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商務(wù)印書館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zhì)文明、經(jīng)濟和資本主義》十套樣書送到我家。書籍的封面、版式、插圖等設(shè)計極其精美，令人愛不釋手。編輯希望我用講故事的方式，告訴大家譯書的經(jīng)過及其中的艱辛。盛情難卻，我想，不妨講述一下自己成為布羅代爾中文譯者的前因后果。

我退休前在中央編譯局，本職工作是把中央領(lǐng)導人的著作及兩會文件翻譯成法文，按說很難與外國史學名家發(fā)生任何交集。然而，太多的機緣巧合讓不可能變成可能。

事情要從1978年說起。中國社會科學院接待法國的一個學者代表團，邀我充當陪同翻譯。以布羅代爾為首的年鑒派史學是法國學界的驕傲，代表團自然津津樂道地詳加介紹。在他們所做的學術(shù)報告里，我第一次聽到布羅代爾的大名，并得知“文明史”“長時段”“跨學科研究”等新概念。為了把報告中那些陌生的東西翻譯清楚，我不得不請報告人在每場報告前專門為我開點小灶。這點“特殊待遇”，讓我打開了新視野。但在當時，這些知識與我的本職工作畢竟相距甚遠，我并沒有作進一步探究的意圖和動力。

出人意料的是，代表團副團長雅克·勒高夫?qū)ξ耶a(chǎn)生了興趣，主動邀請我去由他擔任院長的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作訪問學者。就這樣，經(jīng)編譯局同意，我于1982年11月至1983年7月在巴黎進修了9個月。

法方的邀請意圖與我的個人愿望有一定的錯位。他們可能希望我在高等研究院能與法國學者有更多交流，加深對年鑒派史學的了解。而我當時卻一心想提高法語寫作能力，以期回國后做好本職工作。

此外，赴法前我已出版了兩本譯著：布朗基的《祖國在危急中》和阿爾都塞的《保衛(wèi)馬克思》。有關(guān)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獻資料、研究動態(tài)自然也吸引著我的注意力。因此，9個月中，我對年鑒派史學只給予了有限的關(guān)注。認真攻讀過的兩本書至今記憶猶新：勒高夫的《新史學》和孚雷的《史學作坊》。兩位作者都是布羅代爾最具影響力的門生，我有幸受到他們的多次宴請。然而說來慚愧，布羅代爾本人的大作，我一本也沒有讀過。

與布羅代爾唯一的一次見面，要歸功于《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地區(qū)》的譯者唐家龍先生。一天在巴黎街頭偶遇，他正尋找門路，想向作者當面請教幾個問題。我便利用自己訪問學者的身份，預(yù)約了與布羅代爾的會見?？墒牵覟槔咸谱髁艘姾蟊愦掖腋鎰e，并沒有參與談話。領(lǐng)略大師風采的一次極好機會不經(jīng)意間被我錯過，今天回想起來，真是追悔莫及。

與布羅代爾真正結(jié)緣，要等到他去世之后的1986年2月。北京三聯(lián)書店決定出版《物質(zhì)文明》中譯本，邀約施康強和我承擔翻譯工作。我們感到相當突然，甚至有點膽怯，因為早聽說過布羅代爾作品的廣征博引和艱澀難懂，深怕三大本巨著落在我們手里成了燙手山芋?？墒牵谌?lián)書店總經(jīng)理沈昌文的巧言游說下，又禁不住書中精美插圖的誘惑，我們居然皺著眉頭領(lǐng)受了任務(wù)。

而法國人文科學之家為促進其創(chuàng)始人布羅代爾的著作在國外傳播，可謂不遺余力。這家學術(shù)基金會特撥經(jīng)費，邀請施康強、我和夫人張慧君在巴黎逗留半年，以便我們能就近查閱資料和答疑解惑?；饡魅谓o我們簽發(fā)了通用借書證，可以在巴黎所有圖書館和博物館暢行無阻。

布羅代爾的夫人保爾·布羅代爾是我們最好的老師，她的幫助也最直接、最寶貴。她把丈夫生前的工作室騰出來，供我和張慧君居住。除了耐心解答問題外，還經(jīng)常講些她先生學術(shù)生涯中的趣聞逸事。更加難得的是，我可以隨時查閱布羅代爾在法蘭西公學講課的教案。為了講課需要，他在教案里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把正式出版物中讓人費解的語句和段落講得一清二楚。

通過翻譯布羅代爾著作的磨練，我的中譯法水平邁上了一個重要臺階。在1990年把《物質(zhì)文明》譯稿交齊后，我沒有停下腳步。1991年，應(yīng)商務(wù)印書館邀請為《地中?！返谝痪碜g稿作通讀校訂；1992—1994年，與張澤乾合作翻譯《法蘭西的特性》1—3卷；1995—1996年，和張慧君一起編譯史學文集《資本主義論叢》。

就這樣，十年時間里，我把這位史學大師的主要著作幾乎摸了個遍，用布羅代爾夫人的話來說，我可以“當之無愧”地自稱是“布羅代爾的中文譯者”。這十年的日日夜夜是我翻譯人生中最辛苦、最充實和最富成果的金色歲月。今天回顧二三十年前的往事，看到布羅代爾的著作因獲得中國讀者的歡迎而再版，我感到由衷的高興和自豪。

《 人民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