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新城道中二首》是北宋文學家蘇軾創(chuàng)作的七言律詩組詩作品。這兩首詩是蘇軾在去往新城途中，對秀麗明媚的春光，繁忙的春耕景象的描繪。下面就和本站一起來了解下這首詩詞，歡迎閱讀！

　　《新城道中二首》（其一）

　　宋?蘇軾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檐間積雨聲。

　　嶺上晴云披絮帽，樹頭初日掛銅鉦。

　　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

　　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芹燒筍餉春耕。

【注釋】

　?、贃|風：春風。

　?、谛趺保好廾薄?/p>

　?、坫`（zhēng）：古代樂器，銅制，形似鐘而狹長，有長柄可執(zhí)，口向上以物擊之而鳴，在行軍時敲打。

　?、芪麽茫▂ān）：這里泛指山。

　?、蒺A：用食物款待別人。

　?、尬荷釛?，這里是放下之意。轡（pèi）：韁繩。

　?、呱⒉模涸敢驘o用而享天年的樹木。后多喻天才之人或全真養(yǎng)性、不為世用之人。

　?、嗑盱罚╬èi）鉦：收兵的號令。古代旗末端狀如燕尾的垂旒，泛指旌旗。

　?、狁罡憾瞬⒏?，這里指耕地之人。

　【賞析】

　　清晨，詩人準備去山里。這時，春風和煦，春雨初收，就好像是多情的春風為了詩人旅途順利而故意吹散了陰云，吹斷了屋檐積雨的聲音?！皷|風知我欲山行，吹斷檐間積雨聲”兩句，寫詩人出發(fā)看到久雨初晴時的愉悅心情。作者不直接說自己高興，卻從東風說起，賦予東風溫柔體貼、善解人意的美好性格，正因為詩人心中快樂，才覺得東風極通人性，正所謂“以我觀物，物皆著我之色彩”。這一聯(lián)，寫東風懂得詩人的心思，特意為之吹斷了積雨。新穎別致，饒有詩意，為全詩寫景抒情奠定了輕松活潑的基調。

　　中間兩聯(lián)寫山村美景。頷聯(lián)以山頭、白云、樹梢、初升的太陽等自然景物來加以描繪；頸聯(lián)選取了“野桃”、“溪柳”兩種典型的景物，把山村自然美景描寫得生機勃勃，洋溢著歡快的氣氛。尾聯(lián)由自然景物的描寫轉入對山中人生活的描繪，構成了一幅詩意盎然的山村風物畫。

擴展閱讀：蘇軾的詞作成就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于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chuàng)作主張。

　　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雖然柳永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fā)展，但他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這個任務有待于蘇軾來完成。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xiàn)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并論，由于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xiàn)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并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chuàng)作主張。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于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fā)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在詞的創(chuàng)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jié)并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后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xiàn)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tǒng)的表現(xiàn)女性化的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xiàn)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tǒng)上只表現(xiàn)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xiàn)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xiàn)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軾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xiàn)對人生的思考。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蘊。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tài)度。

　　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xiàn)出作者由積極轉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脫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繼柳永、歐陽修之后，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chuàng)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

　　蘇詞既向內心的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詞所表現(xiàn)的生活場景很狹小，主要局限于封閉性的畫樓繡戶、亭臺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開始將詞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關河、葦村山驛等自然空間，張先則向日常官場生活環(huán)境靠近。蘇軾不僅在詞中大力描繪了作者日常交際、閑居讀書及躬耕、射獵、游覽等生活場景，而且進一步展現(xiàn)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

　擴展閱讀：蘇軾的文章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著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xiàn)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tài)。其次，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guī)律。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tǒng)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蘇軾的散文呈現(xiàn)出多姿多彩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yǎng)，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zhàn)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lián)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蘇軾確實具有極高的表現(xiàn)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xiàn)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xiàn)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布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涌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于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fā)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于隨機生發(fā)，翻空出奇，表現(xiàn)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范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著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著，接近于賈誼、陸贄的文風。

　　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xiàn)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說、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xiàn)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敘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說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

　　蘇軾的敘事記游之文，敘事、抒情、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合得水乳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