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雨樹先生一生做了很多開拓性的事情:他是國際知名的日耳曼學者——海涅、席勒、茨威格專家；他是一位杰出的學術(shù)外交家，是推動德國學術(shù)界在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他是一名教育家，是一名模范教師。他培養(yǎng)和激勵了幾代中國日耳曼學者。但毫無疑問，他在德語文學翻譯上投入的時間最長，花費的精力也最多。據(jù)統(tǒng)計，僅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他就出版了500萬字的譯本，主要是翻譯和編輯不久前出版的《海涅選集》、《席勒全集》、《茨威格小說全集》。在中國，海涅等德國古典作家都與張雨樹這個名字緊密相連。他翻譯的海涅的詩、浪漫主義、魯塔齊亞、席勒的戲劇《強盜》、《瑪利亞·斯圖亞特》和《沃倫斯坦》、斯蒂芬·茨威格的短篇小說《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和傳記《當人在星空》已成為德國文學經(jīng)典中的中國經(jīng)典。眾多讀者通過張雨樹先生的翻譯，以及德國著名女詩人安妮特·德羅斯特-韋爾斯霍夫的詩歌和維也納現(xiàn)代主義作家阿圖爾·施尼茨勒的心理小說等了解了海涅、席勒和茨威格。很多青年學生因為張雨樹先生的翻譯，走進了德國文學研究的大門。

在他勤勤懇懇的一生中，可以說翻譯是他的第一天職，翻譯介紹德國文學是他的人生使命。正是因為翻譯是天職，張雨樹先生從50年代北大燕園的學習時代到晚年，孜孜不倦、全心全意地從事了60年的中德文學翻譯和介紹工作。如果對這個事業(yè)沒有堅定的信念，如果沒有日月星辰般的英氣和赤子之心，60年的堅持就很難了。

張玉書

張雨樹先生做了60年的翻譯，絕不是一條坦途。無論在什么情況下，他始終堅守著自己的使命:翻譯并向中國讀者介紹德國文學中最能體現(xiàn)理想情操和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品，為衰落的時代提供高水準的道德標準。正如他的摯友、文革后首任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駐華大使在《友人來自遠方》這本紀念他七十壽辰的散文集的長篇介紹中對張先生的評價一樣:“張雨樹先生是德國文化的熱情崇拜者，是一位真誠的愛國者。他用德國經(jīng)典作品中的人性美和道德美來治愈世人的心靈?！弊髡呤?995年北京大學西文系德語專業(yè)本科生，1999年碩士研究生。他在張先生的指導下完成了碩士論文。聽了張先生多年的教誨，在他的演講和書信中，我能感受到張先生的熱情。說到及時治理，評價人，闡述學術(shù)理論，我們總是著眼于國家的興亡，善惡的興亡，大道的存廢。當我們談到不公平的事情時，我們的熱情變成了深深的憤怒，如果金剛生氣了就指責惡團，這和日常的溫柔大相徑庭。這時，正如夏紫所說，一位紳士“看著它，也就是說，它也是溫暖的，聽著它的話?！?/p>

張雨樹先生的翻譯之路

2009年，張雨樹先生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發(fā)表了一篇關(guān)于治學之道的文章，文章謙虛地題為《回首，我看到了我的路》。今天回顧一下王先生60年的翻譯之路:路是藍色的，去開山林，最后是欣欣向榮，碩果累累。俗話說:“回頭看，我看見了我的路，臥在層層深深的陰影里”。他的翻譯道路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進入北大后的學習期，改革開放后的成就期，以及退休后的德國文學翻譯年刊《德國文學與文學批評》的創(chuàng)辦。

