于其他精英的組織，或者在剝削低層資源的過程中被其他精英排斥或邊緣化，他們就不能也不會再是獨立的精英。所謂“精英斗爭”，就是精英試圖攫取敵對精英的組織，并為自己所用的過程。在這本書的第二章，拉赫曼詳細描述了中世紀各種精英是如何在不同地區(qū)作戰(zhàn)的。其中最重要的舊精英包括擁有各級土地的貴族、高級教會神職人員、新城市貴族和專制君主等。他們擁有獨立的資源攫取系統。而資產階級則是一個或者幾個比較新的精英。他們生長在舊精英斗爭的夾縫中，并不是現代西歐國家形成的主角。[13]比如當代美國的工業(yè)精英和金融精英也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兩種不同的精英。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們繼續(xù)對峙，后者最終全面獲勝，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空美國工業(yè)的集中化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14]其他作者對精英也有類似的定義。比如佩奇以四個拉美國家為例，說明咖啡種植行業(yè)的精英和后加工行業(yè)的精英大概是兩種互相爭斗的精英。[15]

拉赫曼的精英觀不僅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階級觀有關，而且有很大的修正。有些精英可以說是所謂“統治階級”的一部分(這自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往往是階級的一部分。比如上面說的工業(yè)精英和金融精英都是資產階級，但往往是兩種互相敵對的精英。馬的理論框架認為，統治階級永遠是鐵板一塊，而政治斗爭和歷史演變一般是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展開的。相比之下，拉赫曼指出，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即不同精英之間的持續(xù)斗爭，是政治斗爭的主要戲劇。只有在精英斗爭打開了結構性的權力缺口，提供了非常規(guī)的政治機會之后，其他被統治階級才走上歷史舞臺，這主要是通過與某些精英結盟來實現的。另一方面，精英的統治依賴于一定的生產關系，但在很多情況下，精英本身的實力和他們所控制的組織反過來決定了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相對獨立于生產力的變化。[16]因此，歷史上精英關系和階級關系是交織在一起的，但精英關系往往支配階級關系，而不是相反。

也許最發(fā)人深省的是，拉赫曼指出，精英關系的結構比其具體形式和歷史內容更重要。簡而言之，一旦最后一輪精英斗爭消除了精英之間的分裂模式，允許一個階層的精英壯大，他們就擺脫了敵對精英的約束和威脅，迅速成長，甚至足以挑起不同的利益集團相互斗爭[17]，加倍剝削其他社會階層，恢復壓迫性的社會關系和生產關系。如果精英斗爭繼續(xù)，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精英繼續(xù)對抗，精英之間的內耗必然會增加。斗爭各方應暫時放松和剝削其他階級，開辟政治機會，向下或向外尋找盟友，防止自己在政治軍事斗爭中在后院起火。比如第二章，拉克曼比較了英法兩國近代國家的形成時期。英國就是所謂的“橫向專制主義”——天主教會的精英力量被排除在英國之外后，教會的權力和財產被英國國王和當地世俗地主攫取，形成了雙重精英結構，于是雙方長期互相牽制，形成了相對溫和的社會生產關系；而法國則是“垂直專制主義”——專制君主成功地采用了稅包、賣官銜的制度來控制國內其他精英，挑起他們互相爭斗，爭奪有限的官位和稅源，從而大大強化了王權，進一步強化了底層的剝奪和壓迫，最終引發(fā)了比英國更激烈的革命。這樣，任何精英的政治權力都是相對的，始終取決于他們所處的精英關系的宏觀結構。

如上所述，從思想譜系來看，拉赫曼的理論吸收了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與歷史比較研究的新因素，但就“精英斗爭”的核心研究范式而言，也有特定的社會學思想資源。意大利學者莫斯卡和帕累托尖銳地指出，統治階級的命運取決于他們自己。[18]但是，他們都缺乏系統的精英理論，沒有研究精英權力的來源。此外，米爾斯的精英研究也影響了20世紀后美國社會學的一代人。在未來將成為社會學經典的《權力精英》中，米爾斯區(qū)分了美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精英，從而第一次明確指出了不同精英的組織基礎。他還提出精英如何通過建立制度渠道來吸引低層盟友，從而增強自身實力。[19]顯然，拉克曼將這些零碎的解釋融入了他的精英斗爭理論。在過去的30年里，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導致了美國政治和社會各界精英研究的迅速衰落。有一些有趣的討論，但“網絡研究”的框架從未逃脫。拉赫曼的理論可謂自成體系。此外，一些學者，如Higley，強調精英視角，但缺乏長遠的歷史視角，局限于民主化。[20]

