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年底，被要求參加的各種社會文化活動突然卡在了一起，我就變得“重要”了。一個朋友甚至夸張地說，他幾乎可以從報紙上的新聞安排我的最新日程。真的是這樣嗎？只覺得空蕩來蕩去，飄來飄去。

沒想到，在無盡的電話中，一個蒼老的聲音傳了進來。當對方報出他的名字時，我忍不住拿著話筒站了起來:那是穆尼先生，30年前我上中學時的語文老師。他在電話里說，30年前的春節(jié)，我和同學曹琦一起工作，給他畫了一張年卡。那張年卡是文革初期丟的。老人說:“你能不能給我編一張圖，作為我晚年最珍貴的收藏？”老人的聲音因真誠而顫抖。

放下電話，我立刻決定，這將是我忙碌的年終活動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如果我坐在書桌前，就能看到60年代初快樂而悲慘的中學生活。當時很多優(yōu)秀的學者詭異地隱藏在中學老師中間。記得我們初中一年級自習班的班主任是著名學者鄭先生?，F(xiàn)在簡直就是奢侈感。上了高中，換了一個學校，但是學者還是很多。我的英語老師孫玨先生在英語和中國古典文學方面有雙重造詣，即使在今天的大學老師中也是如此。穆尼先生也是一個見過世面的人。至少當時我們在二手書店看到了他青年時代出版的三四本書，他因為某種原因躲在中學當語文老師。我記得他教我們語文的時候，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賽中得了一個大獎，吸引了其他學校的老師來我們班上課。穆尼先生精力很旺盛，課程內(nèi)容越來越深入。而且他當場問了我一些特別難的問題，我?guī)缀跻淮味即鸩怀鰜?。情況很尷尬。我心里抱怨:穆尼先生，你知道上課的人那么多，為什么不提前問我這么難的問題？我終于想通了:這是個書生，什么都不會耍小聰明。

即使是不成熟的眼睛也能識別知識和人格的光輝。那時候我們才14、15歲，一直在傻傻地想著該怎么感謝這些老師。根據(jù)孩子們的直覺，這些老師當時似乎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政治的影響，他們的生活非常不愉快。到了寒假，終于有了主意。全班同意在元旦向所有老師家拜年。那時候中學生買不起年卡，只好湊幾張白紙自己畫，然后分組步行互相送。說著，也吃不下老師家的東西，怯生生地敲了敲門，趕緊拿著土氣的年卡，他說了幾句話就走了。老師很多，汗流浹背。節(jié)日的街道上，有一群年輕的禮拜者匆匆忙忙。

我和曹琦代表全班畫新年賀卡。曹琦當時畫的比我好，就多畫了一點，我負責寫。無論你畫什么，寫什么，都無法超越十幾歲中學生的水平。然而，正是那種幼稚的潦草，深深地刻在了一個長輩的心里，所有的30年都被刻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