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許多歷史學家來說，近十年來最重要的學術事件之一，是《美國歷史評論》于二〇一五年刊登一篇對布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喬·古爾迪和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時任系主任的戴維·阿米蒂奇共同撰寫的《歷史學宣言》的尖銳書評，以及這倆位作者的回應。畢竟，作為世界頂級、學術影響因子居全球首位的專業(yè)歷史學期刊，書評向由該刊編輯部指定，再向專家約稿，還須經(jīng)過同行的匿名評審。然而，這篇書評自行投稿，沒有經(jīng)過匿名評審，編輯部的“引言”稱：這是一次“規(guī)則總有例外”，為創(chuàng)刊一百二十年以來的首次破例。

此前一年，即二〇一四年出版的《歷史學宣言》，張揚激越，撼動視聽。該書效仿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熱情呼喚無產階級積極參與共產主義革命，先是疾言厲色地批評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史家沉溺于研究個體行為、個別事件的細枝末節(jié)和某個短暫時刻，致使史學不斷“內斂化”；接著高調鼓動歷史學家關注氣候變化、不平等，社會、國家乃至全球治理——這些影響人類未來文明發(fā)展的大問題。就像馬、恩當年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lián)合起來，該書結尾也豪情滿懷地聲稱：“全世界歷史學家，聯(lián)合起來！你們會贏得一個世界，現(xiàn)在還為時不晚！”

沃爾特·謝德爾

于前近代的不平等，該書以探討古羅馬和中國這兩個不同類型而展開。前者，由古羅馬帝國首創(chuàng)，是通過軍事征服而分封土地，不平等體現(xiàn)在延續(xù)至中世紀歐洲盛行的貴族封建莊園制度。后者，則是自秦漢以來，通過建立中央專制皇權，不平等基于擔任官職而非私人經(jīng)濟活動所致。該書就中國歷史關于不平等的陳述，擷取的案例有自秦漢之時“富者田連阡陌”的豪強，清乾隆之時富可敵國的和坤，再一脈相承和千年未變的，竟然還有據(jù)他說財富排在二〇一五年福布斯世界富翁榜上第五十五位的周永康。

可能并非危言聳聽，是該書認為迄今為止的歷史顯示，要想大面積地消除貧富懸殊，只有通過他所謂“均富利器”的“四騎士” ——災難性大瘟疫、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劇變型革命和政權崩潰。簡要說來，上個世紀風起云涌的流血政治革命，以及今天“失敗國家”，秩序崩圮之后而留下來的普遍貧窮。至于災難性大瘟疫，如中世紀歐洲黑死病蔓延，兩次世界大戰(zhàn)，都導致了財富大幅縮水，致使社會不得不趨向平等。如果反觀該書沒有詳細談及的中國史，雖沒有多少歷史大數(shù)據(jù)作為支撐，古人卻留下了太多凄苦悲涼的相關傾述。諸如“山岳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以及“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等等——不早就深深地契入到我們的心髓和血脈中？

14世紀，黑死病席卷幾乎整個歐洲。

實際上，與中世紀歐洲還有不同， 即“均富利器”在中國催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多次數(shù)的農民戰(zhàn)爭。一九三九年，毛澤東與范文瀾合作撰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指出“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zhàn)爭的規(guī)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這個慘烈的歷史脈絡，可以從陳勝、吳廣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到東漢黃巾提出的“人無貴賤、皆天所生”，北宋王小波、李順的“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輩均之”，綿延至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太平天國洪秀全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就此“貧富不相齊”的歷史邏輯，龔自珍于清嘉慶二十一年撰寫的《平均篇》，總結得最讓人涕泗橫流：“至極不祥之氣，郁于天地之間，郁之久乃必發(fā)為兵燧，為疫癘，生民譙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

與之相應，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八〇年代初，馬克思主義居于中國史學主流，農民戰(zhàn)爭史和農民運動史的研究是重點之一。該研究與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資本主義萌芽、漢民族形成，并稱中國史研究的“五朵金花”。那時幾乎所有參與者，雖都認為這些農民戰(zhàn)爭的爆發(fā)，歸因于“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的極度不平等，重心卻試圖論證如果沒有先進階級和先進政黨的領導，舊式農民戰(zhàn)爭是無法取得徹底勝利的。一九六〇年代初，當時史學領軍人物的翦伯贊稍微偏離主題，提出了統(tǒng)治階級在大災大難之后，從休養(yǎng)生息計，通常會采行“讓步政策” 的觀點。翦伯贊及其追隨者們認為，那些“輕搖薄賦”、“減輕刑罰”、“選用廉吏”、“抑制豪強”和“招撫流亡”等措施，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或減輕相關不平等的危機。

那時除了中國之外，英美和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頗關注不平等和民眾反抗。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如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霍布斯鮑姆于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原始的叛亂：十九至二十世紀社會運動的古樸形式》，以及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匪徒》。他率先使用了“原始叛亂”、“社會匪徒”這兩個基本概念，生動地描述了綠林好漢、黑手黨、各種農民千禧年運動、都市暴民、以宗教為凝聚力的勞工運動，以及諸如共濟會和兄弟會這類反對不平等的社會抗爭。一九七五年，同樣享有世界聲譽的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E.P 湯普森，出版了《輝格黨和獵人：黑匪法的起源》，講述了十八世紀初在溫莎森林區(qū)，眾多面部涂黑的盜獵者與當局之間對抗和沖突的故事。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

毋庸贅述，關于 “原始叛亂”、“社會匪徒”，全都立足于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強調迄今為止的人類一切歷史都是階級斗爭歷史的理念。然而，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一些基于扎實歷史檔案的學院派歷史學家的研究發(fā)現(xiàn)，這些“原始叛亂”、“社會匪徒”的面目和實際所為，與通常所認定的“犯罪”界限十分模糊。一方面，他們是局外人、叛逆者、拒絕接受常規(guī)貧困的綠林好漢；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是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的盜匪和罪犯。這些歷史學家檢視相關科西嘉島、中國、希臘、馬來西亞、意大利和巴西等地的底層反抗，并沒有發(fā)現(xiàn)能與霍布斯鮑姆的到理論模型相匹配的歷史人物。

從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或許過于強調經(jīng)典理論的指導，當年那些馬克思主義農民戰(zhàn)爭史的研究確實不同程度地拔高、美化，乃至烏托邦化了這些底層民眾反抗?；舨妓辊U姆承認自己那本開創(chuàng)性的著作，連二手資料都未曾予以詳盡地搜羅整理，因為“本書并不意在成為一本詳盡性的學術著作”。更生動的一個事例，是二戰(zhàn)后在日本治中國明清社會經(jīng)濟史，也是重要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和東京大學教授的田中正俊，對學生說自己熬夜撰寫有關明代農民斗爭的論文時，睡夢中時常聽見那些農民的鼓勵：“我們能夠依靠的只有你了！”有趣的是，他夢中的農民們不是說中文而是法語。田中教授向來討厭行為舉止粗魯之人，尤其無法忍受有人隨地吐痰。有學生開玩笑地打趣道：“不過，鄧茂七那群人肯定常常隨地吐痰！”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令人佩服和贊嘆的，是那些虔誠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被剝奪者和被剝削者寄予的懇懇摯愛和拳拳同情。不過，在悲天憫人的情感之上，還有作為歷史學家的永恒知識理性和人道主義的普適原則，方能有效避免 “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的悲劇重演。就如