四、精英斗爭與國家理論:利弊

這本書是從精英斗爭的角度審視國家的演練，包括國家的起源(第二章)、國家與公民的關系(第三章)、國家與經濟發(fā)展(第四章)、民主與社會福利制度(第五章)、國家崩潰的例子(第六章)、國家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的未來走向(第七章)等等。總的來說，這個模型是一個比較簡單的理論核心，但是它有相當大的張力和解釋力，雖然有很多固有的局限性。拉克曼在這本書的每一章都提供了詳細的文獻綜述，并指出了現有文獻無法解決，而精英斗爭理論可以更好切入的研究問題，比如特定的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為什么會在某個歷史點發(fā)生變化，是哪些政治行為者推動的？這些主體在什么樣的結構性約束或機遇下采取政治行動，采取了什么樣的動機和利益？為什么國家體系會有如此顯著的差異？而新的國家權力結構、制度和政策最終形成，甚至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化，新的社會階級和階層的興起，是行動者理性算計的結果，還是斗爭的意外后果？

相比之下，20世紀80年代以來流行的歷史制度主義[21]比靜態(tài)比較國家和制度差異的時間更長，但它總是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在強調“路徑依賴”的同時，不能很好地解釋歷時性的制度變遷，只能求助于對“批判的六月”和外部沖擊的解釋，因此不足以理解現代國家的起源、發(fā)展甚至崩潰。然而，蒂莉等人的比較研究考慮到了制度和結構，更加成熟，也探索了歷史的突變問題。然而，像歷史制度主義一樣，它缺乏對特定政治行為者的關心，特別是他們的動機、利益和結構性約束。另一方面，在美國政界占主導地位的理性選擇制度理論[22]更注重主體的利益和理性選擇，而國家作為一套復雜的制度和結構，此時被簡化為一套激勵機制，理性的政治參與者只是面對這些激勵機制進行計算和選擇。另外，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往往具有很強的初始假設性(如國家是資本主義階級統治的工具)，對階級關系和政治斗爭具體過程的理解相對簡單，容易陷入各種本質主義。

相比之下，精英斗爭理論首先是一種善于應對變化的理論。無論是國家之間的差異還是歷時性的制度變遷，都可以用精英關系和密切相關的階級關系的不斷變化來解釋。例如，在比較現代國家形成的不同路徑、國家在促進經濟發(fā)展方面的成敗、民主政治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家特征時，拉克曼指出，精英關系的結構差異是最本質的關鍵因素，精英結構的調整是在關鍵點上對外部沖擊和內部突變都起作用的具體機制。而“制度”的細節(jié)只是一個中間變量，并不存在某些歷史制度主義者所想象的巨大慣性。一旦精英結構面臨重組，制度變遷隨之而來。此外，拉赫曼的理論也為政治過程中的行為者保留了足夠的空空間。各類精英如何審時度勢，不斷參與政治斗爭或做出妥協，為什么要進入國家，或者逐漸承認群眾的民權、政權和社會權力[23]，這也是他理論的重點。然而，與理性選擇理論不同，拉克曼更關心精英的理性行為如何受到結構性因素的制約，最終構建的制度或政治模式往往是他們相互斗爭后意想不到的結果。其實理性選擇理論大多只有單一的邏輯，缺乏必要的歷史感，所以在解釋多樣性和歷史時機為什么是這樣的問題上不如精英斗爭理論。最后，正如本文多次提到的那樣，拉赫曼的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有許多重要的發(fā)展，如從階級斗爭到精英斗爭的轉變，從精英的同質性到多元化，從歷史決定論到對偶然政治過程的承認等。