張雨樹先生1953年考入北京大學，選擇德語專業(yè)，因為他在中學時喜歡傅雷先生翻譯的《約翰·克里斯托弗》。主人公的原型是德國萊茵河的貝多芬。張先生1953年在北京大學西文系主修德語，培養(yǎng)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批日耳曼學者。畢業(yè)后，他加入了全國各地的大學，建立德語系?？梢哉f，他們塑造了新中國德國文學譯介的地圖。系主任馮志先生親自擔任高一班主任，教語法；田先生任二至四年級班主任；生于德國的教授趙林克迪先生像慈母一樣，對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照顧得很周到；外教譚瑪麗女士負責糾正發(fā)音。除了德語專業(yè)，朱光潛老師教英語翻譯，俞大燮老師教英語教學，中文系的小雷南老師教中文寫作。大師的學術(shù)成就和品格對學生有著深遠的影響。當時班里的學習氛圍非常濃厚，同學們分秒必爭，拿到了一本舊版本的海涅《中國漢字詩集》。作為寶藏，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傳播，“班上一半人都在翻譯海涅”。

馮志先生是他翻譯的向?qū)А?954年暑假，剛學了一年德語的張雨樹翻譯完海涅的抒情詩集《抒情間歇期》，饒有興趣地遞給馮志先生。沒想到，他得到的卻是:“更流暢，更不含蓄”?！@句話讓他安定下來，努力學習，充分鍛煉自己的德語能力。1957年畢業(yè)后，我留在了北京大學，從教后，我繼續(xù)努力追求，日新月異。他的專業(yè)研究精神得到了馮至先生的支持，他在海德堡大學讀書的時候也把他的拉丁文課本給了他。1963年，馮至先生推薦他翻譯了《歌德與艾克曼的對話》，并在《世界文學》上發(fā)表，這是他的第一個譯本。馮先生將他介紹給李健吾先生，并翻譯了席勒的美學論文、萊辛的《寓言集》和海涅的《論浪漫主義》等古典文學理論譯著。1986年，在馮至先生第一次翻譯海涅詩歌32年后，他向人民文學出版社推薦了他編輯的四卷本《海涅集》。

回憶起物質(zhì)貧乏的時候，王先生的話里總是充滿了精神上的樂觀和自由，只抱怨時間太少，沒有悲傷和沮喪的感覺。他在《外語學習六十年》中寫道:白天忙于各種事務，利用凌晨凌晨兩個小時提高外語，練習翻譯。他利用各種條件學習外語:與李福寧先生學習拉丁語，與他的老朋友羅先生交流法語專業(yè)，在字典里自學意大利語，翻譯普契尼歌劇《托斯卡》的意大利文學劇本，并在《音樂藝術(shù)》上發(fā)表。這種對知識的癡迷源于“翻譯是第一責任”的信念，這支持了張先生在不安的歲月里沉浸在學習中。一旦條件成熟，就會燃燒理想主義的激情。

1977年恢復高考，教學科研正常秩序開始恢復。1985年，張玉書先生被國務院特批為博士生導師。在新形勢下，除了教學和翻譯之外，還需要加強科學研究。198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海涅·席勒·茨威格。《匆匆回顧》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

學德國文學的人都是矛盾的:想評論一些作家，但是介紹的不多或者從來沒有介紹過。這樣寫評論就無法得到讀者的附和。所以我想翻譯一下這些作家的作品，然后評論一下。不過翻譯是另外一門學科，能寫文章也不一定能翻譯。況且長期翻譯一本巨著是不可能有很多時間寫評論的。結(jié)果痛苦進退兩難，討厭時間的流逝，討厭歲月的蹉跎。

這段話引起了很多外語專業(yè)學者的共鳴，也是對個人乃至整個外語專業(yè)學術(shù)道路的反思。從1977年到2005年退休，在過去的30年里，王先生的學術(shù)研究是以翻譯為基礎的，他的研究對象是翻譯最多的三位作家:海涅、席勒和茨威格。這也是最能引起他精神共鳴的三位作家。他一直堅持外語學者必須具備翻譯、科研、教學三種能力。在重要性上，翻譯應該放在第一位。翻譯外國作品不僅可以開拓人們的智慧和傳播知識，而且對漢語本身的發(fā)展也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1979年，張玉書先生對文革前翻譯的海涅《論浪漫主義》和《詩集》進行了修訂，增加了大量研究性注釋，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反響強烈。它成為先生最著名的譯本之一，受到幾代學者的高度尊重和喜愛。海涅的《論浪漫主義》以詩人的筆法論述了德國文學的發(fā)展，介紹了各派作家的特點:觀點犀利獨到，文筆雄健自然，閱讀酣暢。《詩歌集》自然質(zhì)樸，詩情豐富，凄而不傷，華美而不俗。他的翻譯完美地再現(xiàn)了海涅作為詩人和批評家的兩種寫作風格。1986年，出版了四卷《海涅選集》。海涅先生的翻譯無異于一面鏡子，鼓勵人們凈化自己的文風，重新認識漢字的美。

