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朱允炆失蹤之謎：建文帝出逃39年后回紫禁城

斯時，血淋淋的事實就在眼前晃動，即使出于最本能的自我保護意識，任何知道建文帝行蹤的人，也得把嚴自己嘴上的開關了。這就是朱棣為了清除建文帝的一切影響，包括所有文字記錄和建文年號的絕對敏感期。在這一時期內(nèi)，傳遞任何有關建文帝蹤跡的言論和文字都有可能掉腦袋。因此，經(jīng)過絕對敏感期對有關建文帝文字記錄的反復清理，使本來可以清晰了解建文帝蹤跡脈絡的線索，就這樣在官方的文字記錄中消失了。

幾百年來,建文帝出亡以后的蹤跡，始終成為人們不懈探究的歷史之謎。本人不久前曾寫過《在日本發(fā)現(xiàn)了建文帝的后裔》一文，試圖探究建文帝的下落，其實，本人也自覺該文難以自圓其說。正因為建文帝己經(jīng)成了歷史之謎，故此誘人去探謎、去解謎；現(xiàn)寫此文，意圖再探歷史之謎。本來，建文帝出亡以后的蹤跡是有線索可循的，可是，為什么線索竟會消失，而使之成為歷史之謎的呢？

朱棣起兵，謂之“靖難”，打出的旗號是“清君側(cè)”，堂而皇之的理由是“效周公輔成王”，可就在他因“靖難”而攻破京城后，他要輔佐的“成王”卻不知了去向，這難免會使人們心生疑竇，坊間遍布疑云。此“疑”乃是朱棣的心頭大患，因為這會直接影響他能否坐穩(wěn)那張龍椅。由是，斯時就成了對建文帝問題的絕對敏感期，而朱棣對這一時期內(nèi)的敏感人物的處理也特別殘酷。譬如：在政治上不能與朱棣保持一致的方孝孺、鐵鉉、景清、練子寧，下場都很慘；方孝孺被滅了十族，鐵鉉被下了油鍋，景清被剝皮碎肉，練子寧被割了舌頭。斯時，血淋淋的事實就在眼前晃動，即使出于最本能的自我保護意識，任何知道建文帝行蹤的人，也得把嚴自己嘴上的開關了。這就是朱棣為了清除建文帝的一切影響，包括所有文字記錄和建文年號的絕對敏感期。在這一時期內(nèi)，傳遞任何有關建文帝蹤跡的言論和文字都有可能掉腦袋。因此，經(jīng)過絕對敏感期對有關建文帝文字記錄的反復清理，使本來可以清晰了解建文帝蹤跡脈絡的線索，就這樣在官方的文字記錄中消失了。

從清初吳乘權(quán)等人編纂的《綱鑒易知錄》看，公元1402年的“靖難之變”后，歷經(jīng)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三代，直至明英宗朱祁鎮(zhèn)正統(tǒng)五年（公元1440年），建文帝朱允炆終于浮出了水面，有關建文帝蹤跡的文字，在民間紀史的文字中均有記載，說是“不知去向”，其實歷歷在目。

《綱鑒易知錄》有“永樂六年（公元1409年）夏五月，建文帝還滇”一條，稱：“先是上命太監(jiān)鄭和航海通西南諸國，和數(shù)往來云貴間蹤跡建文帝，帝東行至善慶里，是月復還滇?！苯Y(jié)合鄭和第一次至第三次下西洋的時間（第一次1405-1407年，第二次1407-1409年，第三次1409-1411年）來看，此文記載的“和數(shù)往來云貴間蹤跡建文帝”，恐怕并非出于杜撰與猜測。

據(jù)《綱鑒易知錄》記載：“永樂五年（1408年）夏六月，建文帝白龍庵災，程濟出山募草?！睘榱私o“蹤跡建文帝”作證，《綱鑒易知錄》中還有：“永樂七年（1410年）春三月，建文帝復至白龍庵”一條，稱：“工部尚書嚴震使安南，密訪建文帝，忽與帝遇于云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于驛亭中。帝復結(jié)庵于白龍山，尋復舍白龍庵他去?！彪m然都負有“密訪建文帝”的使命，但嚴震卻與鄭和不同，嚴震是建文帝的舊臣，他們之間的君臣關系猶在，舊主情難了，新君命難違；在對建文帝行蹤絕對敏感的永樂年間，處在“兩難”之中的嚴尚書，只能選擇“夜縊于驛亭中”自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