精英斗爭理論雖然是打開國家黑箱的理論工具，但其固有的局限性不得不在這里提出。首先，在現代政治日益走向大眾政治和福利國家的時代，所謂的“統治者”并不能具體指，而“大眾”的權力通過民主化等制度安排不斷強化，精英之間、精英與其他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由于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越來越復雜，我們很難用拉克曼的“組織”標準來識別精英群體，劃分不同的精英。事實上，他本人在實證研究中并沒有詳細說明定義和識別的過程，而且他經常含糊不清，因此很容易陷入一種同義反復。此外，政治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社會運動的興起也使得以單一主權國家為單位分析精英結構和階級關系變得非常局促。

其次，精英理論仍然是中檔理論[25]。關注具體的精英政治斗爭確實帶來了歷史的不確定性，可以容納多樣性，但并不意味著要放棄那些傳統的宏觀變量，比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技術進步、文化變遷等。最終還是要回答，到底是哪些宏觀變量，以何種方式改變了精英結構，從而決定了國力的強弱和國家制度的具體形式。這是中層理論的一個內在問題:一方面找出了具體的機制，避免了宏觀理論的決定論，敘述的邏輯鏈條更緊密，但另一方面要結合宏觀理論已有的研究成果。這類似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學中流行的“網絡”研究。但網絡畢竟只是傳統變量的一個扭結點，社會學家還是需要專門研究網絡上不斷流動的權力、資本、身份。當我們用精英斗爭理論來打開國家具體政治進程的黑箱時，最終會回歸到這些傳統的變量，與現有的宏觀理論尋求相互幫助。

最后，“文化”在拉赫曼的民族研究中處于從屬地位。在他看來，文化、宗教和意識形態(tài)是建立政治聯盟的工具之一，它們通過建立和維持政治聯盟的過程來表達:“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在尋找盟友和維護共同利益方面比簡單的理性計算更可靠和迅速...政治盟友用文化和信仰表達彼此。他們把自己的生命、家庭、宗族、政黨或政府的未來押在這個政治聯盟上……文化是一套建立共同利益的既定思想和做法，用來防止政治盟友相互背叛，鼓勵政治盟友為共同事業(yè)投入人力和物質資本”(Lachmann 2000: 237-8)。同樣，在本書的第二章，拉克曼也批評了韋伯的文化論證。在他看來，新教的追隨者不是單純受教義的啟發(fā)，而是完全受文化力量的影響。他們通常只是試圖做出姿態(tài)，在政治上與舊天主教精英和教廷決裂。[26]這種對待文化的方式顯然過于粗暴。事實上，國家在政治、制度和政策上與文化因素深深交織在一起。如本書所涵蓋的“民族主義”，戰(zhàn)后的“發(fā)展主義”，以及最近的“新自由主義”，都不是國內精英可以輕易操縱的意識形態(tài)工具。相反，這些思想深刻地塑造了精英對政治利益和價值觀的認知，也影響了國家制度的形成。

自20世紀80年代社會科學的“文化轉向”以來，一些北美政治學者采用了“話語制度主義”[27]或“建設性直覺主義”[28]的方法來研究國家的具體政治進程、制度建設和政策制定，充分重視話語、思想和文化的獨立作用。其中，最杰出、最細致的歷史研究著作包括霍爾關于凱恩斯主義如何在各國轉化為政策的研究[29]，格爾斯基關于新教倫理如何發(fā)展了“管制”(紀律)這一政治技術的討論，這反過來又影響了西歐現代國家的形成[30]，施密特關于當代歐洲國內政治話語如何導致政策分化的討論[31]，多賓關于各國政治文化如何塑造各自鐵路產業(yè)政策的研究[32]。這些作品中的許多作品也涉及到精英、思想和制度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這與拉克曼的觀點形成了有益的對比。

動詞 （verb的縮寫）精英、國家與當代中國

當然，無論是拉赫曼的書，還是文中提到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基于西方近代史和東方國家(如日本)的有限歷史。如果放在中國的語境來看，這些理論會立即引發(fā)一系列問題，比如中國在什么時候建立了一個類似于西歐理想型的國家，什么時候“唐宋時期”主要精英被國家馴服，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得到初步完善的歷史時刻，什么時候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一個名義上的現代主權國家，或者是1949年后共產黨統一中國，進一步完成國家建設任務之后。這是一個有爭議的理論論證，拉克曼的專著并不能給出相關的實證建議，但他提供的各種理論資源可以有效地把我們引入權力的黑箱，帶領我們研究一些力所能及的當代和歷史問題。目前，國內許多政治學研究進入行政和政策層面的速度過快，成果往往有限。有必要回到“中層理論”，探索國家內部的權力結構、精英與其他社會階層的關系，探索主要政治行為者在制度建設和政策形成過程中如何互動。

