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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吉拉:請擁抱我身體之上的靈魂

Fuz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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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亞和東南亞，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叫做“黑吉拉”，他們被認為是雙性戀，因為他們在出生時缺乏特定的性別特征。如今，“黑吉拉”在印度、孟加拉等國已經(jīng)成為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他們來自各行各業(yè)，有著復雜的宗教背景。他們的群體可以細分為跨性別者、被閹割者、雙性戀者和跨性別者。根據(jù)傳統(tǒng)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黑吉拉”是神圣的象征，被認為是“上帝的舞者”。這個團體被邀請在印度上流社會的傳統(tǒng)婚禮和葬禮上祝福和驅邪。然而，目前“海吉拉”群體的實際生活狀況并不樂觀。在西方文化尤其是性別觀念的廣泛影響下，“海吉拉”受到歧視和孤立，甚至不得不依靠乞討和賣淫謀生，從而逐漸成為社會中的邊緣人，成為西方醫(yī)學和心理學中構建的性少數(shù)。

臺灣省導演蔡于2018年制作的電影《海吉拉》就是以這個特殊的群體命名的。影片涉及雙性戀問題，講述了女高中生劉婉婷在一次意外后得知自己是雙性戀，因女性性器官受損而不得不再次以“男性”身份面對愛情和友情的故事。至于女主角劉婉婷作為雙性戀者的特殊地位，即使面對她過去最好的女伴，也很難談論。她認為這種性別特征是屈辱和可恥的，是每天都降臨在她身上的“不幸”。事實上，隨著西方近代主流的性和性別觀念，即男/女二元性別觀念深入人心，任何難以納入這一框架的性別都受到了保守的批判，像黑吉拉這樣的雙性戀者從出生起就受到了社會的歧視和排斥。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隨著第二次女權運動浪潮的興起，現(xiàn)代西方性別學者和女權主義學者開始對傳統(tǒng)的性別建構和性別認同意識形態(tài)提出質疑，以期為多重性別開辟一個新的空空間。