席勒謳歌的古典人文主義理想充滿了英雄主義和獻身精神，他短暫而輝煌的一生與第一代人產(chǎn)生了共鳴。2005年，他翻譯并編輯了六卷本《席勒選集》并出版。他的本意是用席勒筆下人物的唯心主義去對抗腐朽的唯物主義世界潮流。2005年，《席勒選集》出版，席勒國際研討會召開。德國著名學者沃爾夫·萊彭尼斯(Wolf Lepenies)出席并在德國《世界報》(Le Monde)上撰文《席勒和海涅如何影響現(xiàn)代中國》，感嘆以張玉書先生為代表的中國日耳曼學者的翻譯所帶來的影響:“今天誰要判斷德國文化的價值，就得去中國，那里的人對德國古典精神很感興趣。

斯蒂芬·茨威格作品中強烈的人道主義和詩意也是張老師選擇茨威格的原因。茨威格長期被西方學術(shù)界邊緣化，很多德國同事認為茨威格是一個只能浪漫的通俗作家。他不這么認為，但一直認為中國的茨威格熱證明了茨威格作品的價值。他根據(jù)多年的教學和研究，寫了一本茨威格的批判傳記，對茨威格進行了全面的評價，并翻譯了《一個政治人物的畫像——良心反對暴力》等作品，意在加深人們對這位人道主義斗士的認識，糾正偏見。國際茨威格協(xié)會會長希爾德馬爾·霍爾(Hildemar Holl)出席了2012年在北京舉行的國際茨威格學術(shù)著作研討會，對中國茨威格的翻譯和研究深感全面震驚。

張雨樹先生既是翻譯又是老師。作者就讀于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德語系，親身經(jīng)歷先生為學生批改譯文，選詞謹慎，一絲不茍。在他的指導下，作者所在的99級德國大師班一起翻譯了茨威格的《羅曼·羅蘭傳》，然后在華夏出版社出版。2004年，張雨樹先生從北京大學退休。他沒有選擇過舒適安寧的退休生活，也沒有專注于學術(shù)和翻譯工作以及個人成就。相反，他孜孜不倦地團結(jié)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1999年和2006年，他創(chuàng)辦了兩個年度學術(shù)和翻譯期刊《文學之路》和《德國文學和文學批評》。顯然，張先生首先關(guān)心的不是個人作為譯者的聲譽。他思考的是如何將中國日耳曼學的成果帶到世界，確立現(xiàn)代中國日耳曼學的文化主導地位，為世界同行提供獨特而豐富的漢語概念，這個過程離不開翻譯。他在文章中寫道:“我們這一代人很幸運，在前人開拓的基礎上，在日耳曼學的研究中充當了修路人的角色，修成了兩條‘文學之路’——新時代的絲綢之路。這兩本中國日爾曼年度刊物，讓我有機會將有限的精力融入到廣大中國日爾曼學者的無限精力和能量中。我覺得很幸福?！?/p>

《文學之路》是中國學術(shù)界第一份德國學術(shù)期刊，發(fā)表德國學術(shù)論文，增進中國日耳曼學者與國際同行的交流；《德國文學與文學批評》是中國世界第一份系統(tǒng)翻譯和介紹德國文學的專業(yè)年刊，用于支持和鼓勵德國文學的翻譯和研究，培養(yǎng)中青年譯者。這兩種學術(shù)期刊成長了20年，極大地促進和見證了德國學術(shù)界在中國的成長和壯大。從這個平臺上，涌現(xiàn)出一批優(yōu)秀的中青年學者和翻譯家，為2015年在中國上海召開的首屆日耳曼學國際會議做出了貢獻。