但在目前中國政治秩序還在演變，新舊政治資源重疊的情況下，研究者如何識別不同的精英，進而描述精英關系的結構？一方面，中國的情況與許多前社會主義國家相似。黨內不同派系往往控制著不同的國家部門和垂直資源體系，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精英，也可以用精英斗爭理論來分析。這同樣適用于社會主義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和當前的政治變革。在美國學術界，薩基里尼、伊爾、施賴弗和特里斯曼等學者考察了東歐和俄羅斯轉型前后精英結構的變化，以及轉型過程中精英與其他社會階層的互動[33]。唐佐、安德魯·內森、李成、約瑟夫·菲史密斯、維克多·施、巴里·諾頓等。，對中國黨內精英的研究也很豐富，雖然他們的許多作品停留在實踐層面。如果我們能夠將這些實證研究與拉赫曼更系統的精英與國家理論相互借鑒，或許可以為中國政治學的研究開辟新思路。

另一方面，中國過去30年的市場改革培養(yǎng)了基于私營經濟部門的新精英。雖然國家以各種政治、經濟方式羈絆這些新精英，企圖讓他們進入國家權力體系[34]，但這兩者未來會如何互動，會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后果，似乎不好說。此外，國有經濟部門經歷了上世紀末的“抓大放小”政策和SASAC執(zhí)政時期的兼并調整后，實際控制權出乎意料地大大增強。這使得國有企業(yè)的管理層極有可能或已經成為一種新型精英，與其他國家的精英競爭[35]。這些精英群體之間的互動無疑是探索中國未來政治走向的重要變量之一。

綜上所述，拉赫曼的《國家與權力》是對現代國家研究不同領域的相對完整的總結。他批判性地綜合了豐富的理論資源，適合作為政治學、政治社會學和國家理論的中高級教材使用。同時，拉赫曼獨特的精英斗爭理論也是國學研究的重要視角之一。在每一章的后半部分，他為國家權力結構的分析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實證例子，這有助于我們觀察和解釋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政治進程是如何發(fā)展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變化的，政策是如何演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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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1]查爾斯·蒂利，“作為有組織犯罪的戰(zhàn)爭制造和國家制造”，載于《把國家?guī)Щ貋怼?，編輯。P.B. Evans，D. Rueschemeyer和T. Skocpol(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5)。

[2] R. Lachmann，《國家與權力》(英國劍橋:政治，2010年)，第26-36頁。

[3]見馬丁·卡諾伊，《國家與政治理論》，第11卷(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新澤西州普林斯頓，1984)，頁104-107。

[4]鮑勃·杰索普，《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馬丁·羅伯遜牛津，1982)。

[5]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魯什邁爾和塞達·斯科波爾，《把國家?guī)Щ貋怼?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5年)。中文譯本由三聯書店于2009年出版。

[6]查爾斯·蒂利，《脅迫、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0年》(劍橋:劍橋，巴茲爾·布萊克威爾，1990年)。；查爾斯·蒂利和伍德，《社會運動，1768-2008》(密歇根:范例出版社，2009年)；查爾斯·蒂利，《民主》(劍橋，馬薩諸塞州:劍橋大學出版社，2007年)。

[7]它首先發(fā)表在《歐洲社會學檔案》，第25卷，1984年，第185-213頁，然后被列入邁克爾·曼的《國家的自治權力:其起源、機制和結果》，載于《國家:批判概念》，第二版。約翰·霍爾(倫敦:路特雷奇出版社，1994)。

[8] R. Lachmann，《從莊園到市場:1536-1640年英國的結構變化》(威斯康辛大學出版社，1987年)。；《不顧自身的資本家:早期現代歐洲的精英沖突和經濟轉型》(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

[9]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解釋社會學大綱》(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1922]1978)，第54頁