身體與精神的矛盾一直是哲學家和性學家關注的焦點，也是電影《黑吉拉》女主角劉婉婷在遭遇意外并發(fā)現(xiàn)自己有雙性戀器官時必須面對的問題。當醫(yī)生告訴她，她的子宮和卵巢幾乎完全被意外破壞時，保護男性生殖器別無選擇，只能救她的命。這意味著，一直過著女人生活的“她”，下半輩子都會變成“他”，繼續(xù)過著男人的生活。變性手術后歸來的劉婉婷，或者說是一個改名為劉婷的“男孩”，失去了面對初戀男友文和前同性朋友何希真的勇氣，這也反映了這種身體變化在現(xiàn)實生活中可能引發(fā)的許多問題。一直被西方玄學貶低的“身體”成為了這種意想不到的變化的主角，我們不得不思考身體在定義我們身份的過程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自笛卡爾身心二元論以來，“身體是靈魂的牢籠”這一概念已被西方社會科學普遍接受。在此基礎上，19世紀末的西方性別理論研究，即本質主義，把解剖體作為判斷個體性別是男是女的首要標準，提出某種永恒的生物性決定了兩性的性別和性別氣質。這一時期的精神病學家和性學家認為，性和性別氣質是建立在生物身體的基礎上的，所以女性化的男性或男性化的女性自然被認為是性變態(tài)的產物，即他們體內決定正常性別和性別氣質的因素的不平衡，這成為許多性學家解釋同性戀的理由。直到?？略凇兑?guī)訓與懲罰》一書中指出，話語和權力所構建的一系列效應被視為某種永恒的本質，覆蓋并束縛著我們的身體。福柯通過譜系學追溯西方關于性的傳統(tǒng)話語，以及它們是如何建設性的，性行為和性別氣質。法國現(xiàn)象學家梅洛-龐蒂也在《知覺現(xiàn)象學》中明確指出，身體作為“性的存在”，是一種“歷史觀念”，而不是“自然物種”。這意味著身體必須通過特定的歷史情境來表達其意義，而不是由某種內在的本質方式預先決定。梅洛-龐蒂堅持認為，身體不僅是一種歷史觀念，而且是一組可能性，等待不斷實現(xiàn)。受?？聠l(fā)和影響的后現(xiàn)代女性主義學者進一步指出，性別不是一個永恒的生物學事實，而是在漫長的歷史、社會和文化中構建的產物。語言學、結構主義和女性主義的發(fā)展為我們思考身體和靈魂以及性別主體的建構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視角。就像電影《黑吉拉》中的女主角劉婉婷一樣，她從一開始就拒絕和排斥這種身體的改變，最終嘗試著與這種新的陌生的身體一起生活，學會如何成為“他”——一個男性。值得一提的是，“學會做人”與美國著名性別理論家朱迪斯·巴特勒的“行動”理論不謀而合。巴特勒指出，身體性別和社會性別都是社會話語建構的結果，而性別本身是運動的產物。在此之前，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引用了前人的觀點，指出女性，推而廣之，任何社會性別，都是歷史的境遇而非自然的事實。他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明顯強調了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區(qū)別:前者具有生物學事實，后者作為這一事實的文化解釋或意義。根據(jù)這種區(qū)分，女性作為事實是沒有意義的，但當女性成為女性時，就應該迫使身體符合“女性”的歷史觀念，誘導身體成為文化符號，為了服從歷史所定義的一種可能性而化身自己，并以一種連續(xù)的、重復的有形方案來實施化身。巴特勒認同涵蓋身體性別的性別是社會話語的產物，但在法國女性主義學者莫妮卡·維蒂希等女性主義理論家的影響下，她進一步指出身體性別和社會性別一樣，也是社會話語規(guī)范建構的結果。在她看來，身體從一開始就是性別的產物，所以不存在所謂的“自然身體”。這意味著生物體本身并不是一個自然的事實，而是和社會性別一樣，是由巴特勒分析的社會話語產生的。巴特勒的理論看似激進，但其目的實際上是打破傳統(tǒng)上建立在生物身體上的一系列性別意識形態(tài)和概念，從而為更復雜的性和性別形式開辟生存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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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視角重新審視劉婉婷的困境，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正是社會傳統(tǒng)性別觀念的無形枷鎖，使得她不得不通過身體的性別表征來界定“我是誰”。劉婉婷的第一任男友文唐生對擁有男性生殖器身體的劉婷的回避、猶豫和最終接受的過程，也體現(xiàn)了我們是被身體定義的。此外，我們被構建我們身體的社會話語所困，導致對各種“習俗”的沉默接受。巴特勒理論的顛覆性在于:身體和性別只是社會文化和話語的產物，后者通過“強迫異性戀”制度將性別維持在雙重框架內。在主流社會的強迫異性戀制度下，無論男女都被要求甚至被強迫成為異性戀。在這種社會機制的運行中，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被定義為永恒的實體，使得異性戀和異性戀文化的霸權地位得以延續(xù)。電影《海吉拉》三大主角中，劉婉婷和何希真曾是親密的女性密友；劉婉婷和文開始了美麗純潔的初戀。然而，隨著劉婉婷的身體由“女”向“男”的轉變，三人之間的感情也發(fā)生了變化:何Xi真正的激情逐漸轉向劉婷，從而能夠發(fā)現(xiàn)自己的雙性戀傾向；劉庭的激情依舊面對文；溫需要面對他初戀女友的男性身體。這種復雜關系的背后是對強迫異性戀制度的操縱，使得所謂合理正常的情欲局限于異性，從而忽視和排斥同性以及更為復雜的雙性人和變性人情欲問題。在電影《黑吉拉》中，當劉婷和溫沖破內心，回到從前的親密關系時，“同性戀”夫婦不得不面對周圍人異樣的目光和竊竊私語，受到主流性別文化和規(guī)范的懲戒。周圍人激烈反應背后的邏輯是西方主流性別觀念中的性變態(tài)和性變態(tài)。其背后的二元論再次揭示了所謂的主流和正常的性別意識形態(tài)是從一系列話語和權力斗爭中誕生的，而特殊和少數(shù)群體的性別和性取向往往被污名化、偏見化、排斥甚至迫害。在影片中，當劉婉婷變成了劉婷，失去了自己的“女性”身體時，文唐生并沒有把它投射到其他“女性”身上。相反，文因為愛人性別的改變而改變了自己的性取向，因此被置于“同性戀”而非“異性戀”的框架之下，不得不面對主流社會力量。這種性取向的轉變背后，自然與一系列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規(guī)訓有關，也就是巴特勒所指出的話語的權力運作。

電影《海吉拉》的結尾，劉婷站在天臺上，閉上眼睛，張開雙臂，默默地對天空說:“請擁抱我的靈魂，在我的身體上，相信愛能讓靈魂起死回生，讓我得到上帝的祝福。”從歷史上看，“海吉拉”曾經(jīng)享有上帝的庇佑，是“上帝的舞者”，這使其有別于主流群體，在社會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在現(xiàn)代西方傳統(tǒng)性別觀念的影響下，“他們”或“他們”被迫走下神壇，成為主流群體之外的變態(tài)群體，從而被邊緣化。與“黑吉拉”群體一樣，影片中的主人公由于性器官的變化，引起了一系列涉及自身和他人的性別定義類型和性別取向的變化，而像劉婉婷、溫那樣勇敢的、從傳統(tǒng)性別意識形態(tài)的牢籠中解放出來的個人和群體，又一次面臨著被新的性別身份重新定義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巴特勒、酷兒理論家等女權主義學者的相關理論，以及黑吉拉等以性少數(shù)為名的影視作品，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被歧視、被邊緣化的群體再次話語權，從而挑戰(zhàn)和挑戰(zhàn)了傳統(tǒng)社會性別意識形態(tài)的霸權，批判和解構了社會話語和權力的操控和規(guī)訓，為性少數(shù)提供了空表達自我和接受自我的空間

參考文獻:

朱迪斯·巴特勒。性別問題:女權主義和身份的顛覆。紐約:路特雷奇，1999年。

朱迪斯·巴特勒。重要的身體:論“性”的話語限度。紐約和倫敦:勞特利奇，1999年。

宋素鳳。性別困境:女權主義與身份顛覆——后結構主義下的激進性別政治思維?！秼D女研究論文集》，2010年。

劉北成楊譯。紀律和懲罰。生活、閱讀與新知識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03。

艾世偉。論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別敘事理論”。南方文學，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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