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里，王先生仍然堅持日常翻譯工作，保持著較高的產(chǎn)量。他先后完成了幾部長篇傳記《茨威格列傳》、《巴爾扎克列傳》、《昨日的世界》和《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列傳》。他在給作者的郵件中寫道:“我不太關(guān)心我病情的發(fā)展。工作是最重要的。沒有工作的生活毫無價值?！?017年《文學之路》年會是《文學之路》成立18周年?！段膶W之路》的成人禮成了百余名年輕的日耳曼學者參加的盛會。滿頭銀發(fā)的張雨樹先生依然興高采烈地出現(xiàn)在大家面前，參加茨威格傳記《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傳》的發(fā)行，掌聲雷動。

張雨樹先生的翻譯方式

張玉書先生60年的翻譯實踐形成了自己的翻譯哲學。他認為:

第一，譯者要有敏銳的理解能力，相當?shù)男摒B(yǎng)和洞察力，體會原作的藝術(shù)境界。比如他把海涅的詩說成是“光”，把席勒的瓦倫斯坦說成是“凝重而莊嚴”，把茨威格的“人道主義思想”說成是“強烈的詩意”?！皼]有敏感的頭腦，溫暖的同情，適當?shù)男蕾p能力，相當?shù)纳鐣啔v，足夠的常識，很難透徹地理解原著，即使理解了，也未必能深刻地理解。”用翻譯來傳達作家作品的魅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像張老師崇拜的傅雷先生認為:“翻譯要像畫畫，要的不是相似而是相似。”所謂傳神，就是把原文的精神傳達出來，把字里行間的意思字面上表達出來。要做到這一點，前提是要透徹理解原著，深刻理解作家的風格。

其次，一個好的譯者應該努力提高自己的漢語水平，尤其是學習簡潔的古代文學。在翻譯海涅的詩歌時，王先生用唐詩宋詞來培養(yǎng)良好的語感。在翻譯席勒的戲劇時，為了表達莊嚴的氣勢，他每次翻譯前都會閱讀古典小說，以便找到合適的語感和合適的語氣。

第三，王先生回憶說，他剛開始學翻譯時，常常受到原文句型的限制。他提出，一個好的譯者應該善于用形象思維，用漢語表達相同的內(nèi)容，同時考慮到漢語的特點。這種說法接近于錢鐘書先生在1964年發(fā)表的《林紓的翻譯》一文中提出的文學翻譯的“轉(zhuǎn)換理論”，即把一部作品從一個國家的語言轉(zhuǎn)換成另一個國家的語言，既能揭示由于語言習慣的差異而產(chǎn)生的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留原作的韻味，可視為“轉(zhuǎn)換”。

張雨樹先生的翻譯已經(jīng)轉(zhuǎn)型。換句話說，翻譯版本太忠實于原文，讀起來不像翻譯版本。就像傅雷說的，“好像是原著作者的中文寫法，原著的轉(zhuǎn)世?！鄙眢w變了，但精神和姿勢還是一樣?！爱斪x者讀《論浪漫主義》時，會覺得讀的不是譯本，而是海涅飾演的張雨樹先生的中文寫作。

2019年1月5日，張雨樹先生攜鶴西歸，離開了他熱愛并工作了一輩子的中國日耳曼學。當王先生逝世的消息傳出后，同事、朋友、學生、讀者和各大媒體紛紛發(fā)表文章，紀念這位杰出的德國文學翻譯家和教育家。在他病重住院期間，作者去看望他，并提到學生在作者的德國文學史課上讀海涅的《論浪漫主義》。青年學生感謝張玉書先生在畢業(yè)論文后記中對其翻譯的指導，北大德國研究中心正在進行德國浪漫主義跨學科研究，這讓他深感欣慰。

以翻譯和介紹德國文學為己任的杰出翻譯家張玉書先生，用畢生的辛勤勞動詮釋了翻譯家的使命。他的翻譯和精神繼續(xù)滋養(yǎng)著我們，引領(lǐng)著我們，激勵著我們。張雨樹先生，永遠在光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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