[10]蒂利(1990)第1-2頁。

[11]見卡諾伊對斯科普爾的批評(1984)，第220頁

[12]斯蒂芬·斯科羅內克，《建立一個新的美國國家:國家行政能力的擴展，1877-1920》(劍橋；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1982)。；丹尼爾·卡彭特，《官僚自治的形成:行政機構中的聲譽、網絡和政策創(chuàng)新，1862-1928》(新澤西州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1年)。

[13]這是拉赫曼(2000)的主要觀點。另見本書第二章。

[14]這是拉克曼新書的核心點。

[15]杰弗里·佩吉，《咖啡與權力:中美洲的革命和民主的興起》(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97年)。

[16]見拉赫曼(2000)，第1章。

[17]曼(1994)也提到了這一點。

[18]加埃塔諾·莫斯卡，《統治階級》(紐約:麥格勞·希爾，[1896]1939)。；維爾弗雷多·帕累托，《精英階層的興衰:理論社會學的應用》(紐約托托瓦:貝德明斯特出版社，[1901]1968)。

[19] C .賴特·米爾斯，《權力精英》(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59年)。另見理查德·拉赫曼，“沒有階級斗爭的階級形成: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精英沖突理論”，《美國社會評論》(1990): 399-401。對這三位學者更詳細的評價。

[20]邁克爾·伯頓和約翰·希利，“精英定居點”，同上(1987年)。；約翰·希利和理查德·岡瑟，《拉丁美洲和南歐的精英和民主鞏固》(劍橋，馬薩諸塞州:劍橋大學出版社，1991年)。

[21]例如，svenstein mo，Kathleen the len，and frank longstreth，eds .，結構政治:比較分析中的歷史制度主義(劍橋，麻省:劍橋大學出版社，1992)。詹姆斯·馬奧尼和凱瑟琳·安·澤倫合編?！督忉屩贫茸冞w:模糊、代理和權力》(劍橋，麻省:劍橋大學出版社，劍橋，2010)。

[22]最經典的文獻是道格拉斯·c·諾斯和羅伯特·保羅·托馬斯的《西方世界的崛起:一部新的經濟史》(劍橋，麻州:劍橋大學出版社，1976年)。

[23]關于對公民身份的這種理解，見t.h .馬歇爾的《公民身份和社會階層:和其他論文》(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50年)。

[24]見本書第2章(拉赫曼，2010年)。

[25]這是社會學家默頓提出的一個概念，意思是大理論與地方史之間的研究。

[26]見本書第26-30頁。

[27]維維安·施密特，“話語制度主義:思想和話語的解釋力”，安奴。Polit牧師。Sci。11(2008).；“通過讓國家再次回歸而將政治回歸政治經濟”，《世界政治》61，第3期(2009): 516-46。

[28]科林·海，“建構主義制度主義”，載于《牛津政治制度手冊》，第一版。R·A·W·羅斯、賓得和洛克曼(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

[29]彼得·霍爾，編輯?！督洕枷氲恼瘟α?跨越國家的凱恩斯主義》(普林斯頓: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9)。

[30]菲利普·格爾斯基，《學科革命:早期現代歐洲的加爾文主義和國家的崛起》(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3年)。

[31]維維安·安·施密特，《歐洲資本主義的未來》(牛津；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32]弗蘭克·多賓，《鍛造產業(yè)政策:鐵路時代的美國、英國和法國》(英國劍橋；美國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1994)。

[33]吉爾·埃亞爾、伊萬·塞利尼和埃莉諾·湯斯利，《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后共產主義中歐的階級形成和精英斗爭》(倫敦；紐約:維索，1998)。；吉爾·埃亞爾，《后共產主義精英的起源:從布拉格之春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矛盾》(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2003年)。；安德魯·施萊弗和丹尼爾·特雷斯曼，《沒有地圖:俄國的政治策略和經濟改革》(麻省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2000)。

[34]布魯斯·j·迪克森，《中國的紅色資本家:政黨、私營企業(yè)家和政治變革的前景》，劍橋現代中國系列(英國劍橋；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2003)。

[35]埃里卡·唐斯，“中國政治中的商業(yè)利益集團:石油公司的案例”，載于《中國不斷變化的政治格局:民主的前景》，第二版。李成(華盛頓特區(qū):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社，2008)。；基爾德埃里克Br？《中國政治與商業(yè)集團的形成:黨在控制？》，《中國季刊》211年第1期(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